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永康案是中央的二号专案，据说中央的一号专案是庆亲王案。
假如习真的打算把反腐运动推高到曾这一层级，那么他必须要与这位自己的政治导师进行彻底
的切割。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恐怕他的政治对手都会为他感到不齿。 所以在被迫面对这个问
题的时候，选择保要比选择打更能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
当然他的对手非常乐意看到习陷入这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保，就会让习的反腐光环落入尘埃，
回归本来面目。
下面是引自多维的一篇文章，简略的分析了习曾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删节）。
中共两个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已经被正式定性为军中大老虎，郭伯雄的儿子已经被正式启动
调查程序。两会期间，也有军方代表指出前军委主席胡锦涛主政期间，就被这两个军委副主席
掣肘架空。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忽略了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前也是军委副主
席。假如徐和郭在架空胡，那么习当时扮演什么角色呢？冷眼旁观、反对或者支持这种架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习会不会从胡被架空的这个结果中受益呢？
胡作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在其执政的十年里，经历了诸如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等一系列
重大事件，能保持中国基本稳定发展，其功过是非到底如何，有待历史评价。胡究竟有无被架空，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政治八卦，但也的确是解读中国当代政治博弈的一个切入点。
胡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被确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的前任江泽民在2005年才正式辞
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意味着，十六大的人事布局基本仍在江的主导下。所以2002年的胡温
新政后不久，就传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坊间观察。
如果真正了解中共的权力交接体制，以及有过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
每隔五年，在这个政党的全体会议上，就会进行一次权力或者分工的重新分配。而在这个五年节
点前的2-3年，各种热身运动、准备活动就会开始。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有中国特色的中期选
举”。比如在2012年被查处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被指出有意问鼎常委，而薄正是从09
年（2012年召开的18大前2-3年）开始高调的唱红打黑运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相信，在这个
时间点开始展示自己的影响力，有助于提高自己或者自己青睐的人选进入权力核心的可能性。
那么让时间回到胡的执政时代，在江正式辞去军委主席的2005年，刚好也是十七大即将召开前
的2-3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如果检索从2006-2007年的中共新闻，会发现有两个人的名
字相关度在明显上升，显示出数理统计中的高度相关性，那就是曾庆红和习近平。
曾作为江的办公厅主任，也曾担任中共的组织部长，全面掌管中共封疆大吏们的考察和升迁。
在16大以后，曾作为国家副主席，分管港澳事务。2006年－2007年期间，曾多次到习近平所在
的浙江省考察，并带领习和上海市长韩正等人一同出现在公众场合。在2006年，原上海市委书
记陈良宇因贪腐问题被查处后，习被选为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在2007年，习则顺理成章地出现
在十七大主席台，成为曾的接班人。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出大量的官方照片，显示曾习两人在十七
大主席台上热情地握手和拥抱。这足以说明，习是接替了曾的位置，或者说曾为习进入常委做了
大量的工作。假如习不是接替曾的位置，那么他应该和整个16大的领导集体一一拥抱握手，这样更容易说明接班人的选拔是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象这样由特定人士私相授受。
现在问题出现了。如果胡在16大任期内仍然处于江的影响力之下，那么作为江的最核心助手的
曾指定习作为自己的继任者，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江对十七大的一种布局？ 实际上，曾不仅是
将习指定为自己的继任者而入常委，实际上也等于将习指定为十八大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也
就是胡的继任者。
这样一来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就是习为何能够快速地从浙江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书记，
然后迅速进入中共的十七大常委。从各种公开资料来看，无法发现习主政地方期间，有什么明显
可以说明其具备担任下一届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业绩，除了习的父亲作为中共的前副总理，有着
改革者的名声而外。显然，习在十七大进入常委更可能是一种人为操作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正常
的选用贤能遴选机制的结果。
按照这个惯性继续推演，就不难发现这个人为操作的政治布局，使得中共的十七大进入了一种
微妙博弈气氛。从形式上看，邓小平在退出权力中心前，将胡引入了政治局常委。现在江则在自
己退出权力中心之后，将习引入了政治局常委，从而使这种隔代指定的模式传递下来。那么接下
来胡是否也可以指定一个人选作为习的继任者呢？或者再换一个角度，这种隔代指定接班人的
制度是否是中共党内接受的一种权力交接模式呢？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政治制度最为微妙敏感的地带。不难发现（或者装作惊讶地发现），这个庞大
