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立案审理一起名人侵权案。原告董龙飞和董闯，被告为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妻子)。
董龙飞(男，六十六岁)和董闯(男，三十三岁)，是上海早期地下党成员董健吾的后代。他们近日向武昌区法院递交诉状称，元月十九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深情追忆毛岸英，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董龙飞、董闯在诉状中称，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护送到上海，安排到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一九三二年因局势变化幼稚园解散，毛氏三兄弟被先后安排到董健吾家，董健吾前妻王慧光在家抚养。在董家的四年生活中，毛氏三兄弟共搬家移居四次，董家想尽办法，吃尽苦头，冒着生命危险，含辛茹苦，承担了对毛氏三兄站的抚养责任。
董龙飞的诉状中还称，一九三六年夏季，董健吾凭借私人关系筹措资金，通过国民党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军(中共党员)将毛岸英、毛岸青和其子董秦琪送往苏联。这些史实均有组织结论。
刘思齐在演讲中称，毛岸英、毛岸青“除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都经历了”，“像三毛一样流浪五年”；并称毛岸英、毛岸青是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来的。原告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和报道引起董家亲朋好友多次过问，原告精神极度苦恼。
董龙飞等人提出，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被告武汉理工大学承担提供场地的责任。几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和因诉讼引起的经济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武昌区法院已经立案，并移交给民庭进行调查审理。
故事始于一个令人唏嘘的真相：毛岸英的妻子，一位被誉为坚韧的女性刘思齐，竟也卷入了一场诉讼风波。而这位起诉她的，正是红星闪耀的红色牧师之子——董龙飞。这两个名字，似乎都与革命的红色血液紧密相连，命运却让他们站在了对立面，一场关于历史真相的争论由此展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董健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抚养了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长达五年。 
可以确定的是，毛岸英兄弟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是被董健吾带回家收留的。他们流浪的根源，是中共中央停止援助后，董健吾的妻子态度骤然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的记载，毛岸英并未明确提及流浪五年。而是说流浪过一段时间，是董健吾亲自将他们找回，并安排出国事宜，这与刘思齐所说的被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存在差异。
毛岸英的流浪是由于无法忍受董健吾妻子的态度和打骂，而选择离家出走，并非被抛弃。至于流浪五年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杨开慧牺牲后，居无定所的时光，而非在街头乞讨。解放以后，毛岸青还写信感谢董健吾父子，他在信中回忆往事时说：想到当年在上海的许多情景，特别是在我们遭遇最大困难的时候，董伯伯及你们全家对我和岸青的照顾，至今难以忘怀，真是万分感激……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在一次学校的演讲中指出，当初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二人在上海的情况时说道：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都经历了。 此事后经媒体发酵，给董健吾的后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综上所述，刘思齐的说法确实存在偏差，未能充分展现事件的全貌，这引发了人们对董家后人的误解。这段故事，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史实、人物时，应该尽可能地还原真相，避免片面和主观的解读。 因为刘思齐的说法等于是完全否定了董健吾夫妇当年为掩护、营救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所做的一切努力。于是，董健吾的儿子和孙子将刘思齐告上了法庭，向其索赔一万元精神损失费。
那么，董健吾夫妇当年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后会引发这些争议呢？下面，我们还是从董健吾的特殊人生经历说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与人交谈时曾经提到：“我党内有两大奇人，一个是当过和尚的许世友，一个是做过牧师的董健吾。”
许世友将军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他早年曾在少林寺出家，学得十八般武艺。传说他擅长近战，会用“飞石”伤人，还会一指禅。
董健吾的情况则鲜为人知，只知道他是一位“洋牧师”。至于他的本领是什么？八十年代以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知晓。
董健吾先生的一生非常传奇，是我党中出了名的“怪客”。他出生在上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汉人世家，父族和母族都信洋教。
所以董健吾从小就读于上海洋人办的基督教学堂，二十三岁时考进当地的教会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扬州、西安等几个地方担任教会学校的校长。
后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董健吾在教会学校里降下了英国国旗，因此被校方开除，于是转而去当了冯玉祥的秘书兼英语老师。
因为特殊的求学经历，董健吾有幸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成为同学。后来，他在上海实际上成了宋庆龄的对外联络员。
宋庆龄本人有不便直接出面处理的事务，都交给董健吾以牧师兼中立者的身份去处理。董健吾于一九二八年前后秘密加入我党情报战线，是周总理手下中央特科的成员。
一九三〇年前后，董健吾利用宋庆龄的资源，再加上变卖自己的资产，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中共高层和烈士的子女。
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最早就是被送到这里。三兄弟到上海不久，最小的毛岸龙就因为水土不服夭折了，剩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幼稚园里平静地生活了大概一年时间。
