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刚到美国时，思乡严重，周围没有几个同胞，对美国社会也不甚了解，心中常有彷徨。那期间，我常常坐在学校TA办公室的窗前凝思。窗外有几颗老榆树，秋风中枝条飄弋，树丛中鸟儿跳跃。

　　按以往痛苦的经验，中国的事往往依赖当权者的个人爱好，要是再出一个红太阳突然跟美国翻脸，我们会不会像49年赴台的老兵一样多少年回不去大陆？要是真的永隔重洋，那飞机上拖下的一只箱子和一个圆筒旅行包岂不就成了我的全部故乡？我的舅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48年跟随就读的上海“兵工大学”到台后，好几十年他的故乡就是那只“五洲固本”肥皂纸箱。

　　开学了，那个印度教授的口音实在难听。第一堂课，除了黑板上的板书，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博士资格考试要9个小时，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是系里第一个从老共的大陆来的，老美们会对我怎样？诸如此类，许多问题需要答案。老榆树上鸟儿叽喳，天空一片碧蓝，远处有几片云朵白帆，有不少问号在云朵上翻滚，在心中起伏。

　　突然，几只小鸟从树丛向对面的大楼顶上飞去。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可是连狗都知道的宇宙真理！奇怪，我发现这些鸟不知道，它们不是直线飞行的，而是一上一下的波浪线，一段一段，向上向前，上去一段，掉下一点，上去一段，掉下一点，十来个回合，楼顶就到了。我看了好几只那鸟儿的飞行，都是这个样子。

　　那小鸟不就是上海的麻雀吗？我走出大楼，仔细地观察这些鸟儿。我知道麻雀不会走路，只会蹦跳，而麻雀跳跃式的飞行，那还是第一次仔细观察。从麻雀的飞行联想到我们人生，有哪个人能够直线式发展呢？人生不就常常起伏跌宕！暂时的不适实在算不了什么？看着麻雀的欢跃，心情好转许多。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麻雀的印象是异常深刻。麻雀当年是红太阳钦定的“四害”： 雀鼠蝇蚊的为首分子，它们能活过那个年代不容易啊！

　　那年代，我在上海董家渡路第二小学读书。红太阳号召“全民除四害”，我们小学生也停了课，上街大喊大叫：“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我们将家里的钢精锅、脸盆、棍棒，拼了命地敲；大人们更是爬到墙头、屋顶、树上，挥竹竿、舞扫帚、敲铁锅、打铝盆、放鞭炮，要震晕麻雀的脑袋，吓破麻雀的胆子，让它们飞不动、跑不掉，往下掉。不仅如此，还要灭九族，断子绝孙，大掏麻雀蛋。其中，有个上钢二厂的工人带着三个儿子沿着雀粪的痕迹进行老祖宗狄仁杰式的侦探，发现并捣毁了600多个麻雀窝，掏到750只雀蛋和3只护蛋不肯离窝的雀妈妈。

　　据当事的报纸报道，1958 年上海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近580万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在灭雀过程中，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因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其它地方也是如此。有人回忆，打麻雀那些天，你站在黄河故道边上，向北望去，无际的大平原上，人山人海，吆喝声、欢呼声惊天动地，逼迫麻雀们不停歇地飞，不让它们休息，要它们一个个累死。麻雀一落地就用弹弓射，石头打，麻雀一钻洞就火烧烟熏，不把那可怜的小东西弄断了气不罢休。同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遭殃的不只是麻雀，什么喜鹊、画眉、黄鹂、金丝鸟等，个个惊恐万状，东飞西逃，发着痛苦的哀鸣。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全国共捕杀麻雀19.6亿只。使得中华大地麻雀基本绝迹，受株连的其它鸟儿也是死亡无数。可以说，有地球以来，鸟儿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人民战争”的无边威力。

　　可笑的是，后来发现麻雀不是害鸟，而是益鸟，中央文件平反，才使麻雀在中华大地没有绝种。这件事与一年前（1957年）最红先生做的另一件事十分相像：57年在全国大中小学、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等等人民中划右派80万人，株连200万（弗朗茨（德）：《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红太阳一下山，就像麻雀一样，邓老爷子一风吹全给平了反，最红先生又白辛苦了一场。

