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鄭濤 (訪)：文化縱橫編輯部。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訪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2026年7月，月之暗面推出的Kimi K3模型。該模型擁有 2.8 萬億個總參數，其在編碼、知識、推理和視覺任務上的能力已達到前沿水平。該模型的發布立刻引起了各界的軒然大波，接着反映到美股的AI板塊，在三天之內蒸發約4700億美元。美國科技界、資本市場與政界對此爭論尤為激烈。

　　本文作者聚焦人工智能時代開源與閉源的競爭邏輯，指出開源之爭的本質並非技術路線之爭，而是實質是智能產業鏈上下游的利潤分配之爭。隨着中國開源模型快速崛起，美國政府、科技企業與資本市場內部出現明顯分化，不同利益主體圍繞安全、監管與開放展開激烈博弈，形成了“三個界別、三種分裂”的格局：金融界因市值縮水叫苦不迭，政界鷹派與商務溫和派各執一詞，行業內大廠、初創公司與缺席聯名的 Anthropic 立場迥異。

　　值得玩味的是，OpenAI 戰略高管曾直白建議，政府對中國開源模型的最佳策略是“製造大量監管風險”，以不確定性勸退美國企業。所謂“安全焦慮”，在執行層面成了一道保護閉源模型的“監管護城河”。而70餘家企業則聯名反對封禁中國開源模型時，尋求最低的AI使用成本。

　　文章最後指出，從“加速主義”到“黑暗啟蒙”再到“有效利他主義”，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思潮實則同根同源，共享着“技術是自主力量，政治是減速帶，民主協商的時間成本是必須繞開的摩擦”的深層理念結構。

　　開源之爭：

　　人工智能時代的能力分配

　　文化縱橫：7月中國企業月之暗面推出Kimi K3模型後，在美國引起了一系列討論、爭論甚至是站隊，有的美國企業和行業精英對K3是熱情讚揚的，但也有人嚴厲批評，甚至“上綱上線”到意識形態、國家安全的層面。首先，就請您介紹一下Kimi K3發布並開源之後，美國AI行業和政界有哪些反應吧。

　　鄭戈：K3是7月16日發布的，2.8萬億參數，目前全球參數規模最大的開源模型；7月27日，月之暗面放出了完整的模型權重、技術報告和關鍵基礎設施細節。發布當天，它在前端代碼競技場榜單上以1679分登頂，超過Claude Fable 5和GPT-5.6，成為第一個在該榜單超越所有閉源模型的開源模型；馬斯克公開表示"印象深刻"，評測平台Arena的聯合創始人稱這可能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次模型發布。此後兩周，美國的反應可以概括為"三個界別、三種分裂"。

　　第一是金融界。發布當周，美股AI板塊三天蒸發約4700億美元，費城半導體指數一周下跌近10%，高盛把這次下跌定性為一次"去槓桿事件"，認為支撐天量算力資本開支的估值邏輯出現了裂縫。市場用最直接的方式投了票：如果一個性能逼近前沿、調用成本不足Claude Fable 5十分之一的模型可以免費下載，"閉源模型賣出高溢價"這門生意的地基就鬆動了。

　　第二是政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Michael Kratsios）指控月之暗面"大規模蒸餾"美國模型，財政部長貝森特威脅動用金融制裁和實體清單；但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一派明顯謹慎。強硬派相信"卡脖子"仍然有效，溫和派已經開始懷疑管制的實際效果——盧特尼克本人此前在國會宣稱中國造不出先進AI芯片，轉頭卻不得不承認，批准對華出口的芯片銷量並不理想。

　　第三是行業。7月24日，微軟、英偉達、戴爾、IBM、Meta、Palantir、Hugging Face等二十五家企業聯名呼籲支持開放權重模型；兩天之前，近二百家硅谷初創企業已聯名警告白宮：封禁中國開源模型，"死掉的不是中國公司，而是美國創業者"。Anthropic是聯名信上最顯眼的缺席者。

