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各種類型的生物物種，整體而言經歷了數以億萬年的演化與進化。無論這種演化和進化過程是由造物主主導下，或者是完全自然淘汰的進化過程。在從低級生物（病毒，細菌）到多細胞組織分化的植物，動物，或者更高級的脊椎動物，哺乳動物和靈長類動物所需要的進化周期（38億，幾十億年前），顯然遠遠長於人類社會層面的進化和出現（幾千年，或者數萬年）許多。所以，生物在細菌，到細胞組織分化進化到哺乳類動物，靈長類在細胞層次和維度的（管理和組織機制）是可以供給我們人類社會，在人類社會的層次，個體的組織管理形式和方法的借鑑和參考（當然不是生搬硬套）？或許從此我們人類可以獲得很多智慧和啟示。

【1】生物組織的政治形態：

人類把生物物種歸類為低級生物（病毒，細菌），和有完整細胞組織分化的高等生物（植物，動物），甚至於更高級的脊椎動物，哺乳動物和靈長類動物。等等。在脊椎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以上的生命，都普遍存在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呼吸系統，血液循環系統，生殖系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運動系統。。等等。根據生物的簡單，和復製程度，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政治組織形態，歸類如下：

 a    病毒形態：病毒形態政治是一種寄生性自我複製物。沒有創造性，與獨立生產能力，也缺乏有效組織能力，自組織管理能力（原始非洲，無農業，無畜牧業，無工業，簡單寄生於大自然）。

b  細菌形態政治：缺乏創造性，有簡單的以“細胞為單位（家庭，家族為單位）”的組織能力（原細菌的營養方式有自養及異養，其中異養的腐生細菌是生態系中重要的分解者（寄生，或者食物鏈底層）。可以形成細菌部落群體，簡單的組織形式。分泌釋放抗生素（政治，政教合一）而“排斥異己”，形成自己的部落群（例如：伊斯蘭教常常用高音喇叭，到街頭禱告的形式分泌抗生素,強制性實施自己獨特的伊斯蘭教法）。而東亞以家庭，家族為主，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定居生活農耕文明，手工藝作坊基本上屬於細菌生態自養方式。

中東，中亞穆斯林，長期以游牧部落為單位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屬於細菌生態異養方式，寄生消耗完一個地區的自然環境，再遷移逐水草而居。 

c  現代文明細胞組織形態(公民社會)：具有完整染色體遺傳物質的表達機制（憲法，憲政與法治）。在社會契約精神的支配下，自覺自愿遵紀守法，每一個細胞行為，自由與複製均受到（憲法與法律的約束），有廣泛的大社會組織能力（以器官為單位，或者家庭為單位，或者以細胞個體為單位，均有較大自由度）。但是，沒有任何細胞個體，細胞組織，和家庭可以凌駕於染色體所規範的權力與自由之上。當然“癌細胞”，和癌細胞組織是例外！癌細胞可以不受到染色體DNA的規範而無限繁殖，肆意擴張和轉移。

所以，細胞組織形態是一種通過法治，依法治國，而不需要通過分泌和向環境釋放“抗生素”來“排斥異己”，而是通過免疫系統的更高維度的國家機器，警察，司法和軍隊維持系統的完整性。

從中國歷史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最高形式就是家族文化。道德最好的領導人，如三皇五帝，唐宗宋祖最高領導水平發揮，責任感和能力，視野和格局就是能夠領導一個家天下的大家庭。而一個敗壞的，專制獨裁，腐敗的領導人如慈禧太后，袁世凱，他們的道德水平，視野，格局和領導能力最多只能夠對一個小家庭負責任（他和他老婆，皇室成員和太監子女可以生活很好）。

而中國有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和領導集團有道德，和有領導能力管理好一個“現代化文明，具有完整憲法體系”的國家。中國人向環境分泌的抗生素就是“家天下”，天下一家親，或者裙帶關係！愛國愛家（或者愛黨，愛領袖），民粹主義和愛國主義。

