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萦江南

中山陵前的遐思

南京最有名的名胜景点，毋庸置疑，应该就是中山陵。来到南京的人若是不能拜谒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那几乎可以说他和没有来过南京一样。中山陵位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中国国民党遵照他的遗愿，在南京为其修建陵墓。中山陵1926年1月开始兴建，1929年春建成祭堂等主要建筑，当年6月1日孙中山入葬，陵墓全部工程至1931年才告完成。

中山陵整体平面呈警钟形，与孙中山“唤起民众”的政治遗嘱相契合。陵墓设计充分利用地势，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等主要建筑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在紫金山南麓的缓坡上。中山陵吸取中国古代陵墓的对称布局，利用墓道和台阶将主要建筑连为轴线，并布置大片绿地，将陵墓建筑群连接成与背景山势相称的宏大整体。陵墓主体建筑采用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的大屋顶造型，应用西方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以肃穆的蓝白色调和严谨的建筑构型表现出沉静恢弘的气度，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融合中西的经典作品。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是和南京有着很大的渊源的。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募款活动而不在国内。11月2日，孙中山从纽约出发。11月10日，在国外得悉“武昌已经为革命军占领”消息后，孙中山抵达伦敦开展外交活动。孙在伦敦草拟《告世界书》。游说英法美德银行团代表终止贷款给清政府。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启程，乘“狄凡哈号”邮轮，经停马来亚槟城、新加坡、香港。袁世凯率领大军入北京组阁，并迫使载澧退归藩邸，继又迫使载涛交出禁卫军，清室军政大权尽握袁手中。

12月14日，各省咨议局代表云集南京，共计44人，分别代表17个省份。孙中山于12月21日抵达香港稍事逗留。12月25日，孙到达上海，在南北和谈进行之际，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0时，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宣誓就任。是年1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国会）。

当时满清政权并未终结。1月3日，袁世凯指使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制和南京临时政府，拥护君主立宪制，并以军事实力向临时政府施压。受到此事影响，南京方面内部主战情绪空前高涨，临时政府于是接受孙中山的用兵主张。1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海陆军，孙中山宣布自任总指挥，黄兴任北伐军陆军参谋长。在总统府设北伐大本营，实际由黄兴主持。首战，北伐军在津浦路一线告捷，粤军于蚌埠、固镇、宿州一线大败清军，张勋军望风而逃，徐州不战而下。同时，安徽、河南前线及奋勇军也传来捷报。1月16日，海军先锋进抵烟台，沪军占领登州。北京为之震动。    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袁世凯感到恐慌。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阻止民军在秦皇岛登陆。日本向蒙古、东北增兵。由于军费匮乏，粮草、饷械奇缺。时值严冬，北伐军御寒衣物不足，冻死者众多，军队士气大受影响。而六路大军只在名义上受临时政府指挥，实际上各自为战，进军受阻。与此同时，临时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举步维艰。尽管孙仍然坚持主张北伐，但是临时政府内部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开始出现主张停战议和的声音，其他人认为可以把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换取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台后用《临时约法》对其限制，袁必不敢胡作非为。汪精卫认为孙不愿议和是因为贪恋总统之位，黄兴扬言要剖腹自杀。虽然该议和主张仍遭到了地方军政府及群众团体的激烈反对。孙最终依然选择妥协。

2月12日，清廷下诏宣统帝逊位，诏书文本由南京方面草拟，再传给袁世凯。期间，袁世凯曾遭炸弹暗杀，但行动失败，1月18日，孙以提出《五条要约》方式向袁世凯摊牌。孙不愿延长内战，双方遂派代表在上海议和，孙提出：一、清帝退位；二、袁绝对赞同共和；三、孙自清帝退位后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五、袁被选后，当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袁乃嗾使段祺瑞等电告清廷实行共和。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南北双方幕后谈判全部曝光，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2月15日，孙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1912年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8日，以孙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通过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约法》确定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临时政府参议院之组织与职权，并规定《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成立国会。行政权由总统与内阁分享，且阁员须由国会通过任命。内阁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法院为司法机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25日，袁世凯任命之内阁总理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参议院为防袁野心，特设“责任内阁制”，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设国务会议以行使职权，但袁不能容，唐被迫辞职，以陆徵祥代之。3月29日，孙出席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戌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举行饯别宴会。1914年5月，临时约法遭罢废，新法除去所有行政权约束，并无限期延长总统任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这样被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下将革命的成果束手送给了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那以后革命的局限性。而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只是在军阀之间游说，靠军阀之间的矛盾而企图实现自己的目的，很明显，这样的革命如水上浮萍而没有一点根基，一旦风雨来临，势必会随风而去，后来革命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说明这样的革命到头来免不了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孙中山先生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拱手将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并表示此后再不问政治，而着手社会革命，进而到全国各地参观并宣传民生主义。1912年，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国铁路督办，希望透过开放外资，尽快完成建设中国铁路，但这些计划终被口是心非的袁世凯横加阻挠而化为泡影。