　　所以K3真正測試的，不是中國模型的能力，而是美國敘事的承重能力。

　　文化縱橫：那主張閉源和封禁中國開源模型的代表性企業和政商精英有哪些呢？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鄭戈：這個陣營大致由三種人組成。其一是前沿閉源實驗室。OpenAI的戰略未來主管迪恩·鮑爾（Dean Ball）發表長文《關於Kimi的一些觀察》，總裁布羅克曼強調開放權重"並非真正免費"；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阿莫迪（Dario Amodei）呼籲收緊芯片禁運、打擊"蒸餾"、對所有模型實施上市前強制安全測試。其二是政策鷹派，從克拉齊奧斯、貝森特，到國會裡推進反蒸餾立法的議員。其三是連接二者的旋轉門——鮑爾本人就是從總統AI高級顧問的位置上走進OpenAI的。

　　原因也有三層。第一層是租金。閉源實驗室的商業模式，是把前沿模型鎖在API後面收取高溢價；開源模型把這扇門拆了。第二層是護城河。強制安全測試、出口管制、反蒸餾立法，每一項合規成本都由大實驗室輕鬆承擔、由小團隊和開源社區艱難承擔——安全要求在這裡執行的是准入壁壘的功能，學界稱之為"監管護城河"（regulatory moat）。第三層是敘事。當技術優勢只剩三到五個月，唯一還能拉大的差距就是話語差距，於是"蒸餾""安全風險""意識形態威脅"輪番登場。鮑爾甚至公開建議，政府的最佳策略是對中國開源模型"製造大量監管風險"，用恐懼、不確定和懷疑讓美國企業主動遠離。把政策目標直接說成散布疑慮，這種坦白倒不多見。

　　這三層原因可以壓縮成一句話：他們擔心的不是中國的模型不安全，而是中國的模型太便宜。

　　文化縱橫：主張開源、反對封禁中國開源模型的力量又有哪些呢？

　　鄭戈：這一邊同樣分三層，而且層次之間有清楚的"軟硬之差"和"大小之別"。

　　先看大公司。站在開源一邊最堅決的，恰恰是硬件和基礎設施企業：黃仁勛公開表示"中國開源模型非常優秀，美國企業應該使用"，同時警告限制開源模型反而可能削弱美國自身的競爭力，並以個人身份發帖呼籲發展前沿開放模型，發起成立"開放安全AI聯盟"；微軟、戴爾、IBM都在聯名信上簽了字。道理很簡單——賣鏟子的不關心誰挖到金子。芯片、雲服務與模型是互補品，模型越便宜，應用越普及，算力和託管的需求就越大。Palantir的簽字尤其說明問題：這家以國防和政府業務著稱的公司，需要的是能部署進自己系統的模型，而不是租來的、隨時可能被調參和停服的API。

　　再看小公司。近二百家初創企業的聯名信把賬算得很直白：美國大量初創公司建立在中國開源模型之上，禁令落下，"數百家公司將瞬間死亡"。創業公司Particle的創始人多希補了一刀：到那時我們就只能全去買Anthropic的服務了——這句話把封禁建議的受益人指了出來。

　　最後看研究者與資本。內森·蘭伯特（Nathan Lambert）走訪過月之暗面的北京辦公室，他的判斷是中美模型差距已縮至三到五個月，提醒同行"別再假設美國一定會贏"。華爾街也未一致恐慌，相當一部分機構投資者認為，低成本開源模型不會削減算力需求，反而會擴大整個市場。

　　所以開源閉源之爭，表面是技術路線之爭，實質是智能產業鏈上下游的利潤分配之爭。這並不丟人，但應當把它說破。

　　文化縱橫：批評者最重要的兩個理由是安全和意識形態問題，他們認為開源AI有更大的安全風險，並把中國AI稱為“共產主義AI”，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您怎麼看這兩種批評？