　　其实，同许多“新鲜事物”一样，消灭麻雀也不是最红先生的发明，这是他从德国或俄国的老师那儿学来的。同样的事在184年前已经发生过，1774年，腓特烈大帝也曾下过一道几乎一摸一样的命令：消灭麻雀，杀雀有奖。于是，百姓争相捕雀，鸡犬不宁。麻雀“一扫而光”，麻烦接踵而来，果园布满害虫，树叶枯萎，草木不生。国王见状急忙“亡雀补牢”，紧急从外地运来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才算渡过难关。184年后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更大规模地重演了一遍德国人的壮举。不仅如此，他还大砍树木用来大炼钢铁，使得大片树林被荡为平地，泉水干枯，土地沙化；加上灭雀的“人民战争”使得大量以食虫为生的鸟类死亡，虫害蔓延，形成有人类以来对自然生态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浩劫。这也是“前30年”的一大辉煌亮点。

　　50年代后期那场伟大的“除四害”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动员的深入，规范的周密，领导的重视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一场有记载的战争。最红的打日本同“除四害”相比，那简直是小儿科。《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导，消灭麻雀要“百万大军齐动手”，连小学生都不放过。不是吗？那时，我们班48个同学，有18个female，“竟无一人是男儿”，个个跟在麻雀后面乱轰乱叫。

　　窗外的鸟儿飞的欢，当年你们在中国的同类可没有这个福气！沿着这个思路，我继续看着老榆树的摇弋。那些小鸟儿是如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的呢？我看过一位老人的回忆：

　　1956 年1 月10 日傍晚，最红先生的专列停靠在长沙火车站内北侧的轨道上，召集了当地的几位省、地、市、县委书记十几个人座谈，征求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意见。参加座谈的绝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其中包括后来那个“你办事，我放心”英明领袖。在会议结束之前，最红先生习惯于天马行空，突然将话题转到“四害”。红太阳问：“麻雀、老鼠要不要消灭？”有人说：“麻雀尽吃粮食，损害农作物是害鸟。”有人说：“麻雀尽吃害虫，保护庄稼，是益鸟。”有人说：“老鼠偷吃粮食，又传染疾病，应该消灭。”最红随手写下了“麻雀、老鼠”几个字。接着又问：“臭虫、乌鸦该不该消灭?”有人说，臭虫吸人血，是害虫，该消灭。乌鸦虽吃粮食，但它反哺还有孝心。最红听后幽默地说：“将功折罪，不消灭。”将已写上的“乌鸦”两字圈掉了，可是他忘了写上臭虫，因为臭虫好像从来没有咬过他。“狗要不要消灭？”他接着问。有人说：“狗有两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灭它，群众有意见。”红太阳表示同意，并继续提问苍蝇、蚊子该不该消灭？大家说它们传染疾病，吸人血，有害无益。最红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说：“该消灭。”“四害”就这么钦定了，好险啦，连狗也差点上榜？这个小型座谈会后，全国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除四害”运动。

　　这些农家子弟，也都念了几年书，好像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怎么了解？就这样一场举国上下折腾了许久的全民战争，几分钟就决定了。当然，这也充分证明了“前30年”的办事效率确实惊人。而那些亲密战友、革命接班人也跟在后面起哄，又一次验证了X博士定理：“竟无一人是男儿”。

　　（注：花蕊夫人的原诗《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为：“更无一人是男儿”，现在“更”改成了“竟”，所以不能称作花夫人定理）

　　这里还要提一提，为了“歌颂”打麻雀这场“严肃的政治任务”，中国文人也争先恐后，出现过许多伟大作品，其中以某大文豪大科学家的《咒麻雀》最为传世：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有宇宙以来，宇宙中的飞禽走兽，能受到这般大文豪“礼遇”的，恐怕就只有我们的麻雀了。这是不是伟大的“前30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朵奇异的浪花， 不得而知？但是作为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对生物生态，对历史记载（仅仅184年），竟这样的无知？这实在也很奇怪。

