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孟宪云的风云历程

说到孟宪云，这个人确实不一般，用当地的一句土话讲，那是“灶屋里吹喇叭，名声在外。”前文讲过，孟家集的老地主三猴的发家与他这个弟弟宪云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年孟宪云回家给其老母祝寿，顺便剿灭了盘踞在故乡一带的土匪武装刘麻子，不但报了前些年刘麻子想收拾他的仇外，还为当地清除了一个大毒瘤。剿灭了刘麻子的浮财自然而然地带回家里，交给了母亲和大哥，从此，大哥凭着这笔横财才在孟家集发家致富。除了给家里留下钱财，同时他也给家里留下了二十多杆枪，想着哥哥可以凭这些武器来保护家园，没有想到，这些枪后来又惹下了不少的祸端，连他的族弟宪宗也因此送了命。

孟宪云早年在杨虎城部当兵，于民国十七年任西北军团长，后来仕途一直坎坷，直到后来他的军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他还一直是个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奉命驻防在山西，并参加了在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当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第九军，郝梦龄军辖下，第五十四师刘家骐手下的一员骁将，任旅长。这次战役是孟宪云的军旅生涯中所经历的最为残酷的一场战役。

孟宪云向来以胆大，勇猛著称，在这次战役中，他指挥五个团，正面布防，狙击日寇，使敌人难以寸进，激战中，双方伤亡甚众，日冠见难以突破，便朝战场不断增兵，当时日冠在飞机，大炮的增援下，将所在火力都集中地宪云的阵地上，甚至连毒气弹都用上了。当时左右邻军见势不妙，纷纷暗中撤退，唯宪云独自率人冲入临沂城中，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

忻口战役最终以我方的失败而告终，宪云部死伤甚众，在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后，他部才化整为零，进行突围。宪云当时独自一个人逃回到洛阳，人们都对他的前途担心，一个旅都没有了，你个光杆司令回来有何用？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军法处理。这时还幸亏他的那位大哥，力保他无事。大哥给军方说；“忻口战役的惨烈大家都是可以看见的，宪云部在战场上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左右邻军为了保存实力，都偷偷撤下来了，而唯有宪云部冲入城中，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大家都明白失去左右支援的友军对宪云部意味的着什么，但是他还是至死不屈！是的，宪云几乎是打光了老本，一个打光了老本的指挥官还敢回来，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与日冠的不共戴开之仇和誓死抗日之志！宪云部是牺牲了，散失了，但宪云还在，这样的指挥官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嘉奖才是！”

大家听了大哥的话，都不禁为之感到动容！说得太对了，所以当时不但没有对宪云进行处分，反倒提升他当了副师长！

宪云永远难忘在洛阳的那些日子，他穿着士兵的衣服，每天站在黄河岸边等待着从战场回来的他的下级和士兵，当那些从山西辗转回来的旧部看到站在河边的旅长，不由得激动得流下满脸的热泪。

民国34年，日军欲渡过黄河，入侵陕西，宪云闻听，不由得热血涌上头部。陕西是自己的故土，岂容日冠染指，于是他主动请缨，率部直奔潼关，与孔从洲部等奋力保卫潼关，在潼关与日军对峙月余，坚不可摧，当时由于他率领的师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十军，部队的兵员大多数是刚招蓦的新军，在战场上没有经验，所以与敌人战斗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忍痛将军官降级使用，团长代营长，营长代连长，就这样充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同时也使得部队的干部伤亡惨重，因为冲到第一线的大多都连排级军官。就这样，大大小小数战，终于迫使日寇未能前进一步，反而向后撤退了60里。

当年的6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将该军遣散，宪云当时仍然滞留河南，不久便退役，解甲归田。那段日子是宪云人生中最为潦倒的日子，多年来，戎马倥偬，他也没有积蓄。作为非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他的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有的时候甚至连军饷也没有。国民政府一直将他们视为异类，常常找借口不给他们关饷，像什么国难当头，要共克时艰啦，许多时候都靠自己来解决，譬如要从当地政府筹措粮款。他们当时驻扎在豫东地区，当时的河南人民已经是苦不堪言，尤其是花园口决堤之后，数十县的人民流离失所，到处都是难民，白骨露于野，饿殍遍地，民尚且难以聊生，何处有钱养军？在宪云的记忆中，那些年可能是自己军旅生涯中最熬的时光。没有粮饷，根本就无法维持军队的稳定，那时候开小差的士兵不在少数，部队的战斗力更是要打折扣，如何把这支军队带下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部队当时由于几个月领不到军饷，部队的纪律涣散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些士兵晚上出去当土匪，祸害老百姓。宪云对这一点尤其深恶痛绝！所以他严格地约束自己的部下，若有敢犯者，绝不轻饶！为了和士兵同甘共苦，宪云几乎没有穿过自己的将官服，一直穿着士兵的衣服，吃饭和士兵在一个灶上，发饷也和士兵一样，没有饷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有的时候他只取一元钱，完全是以身作则。这样一来，他在士兵中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再苦再难，他的部队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纪律和旺盛的斗志，同时，也赢得了当地父老乡亲和乡绅名流们的称颂，大家觉得他的队伍才是真正的子弟兵，是保境安民，造福桑梓的典范。当地的乡神给他送了“万人伞”，那是对他极高的褒奖。

在他最为艰苦的时间，他把这里的情形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大哥，孟宪魁接到信后，内心是非常吃惊，他没有想到宪云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作为大哥的宪魁，他知道这支队伍对弟弟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支军队存在了，宪云才有可能继续当这个旅长，若是部队垮了，那宪云就什么也不是了！于是，孟宪魁就竭尽自己的能力，暗中支持自己的弟弟，按道理说，他拥有12顷土地，在关中这地方，只要不是灾荒年间，他每年产的粮食是相当可观的，另外，他还在省府里有许多生意，如粮店，油坊，布店和药房，这些都是自己的五弟一直在经营着，每年也有不少的进项。为了支援宪云，他除了留下少许的经营所需的钱财外，把剩余的钱都让宪宗悄悄地给宪云送去了，他也没有想到这是在支援抗日，他只觉得这是在帮助宪云，为了安全起见，这些活动完全都是在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而他自己却到处欠债，落了个经营不善的骂名，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破烂地主。

自从当局将该军解散之后，宪云还在河南停留了一段日子，期待着有没有机会被重新启用，但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他的军旅生涯彻底画上了句号！他只好退役，解甲归田，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搭进这支军队里了，自己反倒变得一贫如洗，连生活也无着无落，甚至连回家的盘缠也没有。转战一生，戎马倥偬，竟然落了个晚景凄凉，不要说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他现在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饭在何处！想起大哥这么多年对他的资助，他真是感到内心万分愧疚。

