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夏秋之间，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征友启事”：“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文情真挚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征友人醒目地写作“二十八划生”。数“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恰是二十八划，故以此署名。当时的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入学两年，课内成绩出众，课余酷爱读书，常以天下为己任，今番出此妙举，意在高山流水间。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那一纸文字，贴到女校门前，曾引起校监的疑心，担心这外校学生对女生图谋不轨，差点闹出笑话。

不久，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的，文辞别有风度，署名同样不凡。毛泽东一见欣喜，立即复书约晤，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位“纵宇一郎”，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第一次见面，就相见恨晚地敞开心扉：忆屈原贾生，谈诗韵曲谱；穷究宇宙源起，探讨人世曲折。不知不觉竟是二三小时过去，直到图书馆午休。临分手时，毛泽东脱口而出：“愿结管鲍之谊。”

自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风雨莫逆，遂有“管鲍”佳话以来，千百年间，堪称“管鲍”者可谓寥寥。而毛泽东一向骛高远，卑俗流，择友甚严，此刻一句“愿结管鲍之谊”，表白了他对罗章龙的看重，道出了心底的真切。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罗章龙一人而已。

风流共赏，情谊同证。“管鲍之谊”此结，似一发不可收。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出游：东城古堡天心阁，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又常去板仓的杨昌济先生家，在这里，罗章龙迟于毛泽东结识了杨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他们也曾相约同游衡山，但罗章龙因家人告病回了浏阳，毛泽东便独自游览衡山，登上了祝融峰。

最令他们难忘的，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岳麓行了。一日，毛泽东忽邀罗章龙共攀岳麓。清晨，出长沙南门，到朱张渡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张木式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后，二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先到为胜。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踏着积雪冰泥，艰难前行。足足有两个来小时，罗章龙登上了北海碑亭，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颇为艰难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二人会合后，一同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自是一番指点江山，良多感慨。至80年代初，已是八十高龄的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中，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我们”留下了一首诗：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

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初登云麓宫》

既有诗意浪漫，更是壮怀激烈。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向新结交的朋友、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饶有兴致地讲到那次“征友”，因择友甚严，虽大胆寻觅，却所得寥寥——仅“三个半”。其中两个均已淡忘；而同是长郡联中、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却也只被视为”半个”；唯罗章龙，在毛泽东眼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到会。会议间隙，两人同登黄鹤楼，面对烟雨苍茫的形势，毛泽东吟成《菩萨蛮·登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罗章龙可谓心领神会，稍后便有《感事》二首与之呼应，期盼着“江汉滔滔据上游，棋先一着便千秋”。同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接受中央命令，罗章龙则主动请缨，相约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开局面。罗章龙坐镇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遣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发动秋收起义。孰料这一对忘形挚友，战乱中匆匆一别，竟再未会面。历史真是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1930、1931年之交，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内部事务。在突然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操纵并扶植王明等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身为六届中委、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罗章龙，在会上拒绝认同，坚持另行其是。其后事态急转直下，终使罗章龙结束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于其后六十多年的逆境中，颠沛辗转，隐姓埋名进入高校著述教学。他虽已推秤撒手，淡出政治，但多年来，作为党的叛逆者，仍入了“另册”，被斥为毛泽东的对立角色。其实，毛泽东这一生，与天斗，与地斗，尤其是与人斗，倍感“其乐无穷”，却从未与他的这位忘形之友斗过。还是那次在陕北与斯诺的谈话中，话及罗章龙的近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后来转向了”。不知是他表述得巧妙，还是斯诺记述得巧妙，或许是翻译得巧妙，总之，“转向”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

尽管时势划开了“人民救星”与“齐民教授”，但无论是谁，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底。1949年以来，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也不无问讯，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自己掀起的政治风暴，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罗章龙也是有心人。毛泽东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为神偶，罗章龙不愿以带“罪”之身，徒给“太阳”抹黑，所以他始终把这一段相知相交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底，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教师、学生，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罗章龙。

罗章龙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896年8月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12年夏，罗章龙进入长沙长郡中学。学校虽有不少陈规戒律，但辛亥革命也给该校带来不少新的气息。罗章龙爱社交，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纵宇一郎”，有以一人纵横于宇宙之意。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说：他见到“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后，“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条长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愿结管鲍之谊。”此次见面后，兴奋不已的罗章龙还饶有兴致地写了一首诗《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长沙赋”指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指写出不朽《离骚》的屈原。两个学子，以风流自期，好一派书生意气。

罗章龙到上海后，正值五月七日“国耻日”，日本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爱国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日本。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致力于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8月15日，毛泽东率周士钊、罗章龙等二十余人离开长沙赴北京。时值秋汛，火车抵达河南郾城县的漯河车站时，铁路被洪水冲断，无法继续前进。第二天，毛泽东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毛泽东同罗章龙等前往许昌停留了一两天。

旧城已经很荒凉了，早已不见往日繁华。他们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些古魏都的情况，又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凭吊。抚今追昔，萧条异代，慷慨激昂，不能自已，毛泽东和罗章龙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联成七绝一首《魏都怀古》：“横槊赋诗意气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畴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毛泽东和罗章龙凭吊魏都，思接千载，横贯古今。

1918年，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学生会成员，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他冲锋在前，翻墙闯入曹汝霖的赵家楼。1920年5月，他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罗章龙是该支部三名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两人经常通信，纵论天下大事。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一封信中认为：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当月底，毛泽东把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印制出版，其中有多封是他与罗章龙的来往信件。

至中共“六大”，罗章龙一直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由于特殊原因，罗章龙被开除党籍，他后来长期从事高校教育工作。1978年，他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撰写了《椿园载记》《回忆新民学会》《国际代表马林》等诸多回忆录，为抢救和搜集整理党的历史资料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

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一楼展厅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罗章龙的皮箱、公文包等生活用品。1923年，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闸北区三曾里。同为中央局成员的毛泽东、罗章龙等革命同志便在三曾里一起工作和生活，度过了一段“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岁月。

                 罗章龙的皮箱、公文包等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