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叫自由写作者，我在这块有所谓特色界定的国土上，常常备感无奈的是，无法任思绪在笔端自由地驰骋。只要一写到某一个可能被列入敏感词的人物或某一件被绝对禁止的事件，就不得不停下笔来，考虑换一个什么词，或以特殊的符号、数字来代替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我想，其他的写作者碰到类似的禁区，也不得不像我这样停下正在活跃的思维。这是多么令人苦恼的表达方式！可我们却不得不屈从于这种表达方式。否则就会连这仅有的言说缝隙也给彻底堵死。

有时候，连我妻子——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她也无法理解：“你干嘛一定要写那个呢？”当她这么奉劝的时候，我就更感到自己的孤独无援。尽管街上人头攒动，但感觉与我独自一人跋涉在茫茫的沙漠里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惜把自己的脑袋交给高高在上的一元化思维，就像集市上黑压压的脑袋那样，根本不必考虑自己的思想掌握在哪个人的手里，而只需考虑自己的嘴巴和听觉尚能满足于感官的享受，那么，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单纯物质享受上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可以令人感到满足了。人们在被赐予“生存权”的满足环境中，日复一日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然后又像蚂蚁一样默默地消失于这个据说比美国还要“好五倍”的祖国中。

周围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进步了，人们富裕了，连捡垃圾的老太婆都在用诺基亚手机大声矶哩哇啦地叫嚷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甚至言论的尺度也较毛时代远为宽松，但有的话语仍然属于绝对的禁区，如文革的讨论、如那年的春夏之交、如某个国家领导人的污点……这些话题至今还不能深入地展开，人们也自觉和自律地谨守着许多心照不宣的显规则。因为21年前，我们已看到许多人“跪着造反”的下场，然而21年后，我们居然看到许多人又齐刷刷在地上跪成一片，但那已不是造反，而更像电视剧里的那一片 “喳”声之后的、自比奴才般的大清王朝风景线。它就像行为艺术一样，有些悲壮，也令人无奈。

人们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我承认此言不虚。因为只有古老东方的天朝国才有如此长盛不衰的奴性文化。这种文化至今仍顽固地根植在这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皇天后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是有人奇怪怎么专制的生命力如此“老而不死”吗？大约奥妙就在这里。中国人的奴性基因经过漫长的历史浸淫，已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里熬成文化传统的惯性绵远而悠长，生命力依旧坚挺而持续，且繁殖功能异常强大。

难怪前香港总统彭定康在2008年对BBC电台充满疑惑地说，现在的中国模式等于是在向西方世界宣扬一个国家可以在不需民主的同时，也能够使经济发展的观念。他认为这是开创了一个坏的先例。这种先例意味着“民主的毁灭”。因为在这样的模式下，西方即使看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下，目睹其侵犯本国国民的人权时也将无能为力。的确，正如他所看到的，“（中国）财富快速增长的基础，和自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不认为中国这种“专制体制、排斥自由、原始资本主义”的模式将会胜出，因为中国并没有长期以来民主所提供的“安全阀”。

对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则看得更深刻。她认为，今天中国给世界输出的只是电视机之类的物质，“而不是思想观念。”因此，中国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超级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便告诉我们，西方人其实并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