　　对着我TA办公室外面的叽叽喳喳的小东西，望着那些在风中摇弋的老榆树，想着想着，情不自禁脑袋也摇弋了几下：“竟无一人是男儿”，确实如此。

　　麻雀烈士，俱往矣，可漏网的臭虫又来了。2013年8月11日，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臭虫重现北京已咬伤十余人。看来，四害五害们都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实际上，50年代我们在上海，臭虫对普通百姓的危害远远超过最红钦定的“四害”。那时候，普通市民的居住条件很差，臭虫躲在居室及床榻的各种缝隙中，白天藏匿睡觉，夜间出来吸血，行动敏捷，不易捕捉，繁殖快捷，难以消灭。

　　我也看过一位前辈对臭虫的回忆，那是日本侵华的岁月，学校撤退到重庆一带的大后方，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不仅床架床板铺盖里面，连地板、天花板、墙缝之中都藏满了臭虫。宿舍在考试前的晚上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学子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没有灯罩、直接接着灯泡的电线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下爬的恐怖情景；而此时地板上数不清的臭虫也“鬼子进村了”，鬼鬼祟祟向脚旁爬来。那景象见过的人，无不终生难忘。

　　我们年少时代，就是被臭虫咬着长大的，身上常有红肿，东一个包、西一个包，又痒又难受。那时候，夏天炎热，居住在上海南市棚户的居民，大都是拖着一块床板，躺在门口或路边，夜深了再搬回屋子。那时候，我常常仰身躺在板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慢慢进入梦乡，这也构成了我那漂浮在黄浦江边的童年梦的一部分。

　　有时候为了占个好位置，天没黑，就将铺板搁好了。也有的时候，邻居或他人捷足先登在我的铺板上躺下了。慢慢我发现，当你的铺板被别人睡过，你睡上去，身上的臭虫红包就少了许多。原来臭虫也不是贪得无厌，吃饱了也会休息，不再咬人。所以，我早就知道臭虫有饱臭虫和饿臭虫之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好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50年代的臭虫，反倒是一种另类的温馨，那可是我们都确实有过年少年华的一种佐证。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80年代中，我在美国做博士论文，导师给了我一本书，关于免疫方面的，俄文的。他要我看完后，写一篇有关免疫数学模型的文章。这个洋鬼子不是刁难我吗？好在我原来自学过一点俄文，身边还带着一本俄文大辞典，那是文革初在福州路旧书店买的，才一块来钱。好不容易花了一个多月啃完那俄国鬼子的免疫学原理，又查看了图书馆中几乎所有有关免疫的数学模型。妈的时间过得快，转眼又是一个月，没有任何idea，还真有点急人。

　　再怎么说我出国之前也发过30来篇论文，其中有被《上海地方志》收入的，怎么说也算是有点资格的科研人员。什么孤立子（soliton）呀常微偏微，数理方程，什么差分有限元，迭代回归等，我都熟透，有的比导师还熟悉。但是，这个抗原抗体，白细胞红细胞，淋巴呀什么的，连中文看起来都吃力。为什么要改读这个生物数学？怎么---办？真有点“事到如今好为难”的感觉。

　　那已是5月下旬，学校放暑假了，而夏季班还没有开始。有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在晃荡。办公室的外面，还是那几颗老榆树，我一个人呆呆地望着老榆树的枝条在风中摇弋，看着麻雀们在树丛欢跃，一动不动，几个小时。有一天，突然脑电波一闪，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饱臭虫“和”饿臭虫”。