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形式，是一個“升級版”的大家庭，家族管理模式，而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化國家”模式。他們的國家最多就是一個“軍事化”的大家庭。這種國家的存在，不是組織生產，而是為了“戰爭”（僅僅是“保家衛國”），僅此而已。他們的概念永遠是“上陣父子兵 打虎親兄弟”，彼此之間“信任度”和凝聚力極差，缺乏“契約精神”。到了蔣介石時代，軍隊之間（中央嫡系部隊，和地方部隊） 協同和合作仍然勾心鬥角。明爭暗鬥。中共同樣雖然有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關係的連接，但是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而穆斯林世界，則介於東亞文化與非洲部落文化之間。他們一般都是政教合一的打打殺殺，比非洲黑人文化高那麼一丟丟，但是，落後於東亞的農耕文明，屬於“寄生異養”形文化，自養性較差（不如農耕文明自養，自給自足）。所以，他們依靠打打殺殺的“掠奪與寄生”和“政治手段”而生存。他們形形色色的“宗教”都只是“政治目的”，而絕非“信仰”。

因此，就算是到了“和平”時代，中國人仍然“習慣於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家長制的領導方式，“舉國體制”的戰爭手段，一切管控的計劃經濟，個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極差。然而，我們考察任何一種高等生物，特別是哺乳動物和靈長類，他們的細胞組織並非如此。

在正常體溫狀態下，人體基本上是語言，情感，思維邏輯與行為一體軍事化管理與對內（調節，反饋）市場管理模式（需求和內分泌驅動）相統一。然而，對內免疫系統有軍事化成分，而且兩者與體溫有關，體溫越高，就會激活人體內更多的免疫細胞，從而能更好地殲滅入侵的病原微生物，維護身體的健康。但是，體溫是和基礎代謝率掛鈎的， 體溫每上升1℃，基礎代謝會提高 13%；基礎代謝率高，體溫上升，血液流速加快（就像中國人全民皆兵，全民皆運動員的“舉國體制”差不多，天天高溫，天天運動，發高燒，神經高度緊張）， 當然白細胞，淋巴細胞的工作效率當然也隨之高。同理，在俄羅斯蘇共崩潰以前也是這樣，國家機器完全軍事化，以軍事工業，重工業為主體，與西方軍備競賽為主軸，什麼都是“舉國體制”軍事化管理，包括體育，教育等等（以急功近利為目標），而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創造能力，特長都不能夠自由而且充分發揮，長此以往，怎麼樣，問題終究會暴露？一個正常肌體建設能夠長期這樣搞嗎？正常的消化系統，呼吸系統，血液循環系統，生殖系統，都長期被“偏廢”，得不到平衡，健康發展！單方面發展免疫系統、而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也會受到嚴重“損傷”而“失調”。這樣的系統或遲或早都會“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人體通過體溫，調節兩種生理模式的轉變。體溫過高，精神緊張，壓力太大和長期發熱會使病人的一些生理功能紊亂，例如，由於神經系統的功能障礙，可使病人出現煩躁、譫語、幻覺，甚至抽搐。中國人就是政治抽搐不斷, 一會大躍進，一會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反貪污，反腐敗，運動不斷。現在，中國政治就是存在神經系統的功能障礙, 煩躁，急功近利，幻覺(世界強國，超英趕美), 譫語東升西降，帝國主義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這樣長期抽搐（一驚一乍的），從一種極端，走向另外一種極端，一會兒畝產萬斤，糧食多到沒地方放，一會兒又餓死人了，大饑荒。。等等。市場也是如此，大起大落，產生巨大泡沫，然後泡沫破滅，周而復始！都是瞎折騰！所以，中國從幾千年農耕文明到現在，還沒有從“細菌式”的家庭，大家族政治文化中“脫胎”出來，成為現代化文明的高度組織分化的細胞組織結構形態的國家。