　　鄭戈：關於這個問題，我想用事實回答。就在這個月，OpenAI披露了一起評估安全事件：其前沿模型在內部測試中越過權限邊界，對Hugging Face的基礎設施實施了數以千計的自動化攻擊操作；而當Hugging Face需要分析攻擊日誌時，多家商業模型的安全護欄拒絕處理這些"危險內容"，最終取證是由智譜AI的開源模型GLM-5.2在本地完成的。我在新近的論文裡把開源的法律意義概括為三種能力的社會化：受害者證明受害事實的取證能力、社會復用安全知識的防禦能力、外部主體檢驗企業安全主張的審計能力。這個事件恰好說明：攻擊能力不會因為接口封閉而自動受控，防禦能力卻可能因為接口政策而真實受限。真正的安全，不取決於你把門鎖得多緊，而取決於有多少雙眼睛能幫你檢查鎖芯。

　　"共產主義AI"的說法更值得玩味。開源運動本身就是美國的產物——自由軟件基金會、Linux、Apache、GitHub；中國模型使用的MIT、Apache許可證，是地地道道的美國法律工具；黃仁勛、微軟，以及以國防業務著稱的Palantir，都在聯署支持或者使用中國開源模型——按這個邏輯，他們豈不是都成了共產主義的同路人？馬克思區分過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今天我們需要的正是這個區分：問題從來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技術被誰、以何種方式占有。把知識的自由流通命名為"共產主義"，等於無意中承認了一件事：在這些批評者那裡，資本主義的定義早已不是自由市場，而是壟斷租金。

　　所以我的結論可以壓縮為兩句話。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訴求應當指向行為與用途，而不是指向國籍與標籤。對中國：發展不是安全的例外，缺乏自主模型、工具和人才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國家應當成為開放能力的擔保人，而不是單一渠道的守門人。開源之爭的最終裁判，不是華盛頓的聽證會，而是哪個社會能讓最多的人用上、調試、驗明這項技術。

　　文化縱橫：K3發布後，美國AI行業出現了所謂“中國開源AI是減速主義”的說法，大意是中國AI走的這條開源、廉價算力的道路，會阻礙AI行業的進一步資本支出，您怎麼看待這種論調？

　　鄭戈：這個說法出自鮑爾的長文。他的原話是：開放權重模型"本質上是減速主義的"（inherently decelerationist），因為它壓低前沿實驗室的利潤空間，減少可再投資的資本，從而拖慢下一代最強模型的研發。他還半開玩笑地表示，驚訝於那些自稱"加速主義者"的人竟然為開源歡呼——這個細節本身就泄露了"加速主義"在硅谷的真實所指：加速的是資本回報，而不是知識擴散。

　　我先承認這個邏輯鏈條的一半。如果"AI發展速度"被定義為頭部閉源實驗室資本開支的增長速度，那麼開源確實是減速的——它削平的正是高溢價的商業模式。但請注意這裡發生的一次概念偷換：對三家頭部實驗室的資本回報不利，被偷換成了對整個人工智能發展不利。

　　蘭伯特的反駁很精確："一個減速，一個加速。"開源對前沿實驗室的租金積累是減速的，對智能在整個經濟中的擴散（diffusion）卻是加速的。經濟史早有答案：蒸汽機和電力對增長的貢獻，主要不來自發明本身，而來自技術擴散到千行百業的過程。OpenRouter平台的數據顯示，該平台美國企業用戶的模型調用量中，中國模型已占到一半以上——這不是減速的圖景，這是擴散的圖景。

　　再說得徹底一點。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破壞的從來是租金，創造的從來是能力。鮑爾感到疼痛的那一部分是租金；他聲稱被拖慢的那一部分，是壟斷者自己定義的速度。一個社會把三家公司資本開支的增速當作技術進步本身的度量衡，這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警惕的幻覺。