在宣传民生主义的同时，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及国民公党，改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实际党务由宋教仁主持，而孙中山先生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故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直到1913 年宋教会遇刺，国民党残存势力被解散。

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为中国铁路建设筹措资金。因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先生回国，便极力主张公开与北京政府决裂，并以武力对抗袁世凯，于是二次革命开始，开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河。“二次革命”因势单力薄，在两个月内被各个击破，反袁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亡命日本，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每个人都要发誓，“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且还在党内根据每个党员入党时间确定其党内地位及权利和特权，建立了一系列繁杂的等级结构。他的提案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力抵抗，特别是黄兴。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俱未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组织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屡遭挫折；1919年10月，孙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

袁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乃组织“公民团”，胁迫议员选己为正式总统，解散国会，设立“约法会议”，废止《临时约法》1915年，袁世凯怂恿筹组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袁进行“国体投票”，要求各区、各省之国民代表，投票赞成改行君主政体，又指使参议议员上书拥戴袁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前云南都督蔡锷潜离北京，绕道回云南，于12月底联同李烈钧、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诉请其他各省响应讨袁。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其部属如段祺瑞、冯国璋、陈宦、汤芗铭、陈树藩等相继反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逝世在国内外一派叫骂声中呜呼哀哉。81天的皇帝梦到此终结。

1917由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冲突，造成府、院之争。年5月11日，段祺瑞派出“请愿者”包围国会。6月，徐州张勋率军5,000人北上，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在北京重新拥立清废帝溥仪，历时12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张勋复辟”。皖系军阀段祺瑞乘机纠集旧部，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军败退，溥仪再度宣布退位。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后，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黎元洪去职，由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

孙中山先生以段违背宪法，倡导护法。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誓师北伐。由于南方军阀本无诚意护法，故不久即酝酿议和。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旧桂、滇系军人控制，孙实力有限，甚至“政令不出大元帅府”。孙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实权掌握在军阀手中。军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领导南方与西南各省。孙中山见事不可为，惟有黯然离去。

1919年，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绪言（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1919年10月10日，孙改组中华革命党，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奉孙之命率领粤军从福建返广东，打败盘踞在广东之桂系军阀，重建广东根据地。同年秋，孙试图与湖南自治派之赵恒惕谈判结盟，并透过湖南，争取和四川、云南结盟。11月9日颁布之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实施三民主义、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

1921年初，旧国会在广州重开，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国会非常会议，推举孙为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孙设法号召旧国会225名议员，于4月7日在广州集会，推选总统。4月2日，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孙宣布就职，辖区仅有广东，实权在陈炯明之手。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

1922年4月，孙不满广东省政府不支持北伐，决定罢黜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位。6月16日，陈炯明兵变，围攻总统府悬赏捕杀大总统，孙与卫兵登上永丰舰与之作战，后被困黄埔，叛军不断炮击，孙及部属给养困难，孤立无援，处境极为艰难。6月29日，蒋介石同汪精卫坐外国轮船冒死赶来救援，日夜陪伴左右并出谋划策，孙大为感动振奋。英国只肯派一艘炮艇供孙调遣，孙因而得以在8月9日离开珠江，安抵香港，再转往上海。

直到1923年1月17日至1月26日，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随后在月底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才标志确立孙中山“联俄”政策。并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彻底摆脱了其一生纠缠于军阀之间，依靠A军阀去推翻B军阀的斗争策略。陈炯明的叛变彻底粉碎了孙中山先生对军阀的依赖思想，并且使得他的革命策略发生了极大地改变。

孙中山引入苏联金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由于认识上的缺陷和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孙中山先生认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但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及取得完全之独立。孙越宣言俄方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接受临时协议，把中东铁路委由苏联管理，并准许苏联军队占领外蒙古。与共产国际合作后，苏俄方面给予孙中山大量军火和银钱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中山创立党军北伐。孙派遣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访苏，考察政治和军事，又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访问苏联，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探查完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报备说共产党的可怕程度绝不可信任，孙相信后开始对共产党留意。孙中山批准了鲍罗廷提出之改组方案：订定新党章、在广州和上海组建核心小组，再到全国各地成立地方党部，最后召开党之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变革，并推选一组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18日，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委任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10月25日，孙中山指派9位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人具有共产党员身份。