后来由于上海地下组织出现了叛徒，幼稚园被迫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就被送进了董健吾家中寄养。董健吾在上海的事务非常繁忙，再加上叛徒认识他，所以他不得不带着一家人东躲西藏。
一九三四年，董健吾因故外出公干，把孩子留给前妻黄氏抚养。黄氏平时靠着给人缝补打零工生活，她本身有四、五个孩子，只有大儿子已经成年，有收入。
加上毛岸英和毛岸青，黄氏一家人生活压力非常大。原来局势缓和的时候，中央特科会每月给他们家拿点生活费，局势紧张之后，钱就拿不过来了。
董健吾为了保护毛岸英和毛岸青，不敢告诉前妻他们的真实身份。后来董健吾一出差，黄氏的心中怨气很大。
按照毛岸青夫人邵华的说法，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黄氏日常带着几个孩子在家里糊纸盒，又让毛岸英、毛岸青上街道去卖报纸贴补家用。
关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毛岸青夫人邵华有一次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这兄弟俩就在那一家呢就已经生活就不太好了，就在就像小佣人似的，有一次，他弄了个煤球炉子，但没生好。结果，家中的女主人用捅炉子的铁钎子打了他的头，导致他当时鼻血长流，耳朵也流血。
出于上述原因，毛岸英只得带着弟弟毛岸青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关于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上海流浪的时间长度，中共特科女地下党员李云前两年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了此事。 
根据李云所述，她和同事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接受了上级的任务，在上海寻找一对兄弟，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二、三岁，这一对兄弟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
后来，李云和同事找到了毛岸英与毛岸青。根据她的分析，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董健吾出差回来后发现毛岸英兄弟两人不见之后，当时董健吾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才开始下令找人。
因此，刘思齐所说的五年时间并不准确。李云还提到，她花了半年时间在城隍庙附近一个小吃摊上找到了毛岸英与毛岸青。
后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董健吾通过张学良的帮助，将毛岸英兄弟送往苏联。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一开始并不知道董健吾要送出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毛主席的儿子。
张学良之所以帮忙，是因为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曾经有一个心爱的古董被打碎，导致她的情绪十分低落。董健吾得知以后，花费重金买了一件相似的古董送给他们。
这件事情让张学良感觉自己欠了董健吾一个人情，于是他才答应托李杜把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家的儿子一起送到了苏联。
除了掩护和抚养过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外，董健吾在国共两党的沟通与合作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斯诺访问延安也是得益于董健吾的帮助。
解放后，斯诺曾两次向毛主席询问董健吾的情况。刚开始，毛主席对董健吾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全面了解到了真相，当时毛主席说：
我总算才明白，当年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秘使周继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当党内一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董健吾曾经短暂出任公职，后来在十年特殊时期遭到打击。一九七〇年斯诺访华时向毛主席提起想见董健吾一面，然而此时他已经病故了。
三十年代初，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出于安全考虑被迫解散，园中的大部分孩子被各自的家属接走。
1931年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幼儿，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在杨开慧牺牲后，她的老家已变得不再安全，而毛主席当时正忙于前线指挥作战，无法亲自接回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因此这一重任便落在了董健吾的肩上，他将孩子们接到了自己的家中。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掩护毛主席的孩子无疑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同时，董健吾自己也时刻面临着暴露的风险。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中共特科无法按月提供孩子们的抚养费，这给董健吾的前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要照顾好别人家的孩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因此，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最终在上海滩流浪，经历了与三毛相似的苦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关于他们流浪时间的长短，各方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五年，有的则认为是半年。
由于董健吾儿子、孙子起诉刘思齐一事发生之时，董健吾、其前妻以及毛岸英均已离世，而毛岸青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这些涉及家庭内部事务的问题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
最终，在法院相关人员的调解下，董健吾儿子和孙子撤销了对刘思齐的起诉，为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董健吾的一生都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数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我们的红色事业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历史的尘埃落定已久，但是董健吾的光荣事迹，仍然值得后辈们铭记和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