为了能生存下去，首先得找到一个能生活下去的营生。还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经营一些小生意，经常奔波于安阳和郑州一带，靠这点小生意，他也慢慢地能有个温饱，同时，由于他的妻子是军医出身，待他略有点闲钱之后，便也在安阳开了个小小的诊所，也算是有了一份事情干。这样一直待到1950年，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九五零年五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由陕西渭原县寄来的信，这是谁呢，刚拿到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谁能从县政府给他写信，直到打开信后，才发现是自己原来手下的一个兵，名叫李守望的，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这个兵是来自自己邻村的，是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入伍后一直在师部做文秘工作，一九四五年，正当他在潼关和日寇酣战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收到了黄埔军校的通知书。临行前，李守望和自己辞行，那天晚上，他和这个小老乡聊了很久，当时觉得这个年轻人思想比较活跃，对时局还颇有见地，而且有些观点和看法非常新颖，他自己甚至闻所未闻。他心里有点暗暗吃惊，觉得这个小伙子若是在黄埔军校锻炼之后，将来必是党国干将，不是平凡庸碌之辈，他不由得心里暗暗喜欢这个小伙子，临行前，他拿出五块大洋送给他以作为路上所用。年轻人接过钱后，眼里闪动着感激的泪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琢磨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的话，他说，孟叔，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肯定还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我希望孟叔将来一定要审时度势，在大变动来临时，一定要做好选择！切记切记！

他叫他“孟叔”，而非平常一般人所称呼的“师长”，说明他把自己当亲人看待，那么，什么是大变动来临时，我要审时度势？这个他一直没有搞明白。

今天他看到李守望的来信，才知道他当年进入黄埔军校，是黄埔第21 期，先在西安，后又迁至成都，毕业后分到成都第四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部。由于在入伍前，李守望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渭原地下党组织，他是因为当年在渭原县中学领导学生搞学运，抵制渭原县的劣绅蒋君彦出任县教育局长而受到渭原县县党部雷学明的秘密调查，就在国民党特务对他准备实施抓捕的时候，他才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逃跑了。当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对他追查得非常紧，他也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才来到河南投靠到宪云的部队里，因为老乡的关系，很快便在宪云的部队里隐藏起来。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他分到罗广文部，很快地和组织接上了头，并参与了策动罗广文部在郫县的起义活动。起义成功后，他们所在的部队被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由于起义的时候，老家已经解放，为了推进新政权的建设和补充必要的干部队伍，李守望在起义后立即被组织调回到了渭原县，担任了亲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渭原县县委书记。这些年李守望虽然在黄埔学习以及毕业 后在罗广文任职，他也知道在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宪云所在的新四十军就被当局解散，而宪云也已经退役离开了军界。李守望一直关注着老师长这些年的动向，并和师部里的许多朋友私下里都有书信来往，他非常感谢当年老师长能在抗日前线送他去黄埔学习，并在临行前还送了他五个大洋作为盘缠。他知道老师长是行伍出身，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身上带有军人的强烈的使命感，唯一的短处是从来不关心政治，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所以他一直担心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老师长会不会站错队，选错方向。值得他庆幸的是老师长在抗日战争结束就退出军界，而远离了国共两党的三年内战。

现在解放了，故乡正在努力筹办新政府的成立事宜，各个方面都需要有领导能力的干部，所以李守望希望老师长能回到故乡来参加故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宪云看完信，心里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他知道他当日的许多部下，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却一直在关心着他的动态。李守望肯定知道他现在的窘境，做为昔日的下级，他不好意思直说，只是邀请他回去参加新政府的筹建工作,这是向他表达了一种极为诚恳的善意，这一点他并非感觉不到，但是他内心里还一直在纠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新的政府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将来的路到底要走向何方，他心里没有底。但是眼下他的日子也很拮据，家里除了妻子之外，还有三个孩子，而且孩子们也都在读书，家里的日子也是很紧张。河南这地方，本来就不是很富庶，又加上这么多年的战乱，日子益发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自己的小生意也赚不了几个钱，加之多年的戎马生涯，他本人也不是个做生意的料，说是做生意，实际上还是一些朋友和故旧在底下帮衬着他。这一点他是心知肚明。妻子的小诊所，也仅仅能维持住日常的支出，根本就无法赚钱，许多看病的人都没有钱，有钱的人去大医院，也不来她的诊所。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诊所就象是一个慈善机构一样，妻子本来就心软，看着那些穷病人又不能不救，加之现在刚解放，一切看上去都乱哄哄的。他也写信问过大哥老家的情况，大哥说故乡正在宣传土地改革，到底以后会是个什么情况，目前也说不清楚，大哥曾几次问他的现状，也劝他不行的话就回来，无论如何，人都是要落叶归根的。

故乡，这个曾经让他梦绕魂牵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他都几乎把它忘了，只有在闲暇的时候，他才会想起它。他在那块土地上生活成长了十六年，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他十六岁的那年夏天，父亲不知何故被仇家杀死，刚从孟老夫子的私塾回到家里的他，被娘匆匆地从后院的土墙上托了出去，娘让他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回来。

“逃命去吧，我的儿！跑得越远越好，千万别回来！”这是他听到母亲最后的一句话，然后他就钻进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向西边逃去。十六岁的他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一样，猫着腰穿行在那绿色的青纱帐中，玉米叶子刷在他的脸上，他也顾不得疼痛，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跑得越远越好，这是娘的嘱咐。

七月里的太阳是那样的毒辣，玉米地里没有一丝儿风，汗水几乎浸透了他的衣服，他那个时候也顾不得这些，只是从一块地里窜到另一块地里，就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但愿离自己的家越远越好，他不敢从地里钻出来顺着大路走，他怕被人看见或是被人抓住。他也没有看到爹爹最后的样子，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仇家和什么样的冤仇。他只是牢记着母亲的话，逃命，跑得越远越好！当来到玉米地的尽头，再也没有隐藏的地方，他就躺在玉米地的畦子里，静静地蛰伏在那里，等候到天黑再出去。逃离家里的时候走得太急了，他连午饭还未来得及吃，就匆匆忙忙地从家里走了，更不要说准备什么东西，没有行李，没有盘缠，连钱也没有，甚至连水都没有带，他口渴得要死，太阳又晒得他一阵阵眩晕。他躺在玉米地里，虽然没有风，玉米叶子也遮去了矫阳，不是那么直接地火辣辣的烤人，但是也由于没有风，地里是特别的闷热，他只有躺在地上，才感到大地上的一丝凉意通过泥土透了过来，背上稍微感到不是那么的炙热。

他就这样地游荡在关中平原的原野上，当有玉米地的时候，他就会钻进玉米地里前行，没有青纱帐可以掩护他的时候，他就蛰伏在庄稼地里，昼伏夜出，有时候在水坑里喝上一两口水来解渴，饿了的时候就在地里寻找那些可以果腹的东西，诸如萝卜，嫩的苞米棒子，有时也会找上一些野菜充饥。有时候到了晚上，他也会溜到村子里人家的场院里，钻在草垛之间凑合一个晚上，直到第三天，他遇到了后来他称之为他生命中的“贵人”，也就是他结交的大哥，他才彻底结束了节这种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

