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會制度中的道德與法律----德治與法治
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對社會制度是德治還是法治的爭論,都有相當長的歷史。從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理想國》中的人治觀,其晚年的《法律篇》,而後到其學生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法治與一人之治,到十八世紀如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伏爾泰,盧梭等思想家們主導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社會政體由君主專制一步步走向了民主共和,德治轉向法治,而後德與法並行兼治。
中國自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475----前221年)東周建立至秦朝建立這段時期,出現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時代,道家,名家,法家,墨家,當然還有儒家思想,其中被當代學者研究頗多的是以管仲為代表的齊國法家和商鞅、韓非為代表的秦晉法家。他們提出通過富國強兵,崇尚法制,一切依靠法治來整合社會。齊國法家主張順應民性來立法,滿足百姓民眾的需求,發展生產,增加財富;而秦晉法家認為人性是自私的,主張利用賞罰兩手,以嚴刑相威,以重賞相誘。在先秦諸子各種社會整合思想中,法家最務實、最法制化。
學界普遍的看法是,法家的思想運用,是秦朝快速興起,消滅六國統一中原的主要原因,但同時,法家崇尚殘暴,推崇權術,焚書坑儒,嚴刑峻法,激化了階級矛盾,使秦在統一全國後,只經歷了短短的兩代,就走向了滅亡。秦朝未年陳勝,吳廣起義的故事有力地證實了這個觀點。
到了漢代,自漢高祖始,漢代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安撫流民,釋放奴婢,鼓勵生育,一再減輕田賦,獎勵農耕;撫恤“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實行休養生息的“仁”政,到了漢武帝時,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漢朝呈現出中國歷史是少有的盛世。
從公元前206--公元22O年,包括西漢和東漢(也和前漢和後漢)。在兩漢之際,還有王莽、劉玄兩個短暫的統治時期。
西漢:則從公元前206--公元8年,共214年,用儒術的仁治可說是真正達到了長治久安。這與秦始皇的兩代短命皇朝形成鮮明對比。
漢代政治的成功,不僅在於儒家的仁治,而且也繼承了前代法制的合理成分,形成漢代外儒內法的合理政治。
縱觀現代政治,都是德治與法治並行不悖,相互輔助,才能成功疏導和治理社會。而按照德與法的本意精神,未來的社會管理,法治最終將會匯入德治的洪流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