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學二年級的時侯，因為我要做家務，（現在想想這樣的男孩還有幾個？）所以遲到是常有的事。一天早晨，我坐在家冂口揀菜為晚上燒菜做準備，這時我班幾個女同學走過，其中二個是我們一個院的:“啊呀，你還不走，要遲到了。” “急什麼，遲到又不會有什麼事。” “你真是. . . ” 女孩子們匆匆地趕着去學校了。那時我們在學校，男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我們住一起的二個女同學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平時相互間穿門，從來都不用敲門，隨便進出。但一進校門，便成了陌路人。

那天下午有二節政治課，全班分四個小組討論。當時正好在學毛主席的文章，討論怎樣運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事物。我們那一幫小兄弟能說會道者居多，我不居笫一也占第二，所以老師常想找我開涮。剛開始小組討論冷場，老師過來讓大家把閒書收起來，集中思想參加討論，要求每個人輪流發言。在討論中當我講：“什麼事情都可以一分為二，事物有正反二方面...”

老師笑嘻嘻地：“你今天又遲到的事能不能一分為二？”

“我因為沒有看鐘，不知道時間，所以不好意思老師大人，學生這邊失禮了晚了。” 同學中開始嘻笑起來。

“好像有人提醒你要遲到了吧？但你卻無所謂，是否覺得遲到是一種“膽量”，是一種“派頭”？” 老師依舊笑嘻嘻，但卻不肯掉轉話題。

沒有想到，平凡百姓的一點芝麻小事也這麼快的傳遞到老師這裡了。既然事情找上了門，我也只能水來土淹，學生得罪了。

“今天我們正好在學一分為二，受老師之邀（逼）我今天就活學活用…，怎樣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我今天早上的遲到？我今天遲到了，怎麼會遲到？為什麼會遲到？因為我在做家務，我是新中國的少年，為什麼父母沒做，而讓我來做家務？

一，我們要保持革命勤儉的傳統，從小就要勤勞，將來可以接革命的班。

二，父母都要上班,   要抓革命促生產，為了革命的大家，而顧不上自己的小家，我雖年少但也要勇挑重擔為家分憂。

我做家務看似小事，但卻是支持抓革命促生產的一件實事。另外，我知道時間晚了，我是跑步來學校的。這種既支持抓革命促生產又積極參加學習文化的人，請問老師，透過用一分為二的觀點，您是否從一個學生的遲到，看到了一個不平凡的學生？”

當我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的辨解着時，老師的微笑越來越微，最後變成了嚴肅。整個班的分組討論已變成了全班討論，因為我們這一撥人有八九個，屬於班裡的非政府力量，我們領頭幾個都不是紅衛兵。沒有人當面反駁我，但老師提出了：這位同學的遲到有理論，對不對？提請紅衛兵排討論。

沒有想到，第二天一進學校，在我班所在的一層，三個班的教室里和走廊里都貼滿了大字報，都是沖我來的！主要都是圍繞着評上課遲到有理論，也有一小部份是我的其它“奇談怪論”，比如上英語課，我曾說應該每人一台錄音機（現在那個外語學校不是人手一部）這在當時被視為修正主義的一套。現在也被有心人扒出來批了。原來那天我們放學後，學校紅衛兵團正好有組織活動，他們決定要展示他們的力量，所以連夜組織大家寫大字報反擊。現在想想，當時幸虧我父母都從幹校返回，又在為革命流汗了，學校考慮到我畢竟還屬於有救學生，所以在連的範圍內（三個班級），大字報是對事不對人，沒有指名道姓。

當然，我是不懼的，我們一幫人，一個班級一個班級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看過去，評論過去，這個字錯了，那個觀點不清嘍，指指點點也別有情趣…。

下午，我和幾個紅衛兵頭頭在教師辦公室開會時，他們要幫助我這個落後的同學。我告訴他們人手一個錄音機是我看了阿爾巴尼亞的畫報而產氣生的聯想，阿爾巴尼亞是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他們的學校人手一個錄音機，你們誰能說那是修正主義？...。說我學習不認真？那時語文課正在學毛主席的詩，我順口說我都會背了，邊上的老師不信，讓我背誦。我一口氣就把課堂上才教了一半的長詩給背誦了一遍一字不錯。一來勁又背了另外幾首，幫教會成了我的一個秀場。

一星期後開家長會，很少會去開家長會的父親和母親一起去了。（也許是接到學校的電話？）

我多少有點怕怕的待在家裡，我那時的命門就是父親，只有他能鎮住我。如果當日老師經常上我家告狀的話，今天的我也許就換個人樣了。終於父母回來了。

父親一進門就爽朗地大笑起來：“好小子，想不到你也能掀起一片浪花，能有這麼多的大字報，你還真不簡單…。” 結果遠比我想象的要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