那是在逃亡三天后的一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他无法在地里或者在场院的草垛里度过这个雨夜，他也估摸着离开家里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这里不会再有人认识他，仇家也不可能再找到他，于是他就在村子的周围转悠着，寻找什么可以避雨的地方，不久，他就在村子的北边找到了一所庙宇，庙里没有人，庙门虚掩着，他就大胆地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知被荒废了多久的庙宇，院子里长满了蒿草，庙里的房子四处漏雨，结满了蛛网，地下有许多草秸，很明显也是经常有人来这里临时住宿。供桌上的尘土厚厚的，不见得有什么供品，只是香炉里还留着不知什么时候留下来的香灰，细风吹进来，扬起香灰，还能闻到隐约的香灰的气味。

他略微用手铺了铺地上的柴草，将它弄得稍微平整一点，就在供桌下躺了下来。虽然不是怎么舒服，但却免去了雨水的浇淋。对于在逃亡中的他，也没有可以挑剔的理由。睡下不久，他觉得身边有个人在用手推他，他在极度的倦意中睁开眼睛，发现他的身边坐着一个人，那个人也是破衣烂衫，昏暗之中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他连忙吃惊地坐了起来，才发现那人原是个讨饭的花子。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和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地坐着，紧紧地抱拢自己的两只胳膊，像个受惊的小兔子一般缩在供桌的下面。那个人很明显地感到了他的害怕，只见他“嘿嘿”地笑了一声，“劳驾，往里面睡一点，让个地儿。”然后就在他的身边睡了下去。

他吃惊得几乎睡意全无，他不知道这个人除了睡觉还会干什么，便呆呆地坐在墙里不敢动，而那个人却躺下不久，便鼾身大作，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外面还在下着雨，光线照进了庙里，两个人才互相打量着对方，原来两个都是两个年轻人。四猴看见那个人要比他年龄大一些，虽然穿得不怎么样，但是眉宇间透露出一股英气。那人有着花子的全套武装，一个破口袋用来装乞讨得来的吃食，一只破碗，一根打狗棍。从这身行头上一看就是一个讨饭的花子，而他看了对面的四猴，却弄不明白眼前这个少年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上到处是泥巴和植物的汁液染上去的绿色印子，两只眼睛里露出既惊恐，又怯生生的感觉。

其实，这个讨饭般打扮的人名叫段飞，是原下段家村的人，这个人和宪云有着差不多的经历，也是出门避祸，他不是被人追杀，而是他打伤了人逃了家门。他所住的一个村子有一个恶霸，经常横行乡里，欺负乡邻，前些日子，就欺负了他十六岁的妹妹，还打伤了他的父亲，他气愤不过，持刀手刃了那个恶霸，然后从家里逃了出来。

四猴不知原下段家村在何处，段飞告诉他离这里有七八十里地远，所以目前他基本上是安全的，而他逃出来的目的，就是想去投军，那个时候也叫“吃粮”。当段飞将这个想法给四猴讲了之后，十六岁的少年心里一动，这何尝不是一条最好的选择？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他的逃亡，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行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安全地回去？当时逃跑的时候竟然是那样的仓促，母亲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至于分家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父亲，他也不知道原因，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十六岁的少年来说，都显得有些多余了，也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眼下的这个伙伴，看上去比他要年长一些，而且和他有着类似的出逃的原因。

外面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那天是不可能再出去了，这样的天气对于两个流浪的年轻人来说，这座破庙可能就是最好的避风港。段飞打开他的那个破袋子，从里面掏出几块昨天讨来的馒头来聊以充饥，又用那口破碗去接房檐下的雨水，他看着双手抱着双膝，蜷坐在墙角的四猴，正在用一种怯生生地目光看着他，且不停地咽着口水，似乎立刻就明白了什么，他明白这个可怜的小伙伴正处在饥肠辘辘之中，从而眼巴巴地望着他。随后他就立即从他的破口袋里拿出一个馒头递给四猴，并稍微扬了扬下颏，“拿去吃吧！”四猴稍微有点迟疑，但是看到段飞眼里的神情，便立即爬了过来，接过那个馒头，立即塞到嘴里，狼吞虎咽般咀嘴了起来。

四猴永远忘不了那天的那个馒头，那是他在逃命三天后，第一次真正地吃到可以被叫做食物的东西，而不是他在野地里所拿来充饥的那些野菜和萝卜。他想起了以前听人们所讲的刘秀走南阳时所喝的麦仁汤和朱元璋穷途潦倒时所喝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他也深深地明白了一块馒头对一个饥饿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也就是在那一天，他这一生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他和这个仅仅年长于他两岁的，名叫段飞的年轻人，结下了一生的友谊，他成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而他也是段飞形影不离的好伙伴。他们的过命的交情，持续了他整个军旅生涯。他和他，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一同跨过了那些弥漫着烽火和硝烟的战斗岁月，用鲜血谱写了一段壮丽瑰美而又风云变幻的一生。

辛亥革命后，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在这些战争中，地处西北的陕西革命党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陕西靖国军从1917年12月建立到1922年5月失败，先后存在了4年多时间，是孙中山在护法战争中在西北唯一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

1917年春，段祺瑞与黎元洪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引发了“府院之争”。这场争端中，陕西督军陈树藩站在段祺瑞一边。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依附于段祺瑞的各省督军、省长先后宣布“独立”。5月31日，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攻击“国会专制”，宣布陕西将“与皖、鲁、豫采取同一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张勋以调停黎、段矛盾为由，带辫子军入京，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拥戴废帝溥仪，复辟帝制。段祺瑞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的目的达到后，通电各省讨伐张勋，并宣布就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再次控制北洋政府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议员纷纷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掀起了护法运动。

在恢复《临时约法》的问题上，陕督陈树藩依附于段祺瑞，与陕西革命党人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陈树藩以护国运动为名攫取陕西都督后，公然将袁世凯定于一尊，宣称袁为“不祹之祖，共戴之尊”，结果此举不仅引起“陕人大哗，吾党同志，尤深恶而痛绝之，驱逐之议遂起矣”。因此，孙中山掀起护法运动后，陕西革命党人焦子静受孙中山的派遣联络陕西革命党人组织护法军。陕西民党人士和青年军人认为，反对段祺瑞必先驱除陈树藩。9月，焦子静返回陕西，以孙中山授予的“护法军陕西招讨使”名义，策划反段（祺瑞）讨陈（树藩）斗争。

焦子敬到陕西后先拜见了在白水县的高峻。护国战争后，高峻一直在白水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与郭坚、曹世英、耿直等保持着联系，他们和陈树藩都有极深的矛盾，愿意和焦子静共谋起事。1917年12月3日（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在白水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发出护法通电，发表《讨陈树藩檄文》，传檄渭河南北，声讨陈树藩。白水起义后，陕西各地会党及革命党人纷纷响应。4日，商县龙驹寨驻军王明敏以护法军的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12月10日，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发动了西安起义；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告独立，自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通电称“陈树藩阴险成性，鬼蜮为心”，揭露陈树藩各种罪状，“陕人为响应护法已展开倒陈运动，郭坚在凤翔率领陕西健儿，树立讨陈旗帜，宣告独立。为国锄奸，为民请命”。郭坚独立后，率部到户县，两军会合后开赴周至县。耿直、郭坚召开官佐会议，通过了“护法靖国，讨段倒陈”的通电，决定树立靖国军旗帜。

