他在隐蔽战线战斗多年，传递出大量重要情报，却不知道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

多年后，因一次机缘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却只是说：“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就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中央特科英雄姚子健。

1915年，姚子健出生于江苏宜兴。

1933年初，他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姚子健认为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最后选择了制图班中的印刷专业。

1933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整个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仅剩八九个人。

1934年2月，国民党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围捕”，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也被叛徒出卖，革命陷入低潮，姚子健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被分配到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工作。

1934年，正是国民党加紧“剿共”的时期，中央苏区亟需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情报，姚子健就利用地图测量部门的便利条件秘密为党工作，来取地图的人需登记部队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

当时国民党内部管理松懈，从成摞地图中抽出一两张看不出什么破绽，所以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也会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

每到周六晚上，姚子健就提着一个小皮箱，将军用地图和资料藏在箱子底层，盖上书或衣服。乘一夜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将情报交给上海交通站的舒曰信和沈伊娜，当天晚上再乘火车赶回南京，次日照常上班，悄无声息地传递出大量情报。

中央特科提供的国民党军事“围剿”情报，经过党的地下交通传送到中央苏区，为中央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

七七事变后，姚子健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

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

中共香港情报站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一样的纸条：“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

落款是“小开”

后来姚子健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被派到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之后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鲜为人知的是，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如果不是几十年后，沈伊娜妹妹沈安娜的一次讲座，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姚子健说：“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图：姚子健与沈安娜

2018年，姚子健逝世，享年103岁。

姚老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就是《国家记忆》栏目组的采访，很多人曾追问姚子健那时到底发生过什么，姚老说得最多的是“不记得了”“忘记了”，但他没有忘记初心。

他在采访中说：“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不考虑利害得失。铁窗风雨，家常便饭。”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姚子健凭孤勇之躯，肩负起信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