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夏秋之間，長沙的數所學校門前出現了一則“徵友啟事”：“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文情真摯地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徵友人醒目地寫作“二十八劃生”。數“毛澤東”三字繁體的筆畫，恰是二十八劃，故以此署名。當時的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入學兩年，課內成績出眾，課餘酷愛讀書，常以天下為己任，今番出此妙舉，意在高山流水間。邀請熱心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前來和我接觸。我指明要堅強不屈，願意為國犧牲的青年。那一紙文字，貼到女校門前，曾引起校監的疑心，擔心這外校學生對女生圖謀不軌，差點鬧出笑話。

不久，毛澤東就收到了數封回信，一是羅章龍，他後來加入共產黨隨後又背叛黨。其餘答覆是兩個青年的，後來變成極端的反動分子。“半”個回答是一個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聽完我所講的一切話，然後一聲不響地走開，過後我們的相識並且進而成為友誼。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縱宇一郎”的，文辭別有風度，署名同樣不凡。毛澤東一見欣喜，立即復書約晤，稱“空谷足音，跫然色喜”。這位“縱宇一郎”，就是當時頗有名氣的長郡第一聯合中學高班學生羅章龍。第一次見面，就相見恨晚地敞開心扉：憶屈原賈生，談詩韻曲譜；窮究宇宙源起，探討人世曲折。不知不覺竟是二三小時過去，直到圖書館午休。臨分手時，毛澤東脫口而出：“願結管鮑之誼。”

自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風雨莫逆，遂有“管鮑”佳話以來，千百年間，堪稱“管鮑”者可謂寥寥。而毛澤東一向騖高遠，卑俗流，擇友甚嚴，此刻一句“願結管鮑之誼”，表白了他對羅章龍的看重，道出了心底的真切。觀毛澤東的一生，所結“管鮑之誼”者，羅章龍一人而已。

風流共賞，情誼同證。“管鮑之誼”此結，似一發不可收。每逢周末，兩人常相約出遊：東城古堡天心閣，辛棄疾練兵的飛虎營……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沖，又常去板倉的楊昌濟先生家，在這裡，羅章龍遲於毛澤東結識了楊先生的女公子楊開慧。他們也曾相約同游衡山，但羅章龍因家人告病回了瀏陽，毛澤東便獨自遊覽衡山，登上了祝融峰。

最令他們難忘的，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嶽麓行了。一日，毛澤東忽邀羅章龍共攀嶽麓。清晨，出長沙南門，到朱張渡泛舟過江，在茶亭討論朱熹、張木式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學術影響。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後，二人議定：從鳳凰山、天馬山分南北兩路登雲麓宮，先到為勝。當時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見鳥跡人蹤。兩人在凜冽的朔風中，踏着積雪冰泥，艱難前行。足足有兩個來小時，羅章龍登上了北海碑亭，從樹叢間隙看見毛澤東還頗為艱難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二人會合後，一同登上了山頂的雲麓宮，自是一番指點江山，良多感慨。至80年代初，已是八十高齡的羅章龍在《亢齋汗漫遊詩話》中，還記憶猶新地說，當時“我們”留下了一首詩：

共泛朱張渡，層冰漲橘汀。

鳥啼楓徑寂，木落翠微冥。

攀險呼儔侶，盤空識健翎。

赫曦聯韻在，千載德猶馨。

——《初登雲麓宮》

既有詩意浪漫，更是壯懷激烈。

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的窯洞裡，向新結交的朋友、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饒有興致地講到那次“徵友”，因擇友甚嚴，雖大膽尋覓，卻所得寥寥——僅“三個半”。其中兩個均已淡忘；而同是長郡聯中、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卻也只被視為”半個”；唯羅章龍，在毛澤東眼裡是實實在在的“一個”。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毛澤東和羅章龍都到會。會議間隙，兩人同登黃鶴樓，面對煙雨蒼茫的形勢，毛澤東吟成《菩薩蠻·登黃鶴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羅章龍可謂心領神會，稍後便有《感事》二首與之呼應，期盼着“江漢滔滔據上游，棋先一着便千秋”。同年七、八月間，毛澤東接受中央命令，羅章龍則主動請纓，相約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開局面。羅章龍坐鎮長沙，負責湖南省委，組織市內和鄰郊的工農武裝；毛澤東在湘贛邊界調遣主力部隊，裡應外合發動秋收起義。孰料這一對忘形摯友，戰亂中匆匆一別，竟再未會面。歷史真是給人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1930、1931年之交，當時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秘密來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內部事務。在突然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操縱並扶植王明等進入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身為六屆中委、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羅章龍，在會上拒絕認同，堅持另行其是。其後事態急轉直下，終使羅章龍結束了他作為職業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於其後六十多年的逆境中，顛沛輾轉，隱姓埋名進入高校著述教學。他雖已推秤撒手，淡出政治，但多年來，作為黨的叛逆者，仍入了“另冊”，被斥為毛澤東的對立角色。其實，毛澤東這一生，與天斗，與地斗，尤其是與人斗，倍感“其樂無窮”，卻從未與他的這位忘形之友斗過。還是那次在陝北與斯諾的談話中，話及羅章龍的近況，毛澤東是這樣說的——“後來轉向了”。不知是他表述得巧妙，還是斯諾記述得巧妙，或許是翻譯得巧妙，總之，“轉向”的言外之意耐人尋味。