1918年1月22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郭坚任司令，耿直任副总司令。在西路（西安以西）各县张贴通告，号召民众，共同倒陈。又以私人名义致函曹世英、高峻等协同反陈活动，劝说胡景翼早日脱离陈树藩，站到反陈阵营中来。在郭坚、耿直影响下，1月28日，胡景翼部张义安营宣布起义，接着陕西第一混成旅团长胡景翼在三原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陕西靖国军”名义通电全国，宣布脱离陈树藩；曹世英也在渭南宣布独立。2月2日，以曹世英为靖国军左翼司令，胡景翼为右翼司令，并发表致孙中山电，痛斥陈树藩，“陕督陈树藩首先附逆，津门、徐州无会不与，甘做倪（嗣冲）段（祺瑞）之螟蛉，实为共和之蟊贼，纵兵殃民，驱民做匪，财政则囊括百万，地方则盗贼四起，秩序既已紊乱，蹂躏日形不堪，数厥罪恶，罄竹难书”。今“高搴义旗，进据三原，陈师河北，直逼西安，为西北特树风声。我与东南遥相策应，为民请命，为法请灵，身以许国”。长期盘踞在山陕蒙甘交界地区的农民武装卢占魁（护法运动兴起后，自称西北靖国军总司令）率部来到三原，参加了靖国军，被编入左翼军。陕西靖国军的班底已经搭建起来，声势日益壮大。

靖国军活动地域包括泾阳、三原、高陵、耀县、富平、白水、澄城等县以及临潼、渭南、蒲城、大荔各县部分地方，即所谓“靖国军自三原起义以来已经半年，占有相当大的区域，形成与敌隔河对峙的局面”。3月5日，陕西靖国军召开全体军官会议，推举西南军阀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但此时的陕西靖国军各将领均以总司令名义自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互相猜疑，各有所图，步调难以统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统一陕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英、高峻三股势力最强的部队提议，联袂请求于右任回陕主持靖国军大计，同时派人赴北京请张钫回陕。受胡景翼等人邀请，7月，于右任与张钫先后回到陕西三原。1918年8月8日，于右任、张钫发表通电，分别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副总司令，胡景翼任总指挥。于右任在就职演讲大会上说：“我从上海回到陕西，给大家带来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枪炮子弹，而是一腔热血和不怕死、不畏难的革命精神”。靖国军先后发表布告，指出：“军兴以来，阅时半载，吾父老昆弟供亿之繁，流离之惨，及吾军将士戍守之苦，祉口之劳，右任等归途所经，痛彻心骨……督饬各军并地方长官，悉力整顿，勇锐进行，驱除小丑，绥定西陲，以求吾境军民未竟之绪，兼以大慰吾父老昆弟、军将士卒希望和平之心”。总指挥胡景翼布告全军，“兹定于八月八日推戴于右任、张伯英先生为总、副司令，即日开府视事，景翼等立即取消各总司令名号，此后率所部听命指挥……无诈无虞，始终不二”。以抽签方式将靖国军全部人马编为6路，1年后又增加第七路，每路设司令1人，下设若干支队，再下设团、营、连、排等。各路人马与驻地如下：

第一路，司令郭坚，辖5个支队，5000余人，驻凤翔及西府各县；第二路，司令樊钟秀，辖3个支队，3000余人，驻扎在周至、户县一带；第三路，司令曹世英，辖3个支队，3000余人，驻高陵、淳化、交口、栎阳；第四路，司令胡景翼，辖6个支队，6000余人，驻三原、富平、耀县、蒲城等地，是装备最精良的一支；第五路，司令高峻，辖2个支队，2000余人，驻白水、澄城、合阳、韩城一带；第六路，司令卢占魁，辖3个支队，3000余人，驻三原、耀县等地，骑兵较多；第七路，司令王钰，辖3个支队，2000余人，驻乾县一带。

上述7路靖国军，有人马约2.5万人，以三原为中心，主要控制着渭北、西府和陕东部分地区。于右任虽在短时期内设立了司令部，统一了编制，也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指挥系统。但是各路靖国军仍然有很大的独立性，实际指挥权仍然操纵在各路司令手中，号令仍难一致，各自为政的局面难有根本改变，为靖国军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1918年年初，陕西靖国军成立后，宣布讨伐陈树藩，使陈氏陷入革命党护法倒陈的洪流之中。2月初，靖国军开始攻打省城西安，右翼军以张义安由兴平渡渭河经周至、户县，“连获胜利，逼近省城”；消息传至三原，左翼军各将领攻占省城，“为根本上之解决”。曹世英、郭坚、高峻等渡过渭河到达新筑镇，在灞桥、十里铺、广台庙、水腰、草滩一线与陈树藩军作战，战线达50余里。陈树藩为解决陕西危局以自保，以省长为诱饵请河南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围剿靖国军。刘镇华率部入陕后，3月23日被陈氏任命为陕西省长。在陈树藩与镇嵩军的夹击下，3月27日，撤出西安。靖国军进攻西安失败，退回渭北。靖国军失去省西地区后，集中在渭北地区。

陈树藩欲挟西安之胜一举消灭靖国军。4月下旬，陈树藩与刘镇华联合渡渭，分东西两路进攻靖国军，陈树藩亲率张鸿远、陈世珏、曹位康及镇嵩军的大部分，由渭南渡渭河，与固市镇姜宏谋、同州王飞虎和蒲城李天佐进攻靖国军郭坚、高峻部，令刘世珑、白乙人等西出咸阳、礼泉，直逼三原、淳化，“遥为声援”。陈树藩渡河后，在交战中，姜宏谋被靖国军右翼击溃；郭坚率部退至大荔县羌白镇，双方激战3日，“陈军官兵死伤甚众，而城未能下”。卢占魁率部解围，陈军解围。随后，双方在关山一线形成对峙。在陈树藩渡渭时，曹世英、高峻部即驻防界坊，胡景翼部岳维峻、董振五、邓宝珊、李云龙等同时到达关山西南炮张、查理、相桥各处驻扎；陈树藩指挥部设在关山附近的张家店，军队布防于官底、傅马村、赵村、冉村等处，与靖国军各成子午线相对峙，相距不过20里。4月16日，关山之战开始，陈树藩军进攻界坊靖国军，双方激战四天，因岳维峻等援军到来，陈树藩见不能取胜，镇嵩军又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靖国军取得关山之战的胜利。同时，陈树藩部刘世珑率军队由礼泉渡泾河，声言要取泾阳，胡景翼亲率军由三原驰援，刘世珑不战而退。

