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萬潤南，回憶民陣史

費良勇

先走科技致富之路，再探民主救國之道的萬潤南先生於2025年10月13日 清晨5點在巴黎逝世，享年 79 歲。 當日恰逢“四通橋事件”三周年。根據《北京志·海淀區志》（北京出版社，2004）和《維基百科》“四通橋”詞條，該橋為四通公司捐建，1995年建成。雖然捐建主體是企業（四通公司）而非個人，且橋建成於萬潤南先生離開中國之後，但畢竟他是四通公司的創始人，而且，四通橋事件中彭立發先生所掛橫幅的內容“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也符合萬潤南先生一生的追求，不管是否天意，都值得一提。

我在此向萬潤南先生的夫人李玉大姐和全體家人致以誠摯的問候，望節哀順便！

萬潤南先生1946年10月29日出生於江蘇宜興。他197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之後被分配到河北承德鐵路局接受“工農兵再教育”。1978年在中國科學院擔任工程師。

1984年5月16日，萬潤南先生等七人用2萬元借款起家，在北京中關村創立四通公司，第二年聯手日本三甲公司開發、設計、創新、製造出第一代中文電腦鍵盤打印機，一舉帶動了全國相關技術發展。隨後連續3年，四通年增長率高達330%，震撼了全世界的科技公司。 1987年營業額達到5個億。1988年有職工700多名，在北京建立了電子元器件、電腦技術等8個專業公司，在上海、長沙、烏魯木齊、深圳等100多個地區建立了分公司、辦事處或經銷機構。四通公司成為全中國知名民營企業。然而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四通集團公司遭到整頓重組，不復存在。四通的悲劇也充分證實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需要充分條件和必要因素，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直接導致惡化和衰退。

萬潤南先生是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1989年，他公開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被中國政府通緝。他逃離中國，在巴黎參與籌備民主中國陣線（民陣）。民陣1989年9月22-24日在巴黎誕生時，嚴家其先生當選為主席，萬潤南先生擔任秘書長。隨後，民陣在全球各地建立許多分支部，會員曾超過1萬人。1990年9月22-24日在舊金山的民陣第二次代表大會（二大）上，萬潤南先生當選為主席。在民陣內部和民運界，大家都尊稱萬潤南先生為“老萬”。

1992 年民陣中國陣線（民陣）與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啟動合併磋商，民運圈內部出現了圍繞誰來主導合併、誰出任新組織領導的分歧。隨即分化成“萬派”和“反萬派（徐邦泰陣營）”。為了化解矛盾，雙方在會前達成折中過渡方案，共推王若望先生為主席。但1993年1月18日的合併大會上出現變局，徐邦泰先生自食其言，由支持王若望先生參選轉為本人參選，並且會務議程、規則變更、提名與代表資格審查等引起重大爭執，導致王若望先生被迫退選，胡平先生等多名候選人和代表退場抗議，合併失敗，引發後續的組織分裂內鬥，海外民運跌入谷底。

我認為，老萬的號召力與象徵性相當強。作為四通創辦人、六四後流亡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協同發起並領導民陣，給海外民運提供了整合組織與資源的可能性。他在合併進程中並非強硬排他，而是接受以王若望先生為“共同主席”的折中方案，顯示出寬容大度和大局觀。但是，他未能把個人號召力轉化為跨派系的穩定聯盟，在程序操作——主席提名——代表資格審查的複合博弈上失利，導致合併功虧一簣，令人遺憾。

民陣和民聯的合併大會失敗後，部分民陣和民聯成員發起恢復民陣和民聯的活動。1993年11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和悉尼分別召開了民陣三大和民聯六大。老萬當選為民陣第三屆主席。

對此，我有一點事後諸葛亮的看法：從法治原則上看，當民陣民聯宣布解散，大家都應該在新組織民聯陣的框架下活動。發現代表資格、會務程序與選舉安排中的黑幕，可以大力揭露，可以不受“王命”，甚至提出彈劾動議，一時彈劾不了，隱忍一屆，繼續大力揭露問題，在下一屆代表大會上另選新領導。民陣和民聯不應該重新恢復運作。另一方面，當徐邦泰看到合併失敗，應當引咎辭職，反而會獲得大家的寬容和支持。這樣，民運就會法制化，不至於後來出現許多小人野心家，動輒分裂組織，另立旗號，導致組織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少，路越走越窄的糟糕局面。可惜，我們當年都犯了民運幼稚病。