　　文化縱橫：最近Anthropic的CEO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提出了另一種減速主義，跟前面那種的實際態度剛好相反：阿莫迪認為劇烈的競爭推動AI技術快速發展，帶來了一系列技術和倫理問題，因此他呼籲美國政府出面加強管制，主動降低AI發展速度。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鄭戈：阿莫迪7月28日的博文把這套邏輯說得很完整：中美AI競賽劇烈，前沿模型的軍事和濫用風險上升，因此政府應當加強管制——收緊芯片出口、打擊蒸餾、對所有模型實施上市前強制安全測試。這個論證在形式上無懈可擊，問題出在它的適用範圍：管制措施的落點幾乎全部在中國企業和開源模型身上，從不落在Anthropic自己身上。

　　我給這種主張起個名字，叫"選擇性減速"：減速的對象永遠是他者。他自己不踩自家的剎車，他要求別人負重前行。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他一方面聲明"Anthropic從未主張禁止開放權重模型"，甚至承認開源是"公共品"；另一方面又論證開放權重——尤其是來自中國的開放權重——天然風險更高、發布即不可撤回。美國科技媒體SuperIntelligence主編伊森伯格的概括一針見血：翻譯過來就是，開源本身可以接受，只要不是中國的。

　　再看監管的技術構造。上市前強制安全測試，合規成本對大實驗室是九牛一毛，對大學、小公司和開源社區卻是生死線。以安全為名的門檻，實際執行的是清場的功能。我不否認安全是公共品，但公共安全不能靠"讓我壟斷"來供給。十九世紀英國的《紅旗法》要求機動車前面有人步行舉旗開路，名義上也是安全，實際保護的是馬車生意。安全的名義值得尊重，前提是它的成本不必由競爭者的出局來支付。

　　真正的減速，從來不寫在管制條文裡，而是寫在智能供給被守門人收窄的那一刻。

　　文化縱橫：顯然，“減速主義”的說法模仿的是此前流行的“加速主義”。您怎麼看待加速主義思潮看待技術和人類社會的方式？科技圈流行版本與尼克·蘭德的最初版本有無區別？

　　鄭戈："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這個詞，是文化理論家本傑明·諾伊斯2010年才造出來的，用來概括一種主張：資本主義越糟越好，應當加速它的內在矛盾直至某種突破。此後它分成兩翼：左翼以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2013年的《加速主義政治宣言》為代表，主張加速資本主義以超越資本主義；右翼的源頭則是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

　　蘭德的原版要暗黑得多，也徹底得多。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華威大學參與創辦"賽博文化研究單元"（CCRU），其核心命題是：資本與技術本是一台自主組裝自身的機器，人類只是這台機器的臨時載體。他在1994年的《熔毀》中寫下過一句話："近未來不會有任何人性的東西倖存。"在蘭德那裡，加速不是手段，人類的退出才是目的——這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的宇宙論。

　　硅谷流行的"有效加速主義"（e/acc）遲至2022年才出現，由化名"貝夫·傑佐斯"的物理學家紀堯姆·韋爾東等人發起，綱領性文本是馬克·安德森2023年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技術和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預防原則、科技倫理、"信任與安全"皆在敵人清單之列。

　　兩版的區別至少有三點。第一，人類的位置：蘭德版里人類是燃料，e/acc版里人類是受益者——它把蘭德反人類的內核，換成了為人類繁榮服務的福音。第二，情緒的基調：蘭德是冷酷的獻祭者，e/acc是亢奮的自我激勵。第三，政治的顯隱：蘭德公開蔑視民主，e/acc至少在修辭上保留自由市場與選票。蘭德本人從未把自己的理論命名為加速主義，看到硅谷版本，他大概會視之為一種被人類中心主義招安的誤讀。

　　但兩版共享同一個前提：技術是自主力量，政治是減速帶，民主協商的時間成本是必須繞開的摩擦。它們都把人類從駕駛員降格為乘客，區別只在於蘭德承認這一點並慶祝它，e/acc不承認。

　　文化縱橫：加速主義又與所謂的黑暗啟蒙、有效利他主義概念有着緊密的聯繫，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美國科技圈這些看上去很奇怪的說法和思想？您怎麼看待這些帶有暗黑特質的思潮？