通过上述一系列作战，陈树藩的大包围计划失败了，靖国军在渭北站稳了脚跟。6月上旬，陈树藩集中兵力围攻在羌白的郭坚，企图消灭靖国军一部。郭坚孤军奋战四十余日，7月下旬因杨虎城攻下兴市镇，郭坚才趁雨夜突围。但郭坚在未与其他靖国军将领商议的情形下，便向关西进发，谋图在凤翔发展。究其原因：第一，郭坚从羌白突围后，在大荔建立根据地原计划已经落空。当时靖国军中，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军有自己的地盘，而郭坚没有，影响到他的粮饷和兵源。第二，云南靖国军叶峑部正在通过四川与川甘边界向陕西进援，“沪上驻议员又来函，言广东军政府接济陕军枪弹，由援军转交，凤（翔）宝（鸡）为南军必经之路，皆欲早日接头，优先领取”。第三，时值鸦片成熟季节，陈树藩强迫农民在这里大量种植鸦片，郭坚“占地既少，饷项常缺”，郭坚新出重围，“思与陈征收此项税款”。于是，郭坚经耀县之南，绕道礼泉占领乾县后，即分兵四出，先后攻占扶风、武功、岐山、兴平和眉县。郭坚在西府各县攻城略地，民不聊生，使靖国军声誉大降；也给北洋政府和各路军阀以“剿匪”为名出师陕西，绞杀靖国军落下了口实。

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靖国军声势大振，陕西变成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洋政府争夺的重点对象。于右任认为“中国革命大业，北方极关重要。将先经略西北，为党集力与南方护法之师相应，且为他日北方革命力量之储备”。因此，应陕西革命党人呼吁和陕西在护法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南方军政府决定派军援陕。1918年9月底，唐继尧在重庆召集“联军会议”。11月2日，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唐继尧发表通电：“援陕各路军队，除叶（荃）、姚（以介）直隶本部外，其余统归熊总司令克武就近指挥”。11月8日，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峑率五六千人与张钫、郭坚在凤翔会师；18日，熊克武率四川靖国军援陕，占领宁强、勉县等地，其他如鄂军王安澜部两旅驻镇安，河南王天纵1旅驻平利。11月21日，南方军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督军，任命张钫督办陕西军务。

随着靖国军声势壮大，周边省份北洋派系也开始惊慌起来。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甘肃督军张广建密电北京政府“恳请加厚援师，迅赴秦，免致燎原”。四川督军刘存厚建议组成汉南军事联合临时办公处，指挥进入陕南的川军。面对陕西与外来靖国军的压力，陈树藩遂向北洋政府段祺瑞求援。陕西战局越来越混乱，一些地方军阀打着援陕的旗号，进入陕西，攻城掠地。11月至12月，北洋政府以奉军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直军旅长张锡元为副司令，率领奉直军2万余入陕，张锡元驻防陕东渭南，许兰洲则绕至兴平驻防；川军刘存厚、钟体道先后占领陕南勉县、褒城、城固、石泉、镇巴、紫阳等县；山西援陕晋军也渡过黄河，占领韩城、合阳；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张联升第17混成旅进入平利、镇安等地；甘肃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率1万余占领长武、彬县、陇县；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的北洋第15旅让出汉中后，进占宝鸡。形成了8省（河北、河南、奉系、山西、陕西、四川、甘肃、湖北）联军围剿靖国军的局面。因此，陕西成为当时南北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在各种势力进入陕西时，靖国军发生了巨大的变故。1918年9月，驻固市镇的陈树藩部姜宏谋假意说愿意投诚靖国军，姜原系胡景翼的旧部，而且交情颇深。17日，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信以为真，单独到固市镇与其商谈，结果被姜宏谋扣留，拘押至西安。胡景翼写信给岳维峻等靖国军将领，鼓励各将领坚持到底：“翼判决死刑之日，即靖国军生死存亡之日。诸人若能坚持到底，本军有总、副司令统帅，愿诸将士服从命令，即翼死亦甘心。若为翼而作妇人乞怜状，则翼必自戕死，死亦难瞑目矣。以后诸君当以军事为重，勿以翼为念。翼决不丧诸人德，而使世界后世唾骂也。翼当骂贼而死，不欲为降将军也”。

胡景翼被陈树藩拘押后，并没有动摇靖国军倒陈决心。陈树藩决定让长期被扣留在西安的陕西辛亥革命元老井勿幕前往靖国军做“调停人”，与靖国军言和，并约束胡景翼旧部。井勿幕到靖国军之后，绝口不提“言和”之事，顺势做了靖国军的总指挥。于是，靖国军有“失一胡来一井不减靖国军力量”之说。

井勿幕接受总指挥后，一方面，决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扫荡西路，以连川、滇，集兵兴平、武功、周至、眉县以攻西安。另一方面，因靖国军成分复杂，多自由行动，如郭坚、樊钟秀等“很难就范，不易掌握”，只有第三、四路可随时指挥。井勿幕决定对不听指挥的部队进行整顿，遂调动第四路和第六路部分军队对先投靠郭坚后又叛变的贾福堂进行围剿。郭坚自知军队纪律松懈，且井勿幕必不能容忍。11月23日，受郭坚指使其部下李栋才刺杀了井勿幕，割其首级，投靠了陈树藩。井勿幕之死，既是靖国军巨大的损失，也是西北国民革命的巨大损失，从此，陕西靖国军开始走向了衰败。

南方护法运动开始后，北京政府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以冯国璋为首的皖系军阀则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而且与西南军阀一直保持着联系，一心想促成南北议和。南北议和对广州军政府中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颇有吸引力，开始与北方主和派遥相呼应。1918年5月20日，非常国会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12月2日，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驻华公使与驻广州领事分别向北洋政府和军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双方停战议和。北方推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1919年2月20日，双方开始在上海租届内召开议和会议。

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讨论的主要议题是陕西停战的问题，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与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在辩论会上唇枪舌战。朱启钤认为：“陕西党派甚为纷杂，剿办土匪，已非一日。当时并无明了护法军，而土匪遍地，该省长告急请兵”，故陕西“不在停战区域范围之内”。陕西“既有土匪，政府当即有剿办之事”。唐绍仪指出：“查国防军、奉军、甘军本各有统辖，各有防守地点，何以对于陕西则联合各军从事攻击，此事实难索解……请令许兰洲退出原驻处，并撤换陈树藩以解决陕民困苦”。陕西靖国军“所谓土匪系北方单独之主张，南方始终未有承认。如卢（占魁）、郭（坚）二人均系李根源、陈树藩所任命，今日忽指为土匪，于道理上说不过去”。正因为北洋政府认为陕西靖国军为“匪”，北洋政府一面在上海召开议和会议，一面指示对靖国军进行围剿。“陕西靖国军药弹缺乏，良将凋零，不竞之势，早为北京政府悉。故当南北停战，和会成组，段派犹坚持陕西应列为剿匪区域之说”。故各路北洋政府军队先后参战，战火蔓延到整个陕西。