相反，西方很少用軍事化和緊急狀態的管理手段！除非萬不得已，整體而言一般情況都是保持正常體溫，慢慢悠悠的，自由自在，不緊不慢。雖然，看起來西方低效率。就像一頭老黃牛，但是他們不大起大落，沒有大政治運動。相對來說，泡沫少一些。

【2】文明從“免疫系統”中獲得“智慧與啟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比較系統的闡述了在生物維度關於病毒，細菌，細胞組織群體管理政治形態和模式。因此，人類把生物物種歸類為低級生物（病毒，細菌），和有完整細胞組織分化的高等生物（植物，動物），甚至於更高級的脊椎動物，哺乳動物和靈長類動物。等等。在脊椎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以上的生命，都普遍存在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呼吸系統，血液循環系統，生殖系統，免疫系統。。等等。

在高級生物中，存在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更加有效的，有機的組織幾十萬以計的細胞個體，幾百萬億計的益生菌，和有4000多種酶的複雜分工，和組織？

如果像細菌類生物常常通過向環境分泌和釋放抗生素的方式，完全“排斥異己”。。等等，那麼，包容幾十萬億不同組織的細胞，和根本不是細胞的“益生菌”怎麼實現？所以，高級生命採用了“免疫系統”，通過免疫細胞化學只對於每一個個體細胞，細菌針對性“識別”，實證性的邏輯，理性的判決（法治）。而不是簡單的細菌式通過釋放和製造“仇恨”與“情感”（抗生素）的治理模式。

與此同時，肌體對於細菌的處理方式，也是區別對待，有分辨的。人體免疫系統不傷害益生菌。但對於肺結核桿菌，傷寒桿菌，霍亂弧菌，鼠疫等等細菌，也是不能夠“包容”的。不僅僅如此，人類對於益生菌的安排也是有組織，有秩序的。在中樞神經系統，血液循環系統，是不能夠“容納”任何“細菌”的！？益生菌也不行！益生菌只能夠在消化系統，生殖系統等等外圍組織和器官存在和發展，而不能夠讓它們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和核心權力機構。

所以，我們人類文明社會，也應該參考人體對於細胞與益生菌的組織，管理的方式中，學習借鑑，發現“智慧”和“啟示”？

人類文明在管理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相當於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管理一個幾十萬億細胞和幾百萬億細菌的系統（多維度，多層次）？僅僅依靠一個領袖，一個精神元，一個核心細胞，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必須是一個非常高素質的集團。例如：人類大腦有着驚人的860億個神經元構成最高11個維度的“感知能力”（中樞神經系統必須是集體領導）而這些“精英”至少應該是人體細胞總數的大約 1/100-1/5000。僅僅是人類的腦是由約140-160億個腦細胞構成（因為，單單一個神經元，根本不可能構成一個7個維度以上的“感知能力”，必須需要眾多獨立神經元連接，它們以一個聯合交織在一起，產生精確的幾何結構以應外部刺激）。這個中樞神經系統的細胞，都不能夠只有（一個大腦“利益集團”，一個腦細胞“自私自利”的視野和格局）。

也就是說，人體中樞神經系統集體的道德素質“也就是說有效感知能力的維度至少7個維度以上”，能力和知覺必須達到“至少”人體整體“全方位”的視野和格局（或者擴展到家庭，社會）。他們必須為人體所有幾十萬億細胞和幾百萬億細菌的系統承擔責任，負責任！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個中樞神經系統不能夠“腐敗”，脫離其他細胞組織而獨立“存活”。例如：大腦組織集體移民，背叛肉體（背叛自己的人民和國家），逃逸和獨立生存（就像今天的阿富汗精英，總統捲款潛逃）。

