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万润南，回忆民阵史

费良勇

先走科技致富之路，再探民主救国之道的万润南先生于2025年10月13日 清晨5点在巴黎逝世，享年 79 岁。 当日恰逢“四通桥事件”三周年。根据《北京志·海淀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和《维基百科》“四通桥”词条，该桥为四通公司捐建，1995年建成。虽然捐建主体是企业（四通公司）而非个人，且桥建成于万润南先生离开中国之后，但毕竟他是四通公司的创始人，而且，四通桥事件中彭立发先生所挂横幅的内容“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也符合万润南先生一生的追求，不管是否天意，都值得一提。

我在此向万润南先生的夫人李玉大姐和全体家人致以诚挚的问候，望节哀顺便！

万润南先生1946年10月29日出生于江苏宜兴。他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之后被分配到河北承德铁路局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工程师。

1984年5月16日，万润南先生等七人用2万元借款起家，在北京中关村创立四通公司，第二年联手日本三甲公司开发、设计、创新、制造出第一代中文电脑键盘打印机，一举带动了全国相关技术发展。随后连续3年，四通年增长率高达330%，震撼了全世界的科技公司。 1987年营业额达到5个亿。1988年有职工700多名，在北京建立了电子元器件、电脑技术等8个专业公司，在上海、长沙、乌鲁木齐、深圳等100多个地区建立了分公司、办事处或经销机构。四通公司成为全中国知名民营企业。然而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四通集团公司遭到整顿重组，不复存在。四通的悲剧也充分证实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充分条件和必要因素，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导致恶化和衰退。

万润南先生是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89年，他公开支持学生民主运动，被中国政府通缉。他逃离中国，在巴黎参与筹备民主中国阵线（民阵）。民阵1989年9月22-24日在巴黎诞生时，严家其先生当选为主席，万润南先生担任秘书长。随后，民阵在全球各地建立许多分支部，会员曾超过1万人。1990年9月22-24日在旧金山的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大）上，万润南先生当选为主席。在民阵内部和民运界，大家都尊称万润南先生为“老万”。

1992 年民阵中国阵线（民阵）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启动合并磋商，民运圈内部出现了围绕谁来主导合并、谁出任新组织领导的分歧。随即分化成“万派”和“反万派（徐邦泰阵营）”。为了化解矛盾，双方在会前达成折中过渡方案，共推王若望先生为主席。但1993年1月18日的合并大会上出现变局，徐邦泰先生自食其言，由支持王若望先生参选转为本人参选，并且会务议程、规则变更、提名与代表资格审查等引起重大争执，导致王若望先生被迫退选，胡平先生等多名候选人和代表退场抗议，合并失败，引发后续的组织分裂内斗，海外民运跌入谷底。

我认为，老万的号召力与象征性相当强。作为四通创办人、六四后流亡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协同发起并领导民阵，给海外民运提供了整合组织与资源的可能性。他在合并进程中并非强硬排他，而是接受以王若望先生为“共同主席”的折中方案，显示出宽容大度和大局观。但是，他未能把个人号召力转化为跨派系的稳定联盟，在程序操作——主席提名——代表资格审查的复合博弈上失利，导致合并功亏一篑，令人遗憾。

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失败后，部分民阵和民联成员发起恢复民阵和民联的活动。1993年11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分别召开了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老万当选为民阵第三届主席。

对此，我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看法：从法治原则上看，当民阵民联宣布解散，大家都应该在新组织民联阵的框架下活动。发现代表资格、会务程序与选举安排中的黑幕，可以大力揭露，可以不受“王命”，甚至提出弹劾动议，一时弹劾不了，隐忍一届，继续大力揭露问题，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另选新领导。民阵和民联不应该重新恢复运作。另一方面，当徐邦泰看到合并失败，应当引咎辞职，反而会获得大家的宽容和支持。这样，民运就会法制化，不至于后来出现许多小人野心家，动辄分裂组织，另立旗号，导致组织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少，路越走越窄的糟糕局面。可惜，我们当年都犯了民运幼稚病。

1996年5月17至20日，民阵与民联在美国肯塔基联合举办“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与大陆民运研讨会”，并同时召开各自的四大和七大。杜智富先生当选为民阵第四任主席，老万担任民阵理事。

1996年底，杜智富先生来欧洲巡视民阵情况，同民阵英国分部主席金晓炎女士一起来纽伦堡。1997年元旦，我冒雪开车大约800公里带他们去巴黎老万家。我们讨论了关于香港回归，台海两岸关系，中国的体制改革，民阵的近期工作，各民运组织的关系等许多问题。

1998年，老万参与了民阵联合多个团体组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活动。民阵主席杜智富先生和民联主席吴方城先生初期支持魏京生先生任联席会议主席，但他们反对魏京生排除选举制度的做法，认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法治原则，而魏京生则指责他们两人都是中共特务。他们后来坚决反对魏京生。我当时担任民联总部副主席，在他们三人之间做过多次沟通工作，但毫无进展。民阵和民联内部也引起重大分歧。杜智富辞去主席职务，由齐墨接任。杜智富与吴方城另行主持了“海外民运圆桌会议”。

杜致富先生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后移居香港念中学，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1972年移民到加拿大，在亚伯达大学获得电机硕士学位，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吴方城先生祖籍辽宁，生于四川，迁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8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植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来到肯塔基大学作研究。吴方城先生于2013年因病去世。他们两人都不是中共特务，而是深孚众望的仁人志士。

“海外民运联席会议”，顾名思义应当是海外民运组织之间的联席会议。由于最主要的两个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的主席都反对魏京生的联席会议，1998年9月民运联席会议在美国纽约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交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者不是以组织代表，而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所以，“联席会议”实际上一开始就名不副实。