1996年5月17至20日，民陣與民聯在美國肯塔基聯合舉辦“台灣大選後兩岸關係與大陸民運研討會”，並同時召開各自的四大和七大。杜智富先生當選為民陣第四任主席，老萬擔任民陣理事。

1996年底，杜智富先生來歐洲巡視民陣情況，同民陣英國分部主席金曉炎女士一起來紐倫堡。1997年元旦，我冒雪開車大約800公裡帶他們去巴黎老萬家。我們討論了關於香港回歸，台海兩岸關係，中國的體制改革，民陣的近期工作，各民運組織的關係等許多問題。

1998年，老萬參與了民陣聯合多個團體組建“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的活動。民陣主席杜智富先生和民聯主席吳方城先生初期支持魏京生先生任聯席會議主席，但他們反對魏京生排除選舉制度的做法，認為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法治原則，而魏京生則指責他們兩人都是中共特務。他們後來堅決反對魏京生。我當時擔任民聯總部副主席，在他們三人之間做過多次溝通工作，但毫無進展。民陣和民聯內部也引起重大分歧。杜智富辭去主席職務，由齊墨接任。杜智富與吳方城另行主持了“海外民運圓桌會議”。

杜致富先生生於山東省青島市，後移居香港念中學，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1972年移民到加拿大，在亞伯達大學獲得電機碩士學位，是一位傑出的工程師。吳方城先生祖籍遼寧，生於四川，遷居北京，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1981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學碩士學位，1986年獲得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植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後來到肯塔基大學作研究。吳方城先生於2013年因病去世。他們兩人都不是中共特務，而是深孚眾望的仁人志士。

“海外民運聯席會議”，顧名思義應當是海外民運組織之間的聯席會議。由於最主要的兩個民運組織（民陣和民聯）的主席都反對魏京生的聯席會議，1998年9月民運聯席會議在美國紐約州與加拿大安大略省交界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地區召開成立大會時，與會者不是以組織代表，而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所以，“聯席會議”實際上一開始就名不副實。

老萬對此感到很遺憾。他雖然同許多民陣骨幹還保持聯繫，並繼續擔任過幾屆民陣理監事，但實際上逐漸淡出了民陣和民運的活動。

90年代後期，老萬組建了一個私人投資基金會。他試圖重新創業，在巴黎開過餐館，計劃生產360度監控儀，經營過股票等。2000年初，老萬來到紐倫堡我家中，當時正值牛市，我們暢談的內容有許多是關於股票經營的。他認為我買賣股票的方式不錯，邀請我去美國同他一起管理基金，負責股票的短炒。我感到風險太大，自認為不是股票專才，謝絕了他的邀請。

2000年3月至10月，全球資本市場發生了持續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科技股指數——納斯達克指數（NASDAQ Composite Index）從5048點跌破3000點大關，許多散戶損失嚴重。老萬雖然非常精明能幹，但因大氣候不好，投資股市不巧受挫，損失了一筆集資的資金。

2003年10月我擔任民陣總部主席後，於2005年3月在悉尼召開中國民運澳洲大會，2006年在柏林召開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以及2007年在布魯塞爾，2008年在東京，2010年在斯特拉斯堡召開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歷屆大會都邀請了老萬，他都未能參加。直到2011年2月26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上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後來，我們只有電話聯繫。

老萬大約2004年就患上了心臟病。他多次同我講到，他只有半顆心臟了。什麼時候這半個發動機停止工作了，他的人生也就終止了。但他始終堅韌不拔，保持樂觀精神。老萬晚年喜歡寫詩，特別是寫舊體詩，並鼓勵我也寫。我覺得寫舊體詩太受約束，太花時間。他說，只要深入鑽研，就會越來越順手。

幾年前，老萬告訴我，他有一筆錢了，要歸還曾在基金會投資的朋友們。有的朋友地址變動了，他聯繫不上，希望我幫助聯繫。我說：“我告訴過多位朋友，投錢到基金股票市場，都是有風險的，突發性的熊市和股市崩盤，難以預料。老萬是講信譽的人。他能還錢的時候，肯定會還給各位。如果基金會有困難，就當是自己買股票虧了”。老萬說：“如果我實在沒有錢，還不起了，那也沒有辦法，愧對大家。但是，我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拿到一部分原來四通裡面屬於我的錢，這足夠歸還各位朋友的本金，很遺憾紅利就沒有了。我不願意欠下債務到另外一個世界去。“這件事足見老萬為人正直，信守諾言。

