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在中國大陸青年中曾有過一次熱烈的關於人生意義的大討論，《中國青年》1980年第五期，在顯要位置開闢了一個專欄，“人生的意義究竟是麼？”，當期發表了署名潘曉的一封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信中說，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人活着，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可是，後來看到的一切讓她覺得，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裡所描繪的那樣美好，自己在社會上也處處碰壁。“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在厲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人真正虔誠地服從平時掛在嘴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麼忘我高尚的人。”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社會所進行的教育就是要求青年人要以小“我”服從大“我”，他們的生命並非為他們自己所有，而是屬於黨、社會、或者國家。可是物極必反，這一爭論昭示着青年們主體意識的覺醒。潘曉的名言“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在很長一個時期里被許多青年奉為人生圭臬。

當然，人活着如果完全為了別人，未免太痛苦了一點，因為它與內心的自我意識相衝突；可是如果完全為了自己，恐怕又會流於自私，活得也不踏實。況且，如果私慾過於膨脹，不加約束，便會走向極端，干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中國社會目前的現狀不正是如此嗎？僅僅為自己而活，看來也沒有什麼意義。

為素不相識的人活着很難，為你愛着的人活着就容易了嗎？聽到無數的新移民父母在訴說了移民生活的辛酸之後，淡淡地說，“還不都是為了孩子。”愛之愈深，恨之愈切，你的孩子可能是傷害你最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