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一生最得意的时光在延安，最纠结的时光也在延安。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罪孽都被延安放大了，离开延安，背负恶谥而声名远扬，成为政治路线斗争中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延续至今的历史意义在于，3年公派留学，6年驻外工作，再回中国，他自觉不自觉地操持着一副国际的眼光，主义的立场，用以观察中国，指点革命。革命才情成就其长篇大论，想入非非。斗争热情带给他宏大叙事，夸夸其谈。他飘浮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的真实社会现实之上，做人有失厚道，处事有失公道，终至于命乖运蹇，神经兮兮，客死他乡。

1937年11月，王明高调回国，从莫斯科飞抵延安，说他想夺权，其实未必如此；言谈举止间流露出那份强烈的使命感，确实咄咄逼人。

11月29日下午，延安天气晴朗而寒冷。王明乘坐苏联军用飞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历经半个月行程，降落在延河边简易的延安机场。同机到达的有其夫人孟庆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从迪化搭乘飞机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以及一位苏联顾问共四人。凛冽的寒风中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以及党政军工作人员百余人，热情地围上去。大家握手，拥抱，问候，合影。当晚有宴请，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答谢讲话，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中共进入一个新境界。据参加晚宴的张国焘回忆，“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酒酣耳热之际，席间有人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之间是否可以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对此大感兴趣。不料得到王明据实回答，“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我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

并且强调，他们此行在兰州停留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了才继续飞行，一路上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才降落机场。因此，指望苏联飞机运输军火武器到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王明说这些话，应该都是实情，但在有意无意中抬高了自己，大家表面上都无话可说，内心仰视中又有些失望情绪。

次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大院举行欢迎大会，继续团结喜悦氛围。张闻天主持会议，王明应邀首先发表演讲，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回来的，是来帮助指导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再次称赞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康生、陈云也发表简短讲话。接着，张闻天讲话中赞扬王明在克服“立三路线”时的积极作用，及其多年来在共产国际中卓有成效的活动；　赞扬康生在上海保卫中央安全做出了贡献；　赞扬陈云是执行遵义会议精神的模范。最后，毛泽东发表讲话，高度肯定王明在莫斯科起草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欢迎会上掌声不断，气氛热烈。毛泽东发言很兴奋，好像喝了点酒。

兴奋之余，王明赋诗七绝，文白夹杂，歌以咏志：“国际连番命启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风云变，蒋请苏机万众迎。”5在莫斯科工作六年后，此次回国应蒋介石邀请，苏联安排专机辗转而归，洋洋得意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

十天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王明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虽然也提到八路军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更多的是强调“统一性”。“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

他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政治，从军事斗争到经济文化，高屋建瓴，滔滔不绝，完全从概念出发，用话语逻辑推论出中国抗日应该如何如何。对于中共抗日路线方针政策要求，他传达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7这句话会后被逐渐简化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中国是王明首倡，但王明是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其发明权应该属于法国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发言中介绍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这两个口号被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但是，会议气氛逐渐紧张起来。王明讲话满口高大上，一脸严肃像，越说越高亢，越说越紧张，口无遮拦，给人贴政治标签，扣罪名帽子。“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很认真地说，我们中共党内有些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不了解，这是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说者不一定很有意，听者有谁不动心呢！

唯有毛泽东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于王明带来共产国际的强势话语，辨别事理，据理力争。毛泽东在会议第三天发言中，表示同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但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所以，要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发挥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导向作用。“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10毛泽东的观点，带着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牢牢地站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立场上，来谋划抗日民族战争的基本理论问题。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由于在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上出现分歧，会议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回忆，“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12为了保证军事政令的一致，毛泽东让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王首道以整理会议记录为由，让每位与会者把笔记本留下，不许带出会议室。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五人组成，不设总书记，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张闻天负责党务和宣传，王明负责统一战线，毛泽东负责军事和外交，陈云负责组织工作，康生负责党校和职工运动。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王明端坐前排中间位置，表情严肃，目光远视，双手握拳平放腿上，一副重任在肩、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被定格下来。陈云、凯丰分列两边，毛泽东颇显孤单地站立在后排最右边的角落位置。

尴尬相与委屈处

王明此次回国所肩负的使命，有三个利益主体间的两重关系，即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治指导，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国家利益。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手中的一张王牌，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利益可以叠加重合，但是中共与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两个利益主体。当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矛盾冲突的时候，王明处身其间，就难免不进退维谷。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应蒋介石之邀，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延安到武汉，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受斯大林委派回国指导中国抗战，王明顶着这些头衔，继续高调地在武汉接受新闻采访，应邀发表政治演讲，出席抗日爱国活动，为抗日团体题词。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王明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紧密团结在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政治格局，“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即“五统一”。随后，王明又将其扩大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统一”。14从“五统一”到“七统一”，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初期获得国民政府拨付军饷，改善物质条件是有利的。但是，也为1940年7月国民党出台《中央提示案》，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收缩指定人数提供口实，进而发生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初源自共产国际的政治主张，出于苏联维护国家利益的考量。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担心日本入侵，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采取中立态度。随着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力量崛起，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希望中国钳制日本军事力量。

