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登做客人民网

吴连登，人称“毛主席管家”，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年。1964年国庆节时，二十二岁的吴连登，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管理毛泽东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采购、为毛泽东制定食谱等工作。

吴连登在介绍他的“管家”工作时说，首先必须要关注主席的饮食，每天早上给主席买菜，看看家里需要增添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处理江青和孩子们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吃饭的时候他得在厨房看著，菜做好后，先尝一下，然后送到主席那。

吴连登表示在毛主席的工资管理上他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所有的生活开销、油盐酱醋、生活日用，还有水费电费、家具费、房租，还有党费都是从工资里拿。主席一个月的工资是404.8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两个是AA制。每个月都要思考钱该怎么分配，保证主席的正常工作，身体健康，压力特别大。

毛主席家里的米和菜，都是从什么地方买的？

吴连登在主持人问到他平时给毛主席做饭的食材是从哪里采购的，是否来自北京的菜市场。

吴连登笑着回答：虽然有一小部分食材确实是从外面的菜市场购买的，但绝大部分食材则来自中南海内的一个特定供应点——王府井34号。

吴连登的这一席话，不经意间揭开了中南海“特供”制度的面纱。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原来，中南海的这个供应点所提供的农产品，主要源自玉泉山附近的“香山农场”。

中央之所以决定建立这样一个农场，主要是因为解放初期北京城里面，仍然残留着大量的潜伏特务，人数多达万余。

考虑到这些特务一旦渗透到各行各业，极有可能威胁到领导人的饮食安全。加之建国初期，部分首长年事已高，于是为他们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迫在眉睫。

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随后，苏联方面派遣了两名负责斯大林警卫和卫生的专家来到中南海，正是在他们的建议下，中南海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农场。

然而，受国情影响，我们建立的农场与苏联的农场在模式上有所不同。苏联专家原本设想的农场需要超大的场地，并划分出蔬菜、水果和粮食的专业生产区进行分开管理。

毛主席与吴连登

但是毛主席提出，我国当前条件有限，弄吃的要从实际出发，先搞‘土’的，再搞‘洋’的。于是，农场选址于香山，占地600亩，初期主要种植了青贮玉米、青割玉米、打籽玉米和白薯等作物。

几年后，农场才开始小规模饲养猪、牛、羊和家禽。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其实当年建设农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在“供给制年代”，首长们并没有工资，他们的日常饮食都由中南海的食堂统一提供。有了自己的“香山农场”，食材的供应、清洗、切配都更为集中，大大方便了食堂的运作。

随着工资制度的建立，一部分首长继续选择在食堂就餐，而另一部分则更愿意用工资在王府井34号购买“香山农场”出产的食品，自己加工后食用或用于请客。

毛主席便是其中一位热衷于请客的领导，据吴连登介绍，毛主席最初每月的工资有六百多元，到了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降至四百元。

这些工资，一部分用于个人伙食，一部分用于支付两个女儿的学费，还有一部分则用于喝茶。而剩下的钱，几乎全部用于请客。但无论是请客还是自用，毛主席在生活中都坚持不浪费的原则。

吴连登回忆说，当年他去王府井34号买菜、买肉也都是按“定额”来买，并不会因为他是毛主席的管家就得到特殊待遇。

吴连登所能得到的最大程度的“照顾”，就是在购买五花肉时，请工作人员帮忙挑选一块肥瘦适中的肉块。因为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毛主席最爱吃用五花肉做的红烧肉。

毛主席虽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富农家庭，但是实际上，当时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每个月的口粮还是靠弟弟毛泽民用扁担挑着送来的。

在毛家三兄弟中，也只有毛主席一人穿着长衫，这足以见证他早年生活的简朴与不易。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学校每周提供的“五花肉”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学校里享受这样的美食之后，营养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学习也更有了动力。因此他后来常与人提及，“吃红肉可以补脑”。

吴连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毛主席在吃穿方面并不讲究。他不爱食用山珍海味，对于肉食，钟情的唯有“红烧五花肉”和“鱼头汤”。

毛主席这一点爱好，在当时的中南海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毛主席等首长享受着“特供”待遇，但是他对于这份特殊安排有着自己的原则。毛主席坚持不让自己的女儿和亲朋享用这份“小灶”，理由是：“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无权享用。”因此，李敏、李讷以及他们的姨妈吃饭，都只能自己去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

这种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血脉亲人的要求上，也贯穿在他对中南海年轻干部的教育中。

“香山农场”初创时期，由于人手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到了农忙季节，中央警卫部门会调派人手前来帮忙。

后来有首长提出，当前党政机关中有一批年轻干部，他们缺乏民间生活的历练，难以经受风雨的考验。因此，应该组织他们定期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

毛主席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在延安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的怨气。现在应该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都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于是，当时的年轻干部每人每年都要花费20天时间在农场劳作。这块原本为领导人提供特供食材的土地，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关于毛主席使用“特供”的传闻，吴连登还特意提到了毛主席吃饭用的瓷碗。他说，照顾毛主席有两大难题：一是劝他吃饭难，二是劝他睡觉也难。

毛主席处理公务之时常常废寝忘食，每当劝他吃饭时，他总是说“再等一会儿”。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也为了保持饭菜的温度，吴连登他们便找景德镇特别订制了一批带盖子的陶瓷碗。