老万对此感到很遗憾。他虽然同许多民阵骨干还保持联系，并继续担任过几届民阵理监事，但实际上逐渐淡出了民阵和民运的活动。

90年代后期，老万组建了一个私人投资基金会。他试图重新创业，在巴黎开过餐馆，计划生产360度监控仪，经营过股票等。2000年初，老万来到纽伦堡我家中，当时正值牛市，我们畅谈的内容有许多是关于股票经营的。他认为我买卖股票的方式不错，邀请我去美国同他一起管理基金，负责股票的短炒。我感到风险太大，自认为不是股票专才，谢绝了他的邀请。

2000年3月至10月，全球资本市场发生了持续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科技股指数——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从5048点跌破3000点大关，许多散户损失严重。老万虽然非常精明能干，但因大气候不好，投资股市不巧受挫，损失了一笔集资的资金。

2003年10月我担任民阵总部主席后，于2005年3月在悉尼召开中国民运澳洲大会，2006年在柏林召开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以及2007年在布鲁塞尔，2008年在东京，2010年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历届大会都邀请了老万，他都未能参加。直到2011年2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我们只有电话联系。

老万大约2004年就患上了心脏病。他多次同我讲到，他只有半颗心脏了。什么时候这半个发动机停止工作了，他的人生也就终止了。但他始终坚韧不拔，保持乐观精神。老万晚年喜欢写诗，特别是写旧体诗，并鼓励我也写。我觉得写旧体诗太受约束，太花时间。他说，只要深入钻研，就会越来越顺手。

几年前，老万告诉我，他有一笔钱了，要归还曾在基金会投资的朋友们。有的朋友地址变动了，他联系不上，希望我帮助联系。我说：“我告诉过多位朋友，投钱到基金股票市场，都是有风险的，突发性的熊市和股市崩盘，难以预料。老万是讲信誉的人。他能还钱的时候，肯定会还给各位。如果基金会有困难，就当是自己买股票亏了”。老万说：“如果我实在没有钱，还不起了，那也没有办法，愧对大家。但是，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拿到一部分原来四通里面属于我的钱，这足够归还各位朋友的本金，很遗憾红利就没有了。我不愿意欠下债务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这件事足见老万为人正直，信守诺言。

老万性格温和，讲话从容。他很会提炼一些简洁明了便于记忆，具有强大号召力或反省力的格言警句。例如：他在1989年5月31日四通职工大会上表态说：“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他后来在演讲中常强调“血要热，骨头要硬，头脑要清醒。”这是面对专制压力时必须兼顾的三个维度。

民阵成立不久，我以笔名“寒坡岭”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民阵的运作要领》一文，主要谈到”“求生存、求发展、求外援、求内应”四个方面的问题。老万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专门打电话问修海涛先生（笔名齐墨），谁是寒坡岭。他当时经常来德国，同我和齐墨等民阵骨干多次谈及”以商养运“，他认为这是民阵生存发展的一个基础。凑巧一位民阵成员从中国回到德国，同我谈起希望成立“中德贸易促进会”。我想，还不如直接成立“德国华商会”，占住这个响亮的牌子，作为民阵的外围组织，这也正符合“以商养运”的思路。我同齐墨等人协商后，以民阵骨干为主发起成立了德国华商会，同时办起了《德国华商报》。因我和齐墨是民阵德国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商定，我们都不出任华商会主要职务。老万非常赞同我们的设想。不过，经商主要是个人的事业，华商会成员分散在德国各地，当时网络不发达，联系不变，很快名存实亡。《华商报》转变成为齐墨的私人报纸，长期延续下来，后来改成电子版，直到齐墨去世。我的观察是，作为民运组织经商，是非常困难的。通过经商发财的民阵成员，绝大部分都同民阵切割了，捐款回馈民运的人，凤毛麟角。所以，总体上，以商养运是不成功的。不过，民阵成员之间互通信息，相互帮持和鼓励，这样的事例相当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本义和基础就是私人经济。小型中餐馆的合伙经营者之间往往也矛盾重重，更何况较大规模的投资。“人之初，性本私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事业拼命奋斗，不会为别人的事业、集体或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全面公有制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谈及民运策略时，老万常说：“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提醒大家要灵活机动，不能一直朝前冲，不能把对手逼到死角上。

在回顾过去时，老万多次讲到：“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用这一句话来反省民阵当年的策略过失。

“坚持理念，民主必胜。”老万常用这句话来勉励同仁。

“旗子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这是老万对民阵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海外民运的长期定位。在民阵的内部会议上，或者在公开的民运大会上，我一再用他的这句格言来勉励大家。其他民运同仁也喜欢引用他的这句话。

2014年，老万从美国回到巴黎，休养身体的同时写回忆录和评论文章，主题涵盖八十年代企业史、技术与文化、1989 年民主运动、流亡与公共生活等。

今年5月，西班牙李力先生来纽伦堡我家中，我们谈到老万时，就马上给他打了电话。他精神还不错，高兴地同我们谈古论今。但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我们都对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经济发展感到高兴，希望中国的父老乡亲生活得越来越好，但对中国的政治倒退深恶痛绝。

老万和我都是清华学人。他永远是我尊敬的学长。他多次说，民阵主席中，清华就占了两位。这说明理工科学生也关心民主政治，一旦确认大方向，就坚持走到底。

老万的创业思维、改革激情、民主理念、谦和性格、乐观精神、坚韧毅力和谈笑音容等永远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激励我们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奋斗到底！

老万是民阵的灵魂人物。他的逝世，是民阵和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

痛悼万润南兄！

四通速成创奇迹，

支持学运遭通缉。

头冷血热骨头硬，

带领民阵斗熊罴。

分合成败从容看，

丹心残半犹赋诗。

坚持理念求自由，

客死异乡志不移。

万润南兄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