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在斯大林看来，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2年底，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与中华民国政府外交关系。1933年6月，苏联又向中方提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据该指示精神，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会议期间，王明亲自起草，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代表此时正处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中共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辗转西伯利亚和蒙古，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将统一战线方针策略精神送达长征刚刚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予艰难生存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带来了政治灵活性和军事策略性。作为此项政策的中方首倡者和代言人，王明回到国内，无论是在延安还是武汉都受到普遍欢迎和推崇。

王明长期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成就了他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方面的历史贡献，也造成了他对于战胜日本侵略后，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国家，中共如何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等重大政治问题的短视与茫然。

在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合署办公，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集聚此间，超过中央常委半数以上。1938年1月，在汉口创办《新华日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公开发行。还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杂志和小册子等宣传材料。王明以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召集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会议，然后未经通报延安方面同意，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宣言和意见。此时，中共集体领导，五位书记分工负责，近乎群龙治水，各管一摊。王明、周恩来在武汉，张闻天、毛泽东在延安，相互策应，相得益彰，不存在所谓夺权、另立中央的问题。因为见解不同，沟通不畅，彼此之间产生误会也属正常。比如，毛泽东希望自己撰写的《论持久战》能够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就遭到王明的拒绝。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自1921年成立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始终接受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和经济援助，尤其在领导机构人选任命和重大方针政策上都必须履行报告与批准程序。王明对此深谙于心，此次回国前，受到苏联领袖斯大林接见，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嘱咐他大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提醒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观察中共领导层过程中，发现王明工作作风不踏实，有好出风头的弊端。　

1938年3月，王明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政治和军事思想认识分歧更加尖锐。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最后，中央常委投票，五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实际上，王明再去武汉后，没有执行中央决定，直到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勉强回到延安。

为了获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通过在苏联疗伤的王稼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抗战以来的政策主张和积极作为。1938年7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抗战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明会前从王稼祥那里获悉莫斯科的意图，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很注意收敛自己的言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为期三十九天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两次发言，介绍共产党参政员将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工作报告，论述当时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意见，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统一性”与“独立性”的辩证关系，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并且，公开表态接受并支持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人选的意见。“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够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0月25日，王明与吴玉章、林伯渠等人提前离开会议，经西安、成都，到重庆，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整体气氛是和谐的，与会代表对于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上的政策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王明离会后，个别代表发言中出现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具体化为“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然后引向对王明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批评。实际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对国共双方或统一战线多方同时具有约束力的口号，只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执政党和国民政府作为权力主导者，有所偏至而已。会后，该口号在中共党内基本不用，但中共对外文书中仍然继续使用。

鉴于武汉失守，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央南方局和北方局。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工作、妇女工作，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在公开演讲中，王明称颂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号召青年干部“学习毛泽东”“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和“善于团结的精神”。生活和工作中，王明颇为注意维护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形象。

从1939年初到1943年底，王明在延安主持其分管工作，在整风运动中逐渐成为一个错误路线典型，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

刻薄事与倒霉运

王明人生命运大逆转，发生在整风运动时期。路线斗争需要反动典型，王明因崇洋而忘本，因才情而出众，因刻薄而寡恩，因中毒而多疑，诸多生活琐屑都未能妥善处置而积累成人事误解，墙倒众人推，越批问题越大，最终获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恶名。

延安革命队伍里，毛泽东和王明的演讲堪称双璧，都是魅力十足，声名远扬。毛泽东擅长用柔糯绵长、土得掉渣的湖南湘潭话语，把复杂深奥的革命道理直白生动地阐释清楚，举重若轻，饶有兴味。王明能够用略带安徽六安口音的普通话，把中国革命的斗争现实引向国际视野，理论纵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真意切，头头是道。“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　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　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民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名乃天下之公器，占有越多，代价越大，承担风险也越大。

1941年5月，毛泽东称“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因，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是为马列而马列，为理论而理论，“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所指就是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所反对的党八股，针对的主要就是张闻天、博古、王明等留苏学派的理论作风。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党内高层整风运动。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提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后有所改变，但流毒影响还存在，现在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苏维埃运动时期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主动表态，分别承担责任，诚恳检讨思想路线错误。“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王明发言中，没有自我批评，而是借题发挥，为自己表功，对别人施压。他批评李维汉发言不诚恳，还揭穿一个“秘密”，认为“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这更引起毛泽东的疑虑，过去十年的党内斗争，不仅是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否存在权力私相授受的问题？于是决定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列主义思想方法论与中共历史问题。