老萬性格溫和，講話從容。他很會提煉一些簡潔明了便於記憶，具有強大號召力或反省力的格言警句。例如：他在1989年5月31日四通職工大會上表態說：“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他後來在演講中常強調“血要熱，骨頭要硬，頭腦要清醒。”這是面對專制壓力時必須兼顧的三個維度。

民陣成立不久，我以筆名“寒坡嶺”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民陣的運作要領》一文，主要談到”“求生存、求發展、求外援、求內應”四個方面的問題。老萬認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專門打電話問修海濤先生（筆名齊墨），誰是寒坡嶺。他當時經常來德國，同我和齊墨等民陣骨幹多次談及”以商養運“，他認為這是民陣生存發展的一個基礎。湊巧一位民陣成員從中國回到德國，同我談起希望成立“中德貿易促進會”。我想，還不如直接成立“德國華商會”，占住這個響亮的牌子，作為民陣的外圍組織，這也正符合“以商養運”的思路。我同齊墨等人協商後，以民陣骨幹為主發起成立了德國華商會，同時辦起了《德國華商報》。因我和齊墨是民陣德國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商定，我們都不出任華商會主要職務。老萬非常贊同我們的設想。不過，經商主要是個人的事業，華商會成員分散在德國各地，當時網絡不發達，聯繫不變，很快名存實亡。《華商報》轉變成為齊墨的私人報紙，長期延續下來，後來改成電子版，直到齊墨去世。我的觀察是，作為民運組織經商，是非常困難的。通過經商發財的民陣成員，絕大部分都同民陣切割了，捐款回饋民運的人，鳳毛麟角。所以，總體上，以商養運是不成功的。不過，民陣成員之間互通信息，相互幫持和鼓勵，這樣的事例相當多。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本義和基礎就是私人經濟。小型中餐館的合夥經營者之間往往也矛盾重重，更何況較大規模的投資。“人之初，性本私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的事業拼命奮鬥，不會為別人的事業、集體或國家的事業鞠躬盡瘁。這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和全面公有制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談及民運策略時，老萬常說：“不能光轟油門不踩剎車。”提醒大家要靈活機動，不能一直朝前衝，不能把對手逼到死角上。

在回顧過去時，老萬多次講到：“我們犯的最大錯誤是，低估了難度，低估了共產黨的韌性。”他用這一句話來反省民陣當年的策略過失。

“堅持理念，民主必勝。”老萬常用這句話來勉勵同仁。

“旗子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壓力不減”，這是老萬對民陣提出的要求，也是對海外民運的長期定位。在民陣的內部會議上，或者在公開的民運大會上，我一再用他的這句格言來勉勵大家。其他民運同仁也喜歡引用他的這句話。

2014年，老萬從美國回到巴黎，休養身體的同時寫回憶錄和評論文章，主題涵蓋八十年代企業史、技術與文化、1989 年民主運動、流亡與公共生活等。

今年5月，西班牙李力先生來紐倫堡我家中，我們談到老萬時，就馬上給他打了電話。他精神還不錯，高興地同我們談古論今。但沒有料到，這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通話。我們都對中國的科技成就和經濟發展感到高興，希望中國的父老鄉親生活得越來越好，但對中國的政治倒退深惡痛絕。

老萬和我都是清華學人。他永遠是我尊敬的學長。他多次說，民陣主席中，清華就占了兩位。這說明理工科學生也關心民主政治，一旦確認大方向，就堅持走到底。

老萬的創業思維、改革激情、民主理念、謙和性格、樂觀精神、堅韌毅力和談笑音容等永遠印在我們的腦海中，激勵我們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奮鬥到底！

老萬是民陣的靈魂人物。他的逝世，是民陣和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

痛悼萬潤南兄！

四通速成創奇蹟，

支持學運遭通緝。

頭冷血熱骨頭硬，

帶領民陣斗熊羆。

分合成敗從容看，

丹心殘半猶賦詩。

堅持理念求自由，

客死異鄉志不移。

萬潤南兄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