这些碗不仅美观大方，而且保温性能极佳，即使晚吃十几分钟，饭菜也不会凉透。原本这些碗只是作为保温工具而订制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被赋予了“特供瓷”的标签。

后来，毛主席又提到家乡的酆陵瓷，称赞其品质上乘。于是，中南海便派人前往酆陵定制了一批红色花纹、轻薄如纸的酆陵瓷碗，每只碗仅重一百二十四克，既美观又实用。

然而，出于安全与健康的考虑，吴连登若非必要是不会到普通的菜市场买菜的。他买菜的地方是在中南海内一个指定的供应点——王府井34号。

尽管身为毛主席的管家，吴连登在中南海的工作中也并未受到特别照顾。无论是买菜还是其他日常所需，都只能按定额购买。

当毛主席想吃红烧肉的时候，吴连登能请买菜师傅“挑一块好点儿的”，这已经是他能争取到的最大便利了。

根据吴连登回忆，在困难时期，毛主席甚至都不吃肉了。有一次，他特意准备了肉菜，结果毛主席还发了脾气。

毛主席平时有一个供货本，里面布票、粮票一应俱全，他的份额与北京市民相同。他的粮食定额是17斤，自己吃不完的部分，就留给了孩子们。

吴连登回忆，毛主席讲，人民已经给了我们待遇，发了工资，我们再不能占国家的便宜。毛主席在临终前只剩下500多块钱，这就是全部积蓄。毛主席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他教育他们自食其力，全心全意好好为人民服务，不允许他们享受不应该享受的待遇。在中国任何一家银行，毛泽东没有一分钱存款。

吴连登说，毛主席剩下的稿费只有124万多一点，全部交给了国家，没有留给他任何子女。从这点来看，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中国人民这个大家，从来不想着自己。

毛主席的餐桌上非常简单，他有一个规定，吃饭就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家常便饭，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农家菜。唯一对吃饭提出的要求是，每天能给吃一块烤红薯，啃一根老玉米，另外有些普通的菜就可以了。在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不是说他一生没有好的饭菜，但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毛主席说招待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就要把我们最好的菜拿出来招待。只有在这个时候，尝一尝山珍海味的味道。

毛主席在正餐时也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所以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说，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回忆说，毛主席在生活上及其简单，穿的、吃的、用的，从来不考虑享受。毛主席身上穿的除了几套象样的外衣，里面的衣服都是打着补丁，睡衣补了又补。毛主席盖的一条毛巾被上边有74个补丁。

吴连登谈到，毛主席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可以享受，但是他从来不享受，不拥有，因为那是不应该拥有的财富。他想的是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日子过的越来越好，老百姓都安居乐业，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我们今天吃好、喝好、穿好，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怎么来的，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无数的革命先烈，是他们把国家建设得如此强大。

1976年9月9日清晨毛泽东主席逝世，对吴连登来说，却像是突然被抽空了一部分生命。八天之后，当那份由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追悼大会通知”递到他手里时，这个曾在主席身边忙碌了十二年的生活管理员，再也忍不住，眼泪瞬间模糊了字迹。

很多年后再提起那一天，他依然记得通知上的时间：1976年9月18日15时，天安门广场。短短几行字，写明的只是礼仪程序，但在吴连登心中，却仿佛为一段特殊岁月画上了沉甸甸的句号。而要说起这份“特别通知”的来历，还得从十五年前一次看似普通的送水说起。

1961年，中南海颐年堂仍旧是毛主席处理公务的重要地点。那天，毛主席照例提前来到会场，坐下准备开会。有人喊了一声：“小吴，给主席倒杯水。”一个年轻人匆匆端着搪瓷杯走上前来，因为紧张，手微微发抖。毛主席抬头，注意到了这个有些拘谨的小伙子，便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一句轻松的提问，让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我叫吴连登。”年轻人赶紧回答。

毛主席接着问：“这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不是父母，是一个老和尚取的。”

“这个名字好啊。”主席点点头，又追问，“你是哪儿人？”

“江苏盐城。”

听到“盐城”两个字，主席笑意更浓，说了一句带着幽默的话：“盐城这个地方我熟悉。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总部就在盐城。你是盐城的，也是咸城人哪！”一句看似玩笑的话，让年轻人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当天会还没开完，他就被叫走继续忙别的工作，但这段对话，他记了一辈子。

谁也没想到，这次简短的交谈，会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开端。

一晃到了1964年国庆节。庆典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城楼上首长云集。吴连登本来在外面忙着服务，突然被人叫住，是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大登，主席找你呢！”他愣了一下，还下意识指了指自己，确认不是听错。等赶到主席身边时，毛主席已从检阅车上回到休息区，示意他坐下。

“主席，我不用坐。”吴连登显得很局促。

毛主席看着他，坚持让他坐下，随即笑着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嘛？我记得你。”一句“我记得你”，让这个年轻人心里热得发烫。

接着，主席开门见山：“小吴啊，今天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我家里有很多事情没人做，身边的事也多，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帮帮忙，你看行不行？”在当时，完全可以由办公室或者卫士长出面找个工作人员过去，可毛主席偏偏用的是“商量”二字。这种平等的语气，让吴连登既意外又感动。

“主席，我愿意，只是怕把您的事情办不好。”他如实说出心里话。

“没关系，那就这么说定了。”毛主席站起身，同他握了握手。这一握，从1964年一直握到了1976年，把一个普通服务员带到了领袖身边，也把他的一生紧紧系在“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这个身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