系统的权力中枢，竟然没有一套可以公开的领导人遴选机制。即便是面向这个七千万党员的组
织内部，这个机制也是讳莫如深。假如前面所猜测的隔代指定只是一种表面形式，而其实质仍然
是不同派系力量之间掰手腕的游戏，那么从邓到江，从江到胡的权力交接过程，就无法充分证
明隔代指定机制的稳定存在，而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作为整体的党，依然无法将这个模式制
度化。党的权力中枢的成员，也未必都接受这种游戏规则。这样的结果就是：江曾在十七大将习
指定为曾的接班人和下一代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就必须从权力层面确保这个结果不被其他人
推翻，换言之，就是必须把胡的政治影响力继续压缩，直到完成十八大权力交接。
胡到底有没有被架空？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胡显然不是没有权力，但他的权
力也没有强大到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在胡的博弈对手看来，胡仍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而且
在各个省份和政府部门中积累了不容忽视的组织资源。如果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意图，既是
合理的，也是有一定能力去实施这一意图的。
考虑到胡在十六大的弱势，以及江曾成功操作习进入政治局常委，有理由相信胡的这种弱势地
位在十七大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胡与习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从习的政治升迁轨迹来
看，他与胡没有任何交集。习作为胡的政治对手指定的接班人，也一定清楚知道假如自己没有
被曾庆红力荐进入政治局常委，那么胡的继任者一定另有他人，比如现任的总理李克强。
假如习与其他可能的候选人一起公开竞争的话，比如考察政绩或者施政理念，习未必有足够的把
握成为最终胜利者。毕竟这个国家的社交媒体上的主流话语在那时更期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而胡的候选人们更加符合这种民间的期待，哪怕是形式层面的。
新华社的官方报道显示，习在2007年以后作为国家副主席出访德国时，习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
送了两本江泽民的科技著作。熟悉中共政治语言的人会很明显地感受到习是在向江表忠心和自己
主动站队，习的这种表现可以被解读为向胡的一种示威。这也说明，习并不需要胡的认可，而只是尽量耐心地等待胡的政治生命终结，然后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庞大系统的新核心。如果胡在某些进程上让习感觉不爽（比如那段时间传言胡不肯同意习进军委做副主席），那么习的这种任性的表达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习清楚地知道胡处于上下挤压的弱势地位，一个弱势的领导者不尊重现实的权力格局也是让人不能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让胡无所作为的掣肘和架空行为，习都会是受益者--胡越是被人当作无能，越是给习留下了广阔的政治舞台。至于习本人是否参与这种架空行为，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积极的举动正好可以配合江曾帮他安排好通向未来权力巅峰的一切。
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多个城市发生了针对钓鱼岛纷争的反日示威活动。稍有头脑的观
察者都能看出来这是一场有着明显官方操纵痕迹的政治嘉年华活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被炸，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被责成处理这一问题，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引导国内民意走向稳定。有人指出，如果胡处理失当，很可能会因此被质疑是否有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能力。
但在2012年9月的这场活动里，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却神秘地消失了将近两周之久。出来表态
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到底是谁主导了这场突然出现的声势浩大的活动，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谜团。有两个细节可以作为参考：一是在这场运动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借机要求释放被查处的薄熙来，而在薄如日中天的时候，习是到重庆肯定薄的运动的常委之一（没有去重庆为薄背书的常委就只剩下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二是在运动最热烈的西安有人发现公安人员扮演示威群众。 而十八大以后，西安所在的陕西省，它的省委书记赵乐际（与习近平是同乡）进入政治局并成为中组部部长。
普通中国人如果不是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致的观察，恐怕很难从纷繁芜杂的消息中梳理出这么多的
线索。他们更可能从大纪元之类的海外华文媒体获取被“喂料”的信息，相信胡习是政治联盟，在
一起对付江曾，甚至相信胡被打倒的助手令计划也是江曾的党羽。
以上的分析梳理，也难免主观，因为能够获取的资讯有限。但仅仅是这些信息，也已经足以表明目前绝大多数海内海外华文信息对中国目前形势的分析，是一个多么巨大而荒唐的错误，是比雾霾更加严重的信息污染。很显然，有人在故意误导和操纵信息，以形成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舆论环境。
两会前传出的中纪委网站的文章，据说以“庆亲王”来影射曾庆红，表示打虎无上限，没有铁帽子王。 实际上，曾恰恰是习通向最高权力道路的导师和造就者，即造王者（King Maker），而且习与曾同为红二代。假如有人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曾也涉及贪腐，习对曾问题的回避就将暴露自己选择性反腐的用心。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怀疑，习对胡时代崛起的平民官员系统的针对性反腐，究竟是真的为了反腐？还是为了让自己在十九大连任，让红二代既得利益集团全面掌握权力，而对平民背景官员派系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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