儘管時勢劃開了“人民救星”與“齊民教授”，但無論是誰，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底。1949年以來，毛澤東先是通過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問詢羅章龍的近況。高校院系調整後，羅章龍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澤東幾次經留武漢，都向當地負責人說起羅章龍，其間也不無問訊，有一次還認真向省委負責人提出，要為羅章龍蓋樓度晚年。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自己掀起的政治風暴，又吹散了他作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羅章龍也是有心人。毛澤東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為神偶，羅章龍不願以帶“罪”之身，徒給“太陽”抹黑，所以他始終把這一段相知相交的“管鮑”之情深埋於心底，多年來守口如瓶，從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圍的許多教師、學生，都不知羅仲言教授就是當年風雲一時的羅章龍。

羅章龍是湖南省瀏陽縣人，1896年8月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1912年夏，羅章龍進入長沙長郡中學。學校雖有不少陳規戒律，但辛亥革命也給該校帶來不少新的氣息。羅章龍愛社交，結識了不少朋友。他給自己起了一個氣概不凡的名字——“縱宇一郎”，有以一人縱橫於宇宙之意。羅章龍在《椿園載記》中回憶說：他見到“二十八畫生”的《徵友啟事》後，“看後頗為感動。返校後，我立即作一書應之，署名縱宇一郎。逾三日而復書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願趨前晤教云云。旋雙方訂於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面”。“我們就坐在一條長石上，直談到圖書館中午休息時止，足約二三小時始別。談話內容涉及很廣，包括國內外政治、經濟以至宇宙人生等。”“臨別，潤之表示‘願結管鮑之誼’，並囑以後常見面。”

毛澤東囑羅章龍以後常見面，還說：“願結管鮑之誼。”此次見面後，興奮不已的羅章龍還饒有興致地寫了一首詩《定王台晤二十八畫生》：“白日東城路，嫏嬛麗且清。風塵交北海，空谷見莊生。策喜長沙賦，騷懷楚屈平。風流期共賞，同證此時情。”“長沙賦”指漢代賈誼在當長沙王太傅時寫的《治安策》，楚屈平指寫出不朽《離騷》的屈原。兩個學子，以風流自期，好一派書生意氣。

羅章龍到上海後，正值五月七日“國恥日”，日本警察侮辱毆打中國愛國學生，迫使他們回國。羅因此沒有去日本。1918年，從湖南一師畢業後，毛澤東與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員一起，致力於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工作。8月15日，毛澤東率周士釗、羅章龍等二十餘人離開長沙赴北京。時值秋汛，火車抵達河南郾城縣的漯河車站時，鐵路被洪水沖斷，無法繼續前進。第二天，毛澤東建議到三國時的魏都許昌去看看。於是，毛澤東同羅章龍等前往許昌停留了一兩天。

舊城已經很荒涼了，早已不見往日繁華。他們向當地人了解了一些古魏都的情況，又步行到郊外的舊城遺址憑弔。撫今追昔，蕭條異代，慷慨激昂，不能自已，毛澤東和羅章龍不禁發思古之幽情，聯成七絕一首《魏都懷古》：“橫槊賦詩意氣揚（羅），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蕭條異代西疇墓（毛），銅雀荒傖落夕陽（羅）。”毛澤東和羅章龍憑弔魏都，思接千載，橫貫古今。

1918年，羅章龍考入北京大學，成為北大學生會成員，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五四運動中他衝鋒在前，翻牆闖入曹汝霖的趙家樓。1920年5月，他在與李大釗、張國燾等會見共產國際代表後，成立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成立。羅章龍是該支部三名負責人之一，主要負責宣傳工作。

毛澤東回到長沙後，兩人經常通信，縱論天下大事。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羅章龍的一封信中認為：在中國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兄以為何如?”當月底，毛澤東把湖南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印製出版，其中有多封是他與羅章龍的來往信件。

至中共“六大”，羅章龍一直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由於特殊原因，羅章龍被開除黨籍，他後來長期從事高校教育工作。1978年，他調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撰寫了《椿園載記》《回憶新民學會》《國際代表馬林》等諸多回憶錄，為搶救和搜集整理黨的歷史資料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

在中共三大後中央局機關歷史紀念館一樓展廳的一個展櫃裡，陳列着羅章龍的皮箱、公文包等生活用品。1923年，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後，中共中央機關遷至上海閘北區三曾里。同為中央局成員的毛澤東、羅章龍等革命同志便在三曾里一起工作和生活，度過了一段“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的歲月。

                 羅章龍的皮箱、公文包等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