　　人体共有三道免疫防线，其中第三道防线是人体在出生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后天防御功能。简单说来，当外源性抗原进入机体后，数分钟就会被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 简称APC) 在感染或炎症局部摄取，然后 在细胞内降解抗原并将其加工处理成抗原多肽片段，再以抗原肽-MHC 复合物的形式表达于细胞表面，此过程称为抗原处理。当 APC 与 T 细胞接触时，抗原肽-MHC 复合物被 T 细胞的受体识别，从而将信息传递给 T 细胞，引起 T 细胞活化。活化的 T 细胞通过分泌淋巴因子来进一步活化 B 细胞，以产生抗体或活化其他 T 细胞以引起细胞免疫反应。

　　用非专业的语言再简而言之：病毒细菌等抗原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包裹”抗原，使之无法再危害人体，达到免疫不生病的效果。

　　如果我们想象抗体就是臭虫，把我们的血作为抗原，能有什么启发呢？我继续呆呆地望着窗外老榆树的枝条在风中摇弋。臭虫吸血后，饱了，成了饱臭虫，要一定时间消化后再重新工作，臭虫也很注意“劳逸结合”。那抗体要不要劳逸结合一下呢？劳逸结合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更好地为人民免疫服务呀。

　　天黑了，麻雀们早已归巢，老榆树的枝条在风中继续摇弋，我静静地思索着。能不能把抗体分为“饱抗体”（已经“包裹”了抗原）和“饿抗体”（尚未“包裹”抗原的抗体），对免疫的数学原理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我离开了空空荡荡的大楼，进入图书馆，重新审查现有的有关免疫的数学模型。文献中没有人提过“饱抗体”和“饿抗体”的概念，就像著作中也无“饱臭虫”和“饿臭虫”的名称一样。要是把那些模型中增加一个描述“饱抗体”和“饿抗体”方程，同时把原来的有关抗体抗原的关系方程加以修改，那不就有了新的模型？比原来的模型更符合免疫的实际过程，而且连实验都不需要重做，因为原先发表的模型都经过反复验证，我只是改进，但更精细。

　　有了！按照我以往做孤立子的经验，我知道我有了，我在免疫的数学模型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人最痛苦的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旦心里有了明确的目标，精神上会豁然开朗。我想，做研究也是这样的。

　　我写得很快，可以说进展神速。那年夏天，我还在系里开了一门微分方程，每天忙到半夜之后，有时回家，麻雀们早已进入梦乡，老榆树的枝条却还在摇弋，天上已出现下弦残月。小时候仰身躺在门前床板上时，看到的月亮都是上弦的，即月亮是凸向上方和右方的，原来到下半夜月凸的方位变成了左下。

　　9月初开学，我的论文不仅完成了，还打印好了。导师边看边晃脑袋，最后，他开了金口：“You can start to apply for a job.”意思是，论文过了，可以开始申请工作了。那博士论文我后来在美国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刊物上连发了6篇文章，远远超过了学校对博士论文的要求。

　　你看，饱臭虫饿臭虫神奇不神奇！我那个同期的洋学妹戴安娜（Diana），将那本俄国鬼子的书翻了二年，还到生物系去旁听了好几个月，才有了idea，比我至少多花了二年半才毕业。 这就是饱臭虫饿臭虫的功劳，不是吗？其实这臭虫们的功劳，办公室外面的那几颗老榆树和那些幸运的麻雀们隔着窗子，看得真真切切。

　　想象力在科学研究上的功迹实在是不胜枚举。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力确实比知识更重要。文献中有着许多科学发现的小故事，我原以为许多都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还真有，从麻雀到臭虫，从臭虫到海一代的博士论文不就是小小一例？

　　最后，还有提一句。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谈起饱臭虫和饿臭虫的故事，他回说，看来臭虫比贪官更有“人性”。贪官们好像永远都是饿的，没有任何休息一下的打算。刚入官场，饿的发慌，拼命地贪，百万之后是千万，千万之后就是亿，还有十亿百亿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得饱饱的，没完没了地贪，国内贪了还得朝国外搬，从美加到欧洲，海外都出现了许多贪官一条街。你说，哪有“饱贪官”呀？

　　看着朋友的眼睛，我说不出什么，是呀，世上只有“饿贪官”，哪有“饱贪官”？饱臭虫饿臭虫定理在这里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