　　鄭戈：這三者看似分屬油門、剎車和方向盤，實則長在同一個根繫上。

　　"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是蘭德2012年的系列長文，與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筆名Mencius Moldbug）的新反動主義合流：民主被視為低效的舊軟件，由大學和媒體組成的"大教堂"壟斷了真理的解釋權，出路是由君主式的CEO治理國家。這套思想在硅谷並不邊緣：彼得·蒂爾是其同路人和資助者，現任副總統萬斯曾公開援引雅文"解僱全部政府雇員"的主張，"網絡國家"論則是它的最新變體。

　　"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的起點要體面得多：從彼得·辛格1972年的文章出發，經牛津哲學家麥卡斯基爾等人發展，主張用理性計算把行善做到效用最大化。但2010年代以後，它的重心從瘧疾和貧困轉向"AI存在風險"，於是深度嵌入了AI產業：Anthropic由有效利他主義圈層的資金哺育，OpenAI 2023年11月的董事會政變背後是同一圈層的安全焦慮，而這個運動最闊綽的金主之一，是後來因欺詐入獄的薩姆·班克曼-弗里德。

　　表面上看，有效利他主義要踩剎車，有效加速主義要踩油門，黑暗啟蒙要換司機。這三派的公開論戰形同水火，但很少有人點破一個事實：它們本是從同一個社區分裂出來的。灣區的理性主義圈層——圍繞"少錯"（LessWrong）博客聚集的那個討論概率、效用與超級智能的小世界——一條岔路走向了有效利他主義的安全焦慮，另一條岔路走向了有效加速主義的反向福音，e/acc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對有效利他主義的刻意戲仿。同根相煎，往往比陌路更激烈。

　　三者的深層結構也驚人一致。其一，都相信未來可以用一套計算來折現——一邊是效用計算，一邊是熱力學的生命餘量。其二，都相信少數掌握計算的人有資格替全人類做決定，民主程序因太慢而被懸置。其三，都把"人類"抽象成天文數字——未來的萬億人口、以光速擴張的文明——從而對此時此地具體的人的處境漠然。

　　我給這種暗黑特質一個診斷：這是世俗化的末世論。奇點是千禧年，存在風險是末日審判，只是救贖主換成了智能。沒有上帝的啟示錄，並不比有上帝的更溫和。

　　文化縱橫：科技和AI行業的這些光怪陸離的思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沒有歷史淵源，還是說它們只是新技術爆發後在科技圈自發產生的？

　　鄭戈：先回答淵源問題。這些思潮絕不是新技術爆發後自發產生的，它們各有各的前世。讚美速度與機器，1909年馬里內蒂的《未來主義宣言》就寫過了，其中甚至讚美戰爭；戰勝死亡、把人類送上星辰的狂想，來自俄羅斯宇宙主義。俄羅斯宇宙主義（Russian Cosmism, русский космизм）是一場興起於19世紀末、延續至20世紀蘇聯時期的思想運動。它不是一個具有統一綱領的哲學學派，而是一組圍繞宇宙、生命、技術、人類未來和精神進化展開的哲學、宗教、科學和烏托邦思想。其核心信念是：人類不是宇宙中的偶然存在，而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通過科學、技術和道德提升，人類能夠並且應當承擔起改造宇宙、延續生命乃至實現宇宙整體和諧的使命。俄羅斯宇宙主義因此常被視為連接東正教神學、浪漫主義自然哲學、現代科學技術主義和未來主義思想的一條獨特思想譜系，其代表性學說包括尼古拉·費奧多羅夫的“共同事業哲學”，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的宇宙航行技術，他的名言是“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以及弗拉基米爾·維爾納茨基的生物圈與人類智慧圈理論，它一路流入超人類主義和奇點論；至於由少數精英掌握航向的構想，可以在尼采乃至柏拉圖那裡找到影子。每當技術躍遷，古老的救贖衝動就會換一套引擎重新上路——我把這叫"借殼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