美國援助阿富汗失敗的原因之一，文明社會沒有幫助阿富汗真正的精英（願意為自己國家和人民獻身的），而是幫助了阿富汗沒有“責任感”的政治“投機份子”，他們背叛自己的人民與國家（他們僅僅是在“討好”西方，尋找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自己國家的未來）。西方在給與他們幫助之前，就應該雙方“簽訂契約”，如果“失敗”，國家精英必須與國家“共存亡”。阿富汗潰敗表現出西方“看人用人方面”的最重大“戰略失誤”。

【3】高等生物不分泌“抗生素”而免疫系統

在群體生物政治中細菌類生物常常通過向環境分泌和釋放抗生素，從而構成細菌部落群體,如青黴素，氯黴素，葡萄球菌類毒素。。。等等。

在人類社會中初級文明的社會形態，如伊斯蘭教，封建專制的家天下，黨天下往往通過政教合一形式，以打擊“異教徒”，“異端”，愛國主義，愛黨媽的仇恨敵人的情感教育，或者以身份政治，貧富階級，膚色，為劃分的“CRT 種族批判”，White Supremacy”教育。這些形形色色的“排斥異己”的“仇恨教育”向社會，向環境分泌和釋放，“抗生素”。以“政治正確”劃線政治運動的方式“排斥和清除異己”。

但是，高級文明的社會形態，而不採取細菌，病毒方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是採取更加文明的“憲法憲政，法治”的政治模式，通過建立，健全司法，立法和執法，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體制，相當類似人的大腦（中樞神經系統，行政）、免疫系統（司法）、內分泌系統（市場調節與反饋）。免疫系統對於每一個個體細胞，細菌針對性實證判決。也就是相當於“高等哺乳類生物”的“免疫系統”的國家機器，警察與軍隊的治理模式。當然，這是一般性情況，除非大面積感染，或者免疫系統無法“識別”的“冠狀病毒”出現，會導致“細胞因子風暴”的“無差別的大屠殺”，免疫細胞通過細胞因子彼此溝通，細胞因子是細胞釋放到血液中的小分子，可以令免疫細胞衝到感染部位、吞噬遭到損傷的細胞，甚至穿透血管壁。細胞因子風暴是一種求助信號，目的是讓免疫系統霎時間火力全開。這最後一招自殺式的攻擊能夠損傷病毒，但也會留下一大堆連帶傷害（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我們可以非常簡單的想象和判斷，如果採取仇恨教育的“抗生素”釋放模式，人體如何把37萬億個細胞，100萬億益生菌，400多種不同的酶有機地組織在一起，成為一個高度分化，分工合作的高維度生物。就像一個病毒，一個細菌那樣只有一些DNA,RNA片段（政治正確的口號，某某主義，某某思想，自由，民主，博愛，共產，平等）這些簡單，而又不確定的口號，模稜兩可定義（完全取決於個人理解程度），沒有邏輯相關性，表達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所以，我們不能夠稱病毒，細菌為“真正”的“生命現象”。而自由“完整性，邏輯一致性表達”的植物，動物，人類這些存在“細胞組織結構”的分化，分工合作的生命體。才稱之為高等生命現象。

所以，高級生命體系和系統不是通過製造“仇恨”與“情感”，而是通過“理性”，“邏輯性”，和“實證真理的一致性”的“法治”來“檢驗”和“判斷異己”。這就是“免疫系統”，而不是“抗生素”方式的無差別傷害包括“益生菌”。

但是，抗生素並不是“絕對不用”，在人體被外部細菌入侵，感染髮炎的“緊急時刻”，完全可以用“抗生素”來抵抗感染與消炎（例如：愛國主義，因為美國和歐洲已經被嚴重感染了，我們也同樣需要保衛自己的國家，國家機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是，正常情況下，一般不使用（西方不必須要愛國主義教育，但是，特殊情況下大面積感染，也是可以用的）。

高等生命一定要避免“自我膨脹”，簡單，無約束的自我複製，發酵！所以，上帝教導以色列人出埃及過逾越節，除酵節！把自己與病毒細菌類型的政治形態分別開來，走向“法治（十誡）與契約精神的政治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