在北洋政府军压力下，靖国军节节退败，周至、眉县、岐山相继丢失，靖国军败退至凤翔。3月3日，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命令陕西停战。但陈树藩继续向靖国军发动军事进攻，声称“我陈树藩不知道什么叫做政府命令，什么叫做和议”。陈树藩对靖国军发动了全面攻击，命令（1）张锡元与靖国军在相桥激战；（2）陈树藩部将刘世珑与靖国军在兴市镇大战；（3）甘军与奉军围攻乾县靖国军。在奉军许兰洲部的攻击下，靖国军第二路樊钟秀、第一路郭坚与许兰洲签订“局部议和”，被许兰洲改编为第一、第二支队。第六路卢占魁拒绝改编，退至耀县。乾县靖国军守军王钰、郭英夫“以弹丸之地，与二十倍以上之敌兵血战数月之久，其战争之激烈”，为靖国军起事以来所仅有。因靖国军在西路地盘尽失，坚守乾县意义不大，王钰等奉命撤回三原。靖国军在渭河以南和西部地区几乎全部丢失，逐渐收缩在以三原为中心的狭小地带，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陈树藩派信使高德卿见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想趁机收编靖国军。条件是：“（一）于（右任）认陈（树藩）为陕督；（二）于将靖国军全部交陈，由陈编制；（三）陈向中央代于谋位置”。于右任当面怒斥：“余之来陕为救陕，岂为自谋？陈何人，敢发此狂言！”

1919年3月，议和会议决定推举张瑞玑到陕西划界，以停止陕西战事。张瑞玑与陕西革命党人郭希仁有较好的关系，靖国军曾对张瑞玑抱有一定希望。3月18日，张瑞玑到达陕西，开始划界工作。张瑞玑在西安受到陈树藩隆重招待和拉拢，“陈树藩谩骂靖国军，他也跟上学舌，谩骂不已”。张瑞玑在陕期间，陕西战事正酣，但张氏在给北京政府、广州军政府的电文中说“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接着在给总统府、国务院等的电报说：“陕省军匪不分，近来土匪蜂起，如北山曹老九（世英）借名靖国，占据滋扰，三秦人民疾首痛心”。张氏的电报，一方面是想说明陈树藩已经执行了停战决定，没有向靖国军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又为陈树藩围攻靖国军找借口，言外之意陈树藩是在剿匪而不是攻打靖国军。

张氏完全是一个拉偏架的心态，导致陕西战事蔓延。靖国军总司令电诘张氏入陕多日，“划界不划，监视不视，退兵不退，通报不通”。在划界时陕西作战双方各执一端，靖国军要求以1918年11月16日界线为准，陈树藩与北洋军要求以1919年2月13日界线为准。4月，陕西划界结束。因靖国军已经处于劣势，最终以1919年2月13日双方界线为准，靖国军所辖地区职能限于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8县的全部或一部分以及渭南县的渭河以北地区，使靖国军处于不利地位。

陕西连年战祸不断，引起了民众的反战情绪。陕西旅京会痛陈树藩带来的灾难，“自陕西变乱以来，聚兵日众，供给日繁，正供不充。乃行加捐，加捐不已，复借外债。益以军队有法外之诛求，土匪有架票之搜括，虽殷富之区，恐亦民不聊生，况疮痍未复之陕西乎？”陕西留日同乡会上南北代表书，提出3项要求：（一）罢免陈树藩；（二）撤退停战令下后入陕各客军；（三）严惩违反停战命令各将领。一些旅京陕籍学生掀起了“驱陈”运动，人们相见“均以驱陈救陕为谈论中心”，并成立“三秦公民救陕会”，呼吁北洋政府“早日撤换陈树藩，以苏民困而慰陕人之期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对陕西政局发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直皖战争爆发后，靖国军召集各路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渡河攻打西安。陈树藩采取措施缓和与靖国军的矛盾，释放了拘押近2年的靖国军将领胡景翼，“倡导地方自治，想通过陕人治陕以自固”。同时又拉拢于右任，许于以陕西省长职位，遭到拒绝。于右任、张钫发表通电，“表示护法及驱逐陈氏之决心”。于右任、张钫、胡景翼、曹世英、岳维峻、高峻、王珪等靖国军将领发表宣言，坚持护法，不与陈树藩讲和。第二，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陈树藩失去了靠山。北洋政府一方面削弱陈树藩的权力，另一方面加剧北洋各路援军与陈树藩之间的矛盾。10月，北京政府撤换陈树藩被媒体透露，为了自保，陈树藩设立新兵招募所，以边防为名大量招募新兵，做应对准备，以求自保。

1921年5月10日，北京政府确定直系、奉系势力范围，陕西省由直系管辖，议定阎相文为陕西督军。25日，徐世昌任命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陈树藩为祥威将军，“迅速来京”。陈氏表面表示“将军权及军队交出，将其所带兵队一律发往陕西西路、南路两路屯田”。但他私下做战争准备，“调兵遣将，益见忙碌”，潼关、华阴、临潼一带路上军队络绎于途；宣布西安戒严，“城中巡骑密布，昼夜不息”，空气骤然紧张起来。6月12日，以陕西全体军官名义致电北京政府，称陕境安危以陈树藩去留为转移，“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取必要手段，相当对付，惟力是视，不知其他”。陈氏积极备战，在西安、咸阳、蓝田、干县等军事要地布置防御，以抵抗直军入陕。7月初，阎相文指挥直军第20师、吴新田的第7师和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分别从潼关和荆紫关进入陕西。因有事先援助陈树藩的直军张锡元做内应，阎相文、冯玉祥军很快进入关中，当直军逼近西安时，陈树藩率部逃离西安到眉县等地，受到了冯玉祥和胡景翼的夹击，部将刘世珑投降冯玉祥，李纪才被胡景翼收编，张金印弃军而逃。陈树藩在关中的军队土崩瓦解，自己率少部分军队逃往汉中，结束了在陕西长达5年的统治。

直军入陕时，靖国军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原第一路郭坚投靠了许兰洲，直军入陕后，郭坚被冯玉祥设计捕杀，彻底瓦解；第二路樊钟秀随许兰洲东进河南（直皖战争爆发后，奉军许兰洲部调至观音堂以阻止陈树藩出关助皖）；第六路卢占魁部与滇军叶峑合并，返回云南途经四川时被打散了。只有曹世英的第三路、高峻的第五路、岳维峻的第四路仍坚持在渭北地区，人马不足2万。

陈树藩被推翻后，靖国军内部发生了争执。一种意见以胡景翼为代表，主张接受直军改编，“树藩既败，直军阎相文入关，景翼与桐溪计所从，桐溪主张受北命，借此出关，以张吾军”。9月19日至21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渭北15县国民代表大会，讨论陕西善后事宜，胡景翼提议“先从取消靖国军入手，已得大众赞成”，完全通过，9月25日，胡景翼发表取消靖国军名义通电。11月14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治洲、田玉洁、岳维峻、冯毓东、邓宝珊、李纪才等靖国军将领，宣布取消总司令部，“众皆默认”。16日，胡景翼派遣其卫队长进攻总司令部，“将部中印信文籍枪械抢掠一空”。胡景翼投直后，被冯玉祥收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1师，胡任师长，“所有枪支案卷等件，均交胡师长景翼点收，似此情形，不出二月，渭北各县，即无靖国军旗帜矣”。此次改编，标志着陕西靖国军的失败。