尔后会议发言讨论，邓发质问：对于当时党的路线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康生接过话题，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而且，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其抗战初期所犯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康生彻底倒戈，其他发言也都逐渐转向王明，大有触犯众怒，群起而攻之势。

王明引火烧身，出乎意料，更不接受会议对自己的指控。思前想后，他感觉身体不适。

休会期间，毛泽东多次找王明谈话，但沟通困难，辩论激烈。10月3日，毛泽东拿来一份季米特洛夫致中共措辞严厉的电函，质询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国民政府的不妥协立场，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等十五个问题。王明认为，“这有何难？加强抗日军事行动，改变游击战略，加强运动战，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将日本势力牵制在东方，使其无暇顾及对苏联的进攻，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嚣张气焰。”毛泽东说：“运动战当然要搞，但搞多了会吃大亏的。”并举例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中共军事实力，遭到日军集中报复，使华北根据地陷入困境。王明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战争经验，慷慨激昂地争辩：“要抗日，我们就不怕丢血本，要抗给国民党看，要抗给斯大林看。我们若三心二意，蒋介石怎么看我们，斯大林怎么看我们？”毛泽东坚持己见，“抗日要抗，立场不变。你不怕输血本，我可怕输血本。如果不保存实力，革命将如何继续下去？”志同道不合，话不投机，各不相让，谈着谈着就争吵起来，声音传到隔壁窑洞。孟庆树感觉谈话陷入僵局，不得不从隔壁窑洞走出来，叫江青赶紧把毛泽东拉回家，说这是两只老公鸡，见面就打架。

稍后，毛泽东邀约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人一道，继续找王明交谈，都没获得理想效果。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召开，王明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大家的批评进行辩解，认为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自己只是传达而已。“对国民党强调斗争性不够，但在武汉时期他不仅坚持了独立性，而且进行了斗争；　对片面强调游击战争有看法，但部分军事领导人反对洛川会议精神与他无关；对《论持久战》中的个别观点确有不同意见，但并不是他不让发表这篇文章；　在武汉许多事情未向中央请示，具体原因很复杂，多数与他无关，主观上并没有闹独立的想法，多半是因为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惯了，客观上使长江局形成独立局面。”王明表示，“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会上，王稼祥、任弼时当场揭发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王明的谈话内容。毛泽东决定，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作说明。

10月11日，王明突发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苏醒过来。医生会诊，建议至少休息三个月。

躺在病床上的王明，已经风光不再。他对前来看望的任弼时说，愿意接受10月8日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所作结论，即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10月2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王明缺席，毛泽东放弃作报告，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改由毛泽东写出书面结论，即“历史草案”，成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初文稿。其中，毛泽东认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　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　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王明没有被列入其中。

王明自幼过敏性体质，外强内弱，身材偏矮，头颅硕大，面貌白净，强闻博记，善于言辞。早在1928年10月，苏联学习期间，曾因过度疲劳，出现心脏病症。30此次心脏病复发，是怯于政治斗争的压力，内外交困的境遇，孤立无援的恐惧。更加不幸的是，王明治病过程中又发生医药中毒事故。

从目前已经发现并公开的二十件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原始历史证据》分析，王明中毒纯属偶然医疗事故，不存在政治阴谋陷害问题。把偶然医疗事故，怀疑成政治阴谋，完全出于王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众叛亲离，沦落成孤家寡人状态的敏感脆弱心理，对于日常生活细节，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虑。

病倒了的王明，躲避着整风运动的暴风骤雨。对于前来探望者，王明经常口无遮拦，把自己精神过敏、心理臆测的感想，不知不觉地都说了出来，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极大的嫌恶。从1941年9月会议，至1943年9月会议，毛泽东组织力量编纂梳理中共六大以来的档案文献，汇编成大型文献资料《六大以来》。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九篇文章，清算苏维埃运动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始使用“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提法，即1931年至1935年“冒称为国际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随着整风运动斗争矛头逐渐聚焦到王明头上，1943年毛泽东重新修改这些文章，进一步认定，“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王明对此不能接受，始终持保留意见。

后来，毛泽东谈到，“王明问题的关键、病症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这里的“别人”，显然是指苏联和国民政府。延安整风运动批斗出一个“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

1950年10月25日，王明获准偕夫人带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师陈锋禹、保姆陈启珍，在秘书田苏元的护送下，乘火车到苏联治病。1953年底回国，三年后又去苏联治病，至死未归。客居苏联期间，他享受着中共七大、八大中央委员待遇。1963年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央政治路线，谩骂中央领导，对过去历史作越描越黑式的辩难。他一辈子都不会考虑为什么喝牛奶、吃牛肉的人没有变成一头牛，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无论怎么学习西方经验，最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