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6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和攻击，并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

暂停中美政府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此外，还要求要求格鲁曼飞机公司驱逐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中断了中美双方签署的一项改良中国战斗机的5亿美元的合同。

半个月后，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同中国一切高级政府官员互访、推迟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7月中旬，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美国政府又策划发表政治宣言，宣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取消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除了美国之外，先后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欧共体国家宣布禁止对华销售武器，推迟新的官方出口信贷和经济开发项目。日本政府停止了两国之间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推迟原定于秋季开始的第三批日元贷款谈判。

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行动。世界银行停止了向中国提供7.8亿美元的贷款，关贸总协定表示该组织已无限期推迟有关中国申请加入的讨论。

至此欧美各国对华制裁达到高潮。

而此后不久，国际形势又接连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不少西方政治家预言，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在世界范围内消失。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危难之际。

江泽民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24日，接任这个有这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国家的一把手的。

经济制裁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被关闭，来华外国投资减少75%。

据对外经济贸易部1989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自经济制裁以来，约有100亿美元的贷款被搁置。资金的不足，导致相关建设项目进展受阻。

同时，由于海外订单的大幅取消，中国国内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大量积压。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显示：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8年的11%下降为1989年的3.9%；

进出口增长率由1988年的38%下降为1989年的8.6%，1990年为3.3%；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从1988年的13.1%下降到1989年的6.2%，1990年为2.8%。

后来一直担任江主席外交助手长达13年的钱其琛，这位干了一辈子外交的资深老将，再后来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

“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

当年7月，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对小平同志说，不久将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

小平同志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

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

当年9月，江主席在庆祝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还说，“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关键是自己要搞好。

1989年9月，在和江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谈到自己的退休问题时，那次谈话不长，但是谈的都是核心问题，谈到国际形势应对，邓小平这样说道：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这其实相当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当天他就正式提出了退休的书面申请。

这段话后来被人概括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方针，其核心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为了扭转被制裁的不利局面，当时的中国高层重点布局了两件事情：

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用市场经济的术语，这等于是积极发展增量。

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这是恢复存量。

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领导人既是最高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士兵。

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江主席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最辛勤的实践者。决策时，他举重若轻；实践时，他举轻若重。

那三年里，中国的领导人都积极走出国门，江主席更是身体力行。据曾担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回忆，江主席从1989年到2002年，出访了70多个国家，行程约60万公里，在空中和外国土地上的时间总共364天。

同时，也有几十位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访问。

经过努力，中国不仅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得突破。

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54个。

中国还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

中国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取消对华“制裁”。1990年，日本悄悄与中国加强民间经济合作，并在当年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使美国的制裁措施名存实亡。

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成为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是“我国在外交上实现‘打破制裁’目标的突破”。

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顺势取消了对华制裁措施。

解铃还须系铃人，打破制裁的重点依然是美国。

尽管面上“乌云压城城欲摧”，实际“波诡云谲见天日”。其实“制裁”行动的“带头大哥”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带头“制裁”中国，但美国也逐渐意识到，如果真正孤立中国，未必符合自身国家利益。

当年的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保密程度超过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一年的12月，斯考克罗夫特又作为特使，第二次来华进行沟通。

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阶段，邓小平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同时，中方高层继续着眼于大局，命令有关部门积极同美方进行沟通。同时也积极团结各方面对华友好的力量，先后邀请前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这样在美国政坛有影响力的人物访华，争取他们的支持，请他们做有关方面的工作。

1990年8月3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对此，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美国则急于通过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为了获得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支持，美国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两国关系虽仍处于低谷，但双方高层一直保持着接触，美国的对华最惠国待遇也没有中断。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中国有5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应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先后访华，另外还有多个代表团访华。

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华。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这次访华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的谅解和协议。这意味着美方的制裁开始打破。

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江主席前往出席。双方单独举行正式会晤，会议大获成功，回国的专机上，江主席很开心，即兴和机组成员举行了一场没有麦克风的“空中演唱会”。

中美关系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

西方国家的“制裁”，并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最终被打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顶着苏联解体的巨大利空，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竟然逆势暴增，协议利用外资金额比上年增长3.8倍，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

十年后的2001年，中国结束了长达15年的漫长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南方的一家报纸兴奋的起了一个略显夸张但是非常形象的标题：“龙腾入世”。

这个“世”字，其实也是世界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