一种以于右任为代表，坚决要把靖国军旗帜打下去，但靖国军权力掌握在胡景翼手中，他暗中指示断绝接济总司令部的每日伙食，于右任不得不离开总司令部，退居三原西关民治小学。11月18日，又避难于淳化县方里镇，此处为靖国军第3路第2支队驻地。靖国军被直军改编后，吴佩孚曾聘请于右任为高等军事顾问，并兼任陕西屯垦督办，“于始终未就”。以杨虎城为代表的小部分人支持于右任，表示继续打靖国军旗帜。1922年3月22日，杨虎城将于右任迎至武功，重新设立靖国军司令部，任命杨虎城为第3路司令。3月26日，杨虎城截获了甘肃陆洪涛的军火，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装备有了较大改善。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引军出关，杨虎城趁机发动对直军的进攻，双方在武功以东大王店激战20余日，因寡不敌众，难以支持，转移至凤翔。为保存西北革命的种子，于右任与杨虎城决定：护送于右任由甘肃南部经四川到广州向孙中山请示办法；杨虎城率部转移到陕北，依托井勿幕的弟弟井岳秀部“保存实力，以待后命”。年底，靖国军余部接受井岳秀改编，编制陕北步兵团，分驻三边、延安、延长、延川等处，杨虎城寄居榆林，成为靖国军硕果仅存的遗脉。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同参加了陕西靖国军，投入到了伟大的护法运动中。在经过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也在战火中成长了起来。他们也亲历了靖国军从壮大到一步步的失利的全部过程。在靖国军与陕西军阀的多少次殊死战斗中，他和段飞也一起并肩成长，从列兵，排长，连长就一级一级地干了上来，在这期间，孟宪云回过一次家，欲给母亲祝寿，还差一点被当地的土匪给缴了械，幸亏有樊二先生通风报信，他又一次匆匆忙忙从家里逃走，这一次仓惶出逃，在宪云看来，似乎比第一次更为狼狈，也是他刻在内心深处的痛，这仇恨一天天地在自己内心发芽，成长，壮大，堵得他常常喘不过气来，有时候还会在梦中憋醒。他觉得自己堂堂一个靖国军的连长，还有两个卫兵马弁跟着，竟然为了逃避几个土匪毛贼而从家中溜走，这事若是说出去，在部队里传开，岂不是笑掉同行的大牙，令他也无法面对一同作战的战友。也在这两个随从都是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人，一向口风很紧，没有他的命令，倒是一个字也不敢乱向外传。虽然是这样，但是胸中的这口恶气，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咽了下去。这口闷气就一直在胸中憋了多年。饶是他这些年来，一直戎马倥偬，这件事也就慢慢地在心中淡了下来。有时实在想起来，他就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古训来在心底里暗暗地安抚自己。

护法运动失败之后，陕西靖国军也随之分化，大部分被改编。唯有孟宪云所在的杨虎城部以保存革命人格为理由拒不接受改编。靖国军大部被收编后，总司令部不复存在，于右任被迫离开三原。杨虎城乃接于右任到武功驻地，重建总司令部，于右委任杨虎城为第三路军司令，所部改编为4个团。这时他在法门寺截获甘军陆洪涛部33马车军械，共有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实力大为充实。

1922年5月，为消灭陕西靖国军，北洋军组织3万大军围攻武功，杨虎城率领部下血战20多天后终于战败，西退凤翔。为保存革命火种，他带队跋涉一千数百里，击败围追堵截的各路敌军，到著名的沙陀国--井岳秀的势力范围延安寻求庇护。这种孤忠之情使他受到国民党的很大赞誉，孙中山亲自为他办理的正式的入党手续。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将军、孙岳共组国民军，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南下，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麻振武部在渭北激战。

1925年5月，支持驱逐吴新田运动，在岐山、宝鸡地区重创向汉中撤退的陕西督办吴新田部。孙岳的国民三军入陕后，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当时所部8000精兵，兵强马壮。他通过在榆林认识的中学校长杜斌丞，聘共产党员魏野畴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北方的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对苏联支持的国民军开战，同年广州的苏联顾问为支持北方国民军开始北伐，吴佩孚一方面以其主力布防于长江一线固守，一面抽调兵力北进，联合红枪会，于3月一举击溃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省省长岳维峻，国民二军10万人马败退豫西。刘镇华趁机东山再起，恢复了“镇嵩军”的旗号，召集旧部、土匪、红枪会等扼守豫西幽谷关，一战消灭国民二军7万之众，余众瓦解。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所谓的陕甘剿匪总司令，以消灭陕西的国民军，清除其侧背之隐患。刘镇华在豫西纠集原“镇嵩军”旧部，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为号召，收编豫西土匪、红枪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了八个师，号称10万人的乌合之众，向陕西西安进攻。

时任陕西军务督办的李虎臣集合了国民二军留在陕西的第十师的一部和陕西陆军四师的两个团，总兵力不到5000人。李虎臣向杨虎城求援。李在电话里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遂与朱子敏、邓宝珊、田玉杰等进行了紧急磋商，对当时国内军事政治形势作一研究，一致认为保卫西安，抗击‘镇嵩军’对声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有重要战略意义，决定顺应全国革命趋势，拯救陕西，进军西安。”四月16日，杨部第6旅旅长冯钦哉赶到西安，两天后，杨虎城也进入西安。遂拉开了北伐三大守城战之首，历时八个月，饿死6万人的西安防御战的序幕。

1926年4月28日刘镇华率“镇嵩军”抵达西安。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西安保卫战由此开端。东关地区，鏖战惨烈，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8月，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西安城内军民仍在坚守。

曾亲历围城的赵文杰在《西安城坚守记》中描述：“10月中旬，突降大雪，居民饥寒交迫，饿死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路毙的竟达数百人。街头可以看到倚门而立的、坐于墙角的、躺于路上的、均系饿死之人。入冬以后，更是饿殍载道，无人收埋。这时，西安已经没有狗了。（入夜）除城上间有火光外，城内一片漆黑，形同死城。”

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在向全国发表参加国民革命宣言后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以在陕国民二三军临时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怒斥刘镇华为“残忍暴酷惨无人道之人”。17日，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开始兵分两路解西安之围。援陕总指挥孙良诚率部由银川、固原、平凉入陕，经长武、彬县，10月初抵达乾州，在咸阳以东猴儿寨、三桥一带与镇蒿军展开激战，双方血战40多天不分胜负。最后，国民联军派出奇兵绕过南山直捣韩森寨敌军司令部。那些日子，处在最困难时刻的西安军民甚至可以听到西北方向隆隆的炮声，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彻夜不眠。十一月27日，杨虎城和李虎臣站在西安城墙上已可以看到国民联军的进攻，他们下令城内部队全线出城反击。入夜，城外火光四起，枪炮隆隆，城内居民披衣达旦，静候佳音。28日凌晨，镇嵩军全线崩溃，上午7时，西安四门洞开，被围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战后西安大祭，杨虎城将军含悲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由于冯玉祥曾在1921年入陕，设计杀害了靖国军中最有能力的将领郭坚，在陕西军人中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1926年11月29日，在解围的第二天，杨虎城就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离开西安，转移到渭北一带休整。他自己则仅带了一名随从未通知任何人（连家人都未通知），悄悄离开了部队来到富平一位友人家中潜住。以此向广大陕西民众表示自己的引咎，表示自己不愿再干了。他的部下孙蔚如1942年说：“城围解之二日，虎城潜离部队，虑不容于冯公也。”围城期间他曾作了这样一首诗：“千古诗人为写愤，风花雪月做陪衬；我本多愁多病身，目不识丁也来混。”杨虎城在解围后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政治任务，已经算最高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到此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

正是在这一年的修整期间，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团长的孟宪云终于有了时间回家去省亲，这也是他在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之中难得的闲暇时光，是时候回家看看母亲和哥哥弟弟了，每想到此，他久压在胸中的那件旧事又浮上心头。是时候该收拾那个土匪刘三麻子了。那次回去，他顺便将自己的警卫排带了回去，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奔土匪刘三麻子的老巢庙刘村而去。刚刚打完西安保卫战，在困城中被包围了八个月的小伙子，早都憋坏了，现在有仗打，都乐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狠不和立刻就开打，谁知道这几十个土匪，根本就不是这些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人的对手，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老虎吃豆芽，根本就不够一盘菜！一个回合下来，还没有怎么打，这群匪徒就死的死，逃的逃，作鸟兽散了，那些平素在乡民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此刻都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真的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可是逃跑也还得看运气，在这些身经百战的正规军面前，许多都做了枪下鬼，逃不掉的，便把枪望头上一顶，乖乖地做了俘虏。

刘三麻子也在这场战斗中做了俘虏，当他被提到孟团度的面前时，他几乎瘫成一堆泥，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求饶，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啦，什么大人不把小人怪啦，看到这种窝囊废的样子，作为正规军人出身的孟团长，不禁感到一阵恶心，心想，就这种东西，怂包软蛋，歁软怕硬，除了祸害乡邻，再也看不出有什么长处，倘若有几分血性，哪怕是稍微显露出一点硬汉子的骨气，说不定自己还会饶了他，但是现在看看趴在地下的像只癞皮狗一样的东西，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股深深的厌恶感。当他看到警卫排长手里提的那支勃郎宁手枪时，心里不由得一怔，那支枪他太熟悉了，那是他上次回家时专门留给哥哥防身用的，怎么会到了这刘三麻子的手中？他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疑云，莫非他......?他简直不敢再往下想，连忙探起身子厉声问道，“你这支勃郎宁手枪是从哪里弄来的？”刘三麻子连忙磕头如同鸡捣米，说道：“那是上次在孟家集弄来的，长官喜欢，尽管拿去便是，小的愿意奉献给长官。”

孟团长心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果然这个东西祸害到了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不知道家里在的情况究竟怎样，母亲，哥哥和弟弟们是否安好。于是便将手朝外一挥，做了一个带下去的手势，便不再说话了，那个跟他多年的排长是最会领会团长的意思了，便将刘三麻子带了出去，找了个地方，将这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送上了西天。

孟宪云团长这次的清剿土匪刘三麻子的行动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当地的乡绅富户，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个为害乡邻多年的祸根，终于在一夜之间被 连根拔掉，就连乡里和县里也不得不表示称赞，由于这些年乡联保所的那几杆破枪根本就不是刘三麻子的对手，所以乡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刘三麻子胡作非为而难以采取任何行动。既然乡里都无能为力，那么县上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之本来经费就不足，县里的民团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保境安民的作用，而刘三麻子也不傻，私下里没有少给民团的头头们进贡，这自古来警匪本来就是一家，所以刘三麻子便 一昧地胆大妄为，什么坏事都敢干，竟然尾大不掉，成了当地的一块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碰。恶人自有恶人磨，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刘三麻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孟家集的孟四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孟团长，当年他仗着自己势力大，还想收拾那个回家的孟四猴，顺手抢了他的那几杆枪，谁知道 谋事不密，走漏了风声，活活地让孟四猴溜之大吉，虽然后来听说是孟家集的樊二先生来过乡公所，他便怀疑是樊二先生走露了风声，硬是把樊二先生活活烧死，几乎搞得孟二先生灭了门。这些年他也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件事他早也忘到了九霄云外，谁承想，这孟四猴竟然升任了国民革命军的团长！自己一个没有注意，竟然让孟四猴连窝都给端了，自己手下的这六七十人，根本不是四猴带的那些人的对手，给打了稀里哗啦，几近全歼，自己也被活捉。当警卫排长郝大树将他带了出去，解了他的绳子，踢了他一脚，示意他朝前跑的时候，他还真的以为要放了他，便千恩万谢地赶忙转身就要逃跑，谁知道身后一阵枪声，几乎把他打成了个筛子，那一颗罪恶的灵魂便上了西天。

收拾完刘三麻子，警卫排长郝大树带人打扫战场，共打死负隅顽抗的土匪二十多人，俘虏了土匪三十多人，这些土匪中除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和一些流氓无产者外，多为本地的农民，依附在刘三麻子的周围仗势歁人，祸害乡邻，打死的就算了，活下来的一股脑交给乡里，让乡里甄别处理，宪云他们一时半会也弄不清这些人的根底，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况且他也不是来维持地方治安的，而且既没有这个权利，更无这个义务，所以也不便费心，交给当地政府来处理便是最好的抉择，何况刘三麻子已经被正法，手下的几个骨干也已经被打死，这伙人的枪械武器全部被缴获，想要再卷土重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仗的震慑作用太大了，刘三麻子号称当地的一霸，也是最大的土匪武装，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被粉碎了，而周围那些伸着脖子正在偷偷观望的小规模土匪便立刻被吓得屁滚尿流，谁还敢伸头乍翅？一时间便都偃旗息鼓，或作鸟兽散了，这渭原一带，一时间便变得世界清平，乾坤朗朗，本来就是民风淳朴的关中平原，一时间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呈现出少有的祥和气氛来。

宪云这次的回乡做下了这么大的一件大事，一时间也使得当地的一些富豪，乡绅对其刮目相看，于是前来拜访的人便络绎不绝，就连乡里县里的头面人物也一一登门拜访，一时间孟家集三猴的小土窑前宾客盈门，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当时正值孟母六十大寿，于是借机来攀附的人不在少数，孟三猴便一时间风光无限，县长大人更是在酒席筵上为三猴取下孟宪魁的官名，于是也有了三猴和县太爷开玩笑，问县太爷为何肥得像紫那种令满席人瞠目结舌的大胆之举，也为三猴，即如今的孟先魁，孟团长大人的亲大哥在此地树下了一定的威名。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时的县太爷送的那幅牌匾，上书“造福桑梓”四个烫金的大字，还有乡里和豪绅所送的锦旗，书有“惠及乡邻”，“泽被四野”等等赞誉之辞。

宪云此次回乡，也奠定了孟三猴人生地位的改变，他除了给家里留下了二十多杆快枪和子弹，同时也将剿来刘三麻子所得来的浮财，一并留在了家里。这就使得他的哥哥从此真正地走上了孟家集，甚至渭原县的历史舞台，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自此以后，孟宪云随部队四处征战，他曾经随杨虎城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混战，也参加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老蒋拘压，他的部队也随之被改编，直到后来他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后来又参加了中条山抗战，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所在的部队被国民政府解散，他也彻底地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军旅生涯，彻底的解甲归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