11月25日，孙在〈在广州大本营国民党员的演说〉称：“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党的训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望各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虽然孙中山极力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但是在国民党史内仍然受到了极大的抵制。11月29日，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反军阀之纲领，使中国国民党遭受“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对于党内的反对意见，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有力的反击。甚至不惜以解散国民党，而自己去参加共产党来反击。孙中山说：“你们如果反对国共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参加共产党去。”对于邓泽如等人提出的所谓“俄人为这订定制政纲政策，……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的说法，孙中山先生予以了公开的反击，并告诉邓泽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12月29日，孙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作孙顾问，以苏联共产党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也为了集中力量，壮大国民革命声势，孙中山愿意容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于中国国民党内。在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发表开幕演说，他强调党改组之必要，以及将党变成革命、建国工具之目标。孙力排中国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干扰，坚持“联俄容共”。在当时的国民党上层，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意见不一，而且争论也非常激烈。当时有人主张联共，有人主张容共，也还有人主张分共。在整个改组过程中，不断有人表示反对，他们有的当面发难、有的联名上书、有的集会抗议、还有人在会场上抗议等。冯自由、刘成禹、胡毅生、李石曾、戴季陶等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党改组。孙中山还是表示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有意思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因为发表了反苏反共的言论，不支持改组，被孙中山亲自把孙科的名字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划掉，这表示了孙中山立意改组国民党，并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的决心。大会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大会；大会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但须服膺三民主义及遵守党纲党纪；有2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了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农民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制订、推行中国国民党之农村政策：农民部当家是秘书彭湃，由中共农民委员会和鲍罗廷在幕后操控。在廖仲恺倡议下，5月1日大型庆祝会于广州筹开，孙在会中演讲，再度呼吁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而把阶级斗争之主题摆到次要地位。

由于国共合作的缘故，共产党已经构成了国民党内有党的局面，虽然取得苏联的援助是代价，但是“国民党已经死了、埋了……新成员，如具有团体精神共产党员，透过为老同志灌输竞争活力，昭示著新国民党诞生……国民党的中央组织仍然松散，命令也得不到全体党员遵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待共产党放弃他们自己的组织。”上海、北京同志函电涌至，抗议共产党干预、操纵，尤其是他们力促通过中苏条约之宣传；张继和汪精卫在广州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发起要求驱逐危险盟友之请愿连署。7月15日，沙面全体华工罢工。8月3日，孙在广州大学演讲民生主义时批评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之剩余价值说，也摒弃阶级斗争之重要角色。他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

孙在8月10日第二次演讲，表明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演说〉，对讲习所学员发出警告，无法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反之应该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为诉求：“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方法，让农民可以获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同年秋，农民协会和地方民团间之冲突已演变成激战。8月23日，中执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共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内之特别责任，解除张继、谢持控诉他们派系活动之罪名。同年，苏联支持外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未从外蒙古撤军。孙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民生主义已包括共产主义在内。

1924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暨授勋典礼。3月18日，孙中山署名公告〈关于实行党纪的命令〉，提醒党员遵守党纪：党员“应由所在地之最高党部直接组织，并指挥之”、“不得假借名义，自由行动”。孙中山在鲍罗廷和党内领导人陪同下，于6月16日主持开学典礼。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一期有学员600多人，孙兼任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苏联派出多名军官做顾问，并安排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校就读或任教。6月16日，孙在黄埔军校开学礼演说称：“中国革命迟迟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们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使革命与民众力量相结合，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主旨。”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之方针，学生除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革命理论，以提高政治觉悟。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试图重新发动北伐，9月4日，孙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以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备北伐。然而，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出现批评、抗议，孙科辞去广州市市长，廖仲恺放弃广东省省长，蒋介石也拒绝让黄埔师生参加北伐，只派一连兵到韶关保卫孙中山。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指示于右任、焦易堂、徐谦等秘密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系，对其做争取工作。孙送给冯玉祥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冯玉祥将这些书发给其官兵阅读学习。10月下旬直系第三军军长冯玉祥，率军自长城前线回师占领北京，软禁总统曹锟，冯玉祥部和胡景翼、孙岳部组成国民军。10月9日，孙写信给蒋介石，指示要马上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不赞成胡汉民和汪精卫的加入。因为胡汉民已失去学习俄国革命的信仰，若加入反成障碍；而汪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最好也不要加入。而国民党史今后之革命，若不以俄国为师，则断无成就。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孙中山于10月12日决定镇压商团，同时又决定不返回广州。10月14日，孙从韶关调兵遣将：“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司令指挥”。10月15日，孙回师广州击溃商团武装。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0月30日，孙因而舍弃在韶关建立之总部，返回广州。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分别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做斗争。孙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和平统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民治。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年底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等也担任要职。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然后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1925年1月，孙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祺瑞却主张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日，孙抵达北京后病情发作，入协和医院住院治疗。1月26日，协和医院进行手术，证实孙罹患肝癌末期。1925年2月，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共两党均激烈反对，4月善后会议结束，一无所成。2月18日孙自协和医院出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在内忧外患中，孙扶病入京，苦无成果，终于病情恶化。孙在顾维钧家里签署《国事遗嘱》。3月11日，孙在遗嘱上签名，稍休后说几句话勉励各同志：“……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总是遗憾。希望你们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成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孙呼吸愈来愈困难，精神疲倦，在重复说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医生因病人说话太多，就请孙入睡。3月11日晚上6时半，孙手脚变冷，已不能再出声说话，医生说：已没有脉搏，第二天上午3时，孙又醒来一次。3月12日9时30分，孙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以推翻帝制为终极目标的伟大事业，在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民经过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伟大理念。尽管革命的成果最后被北洋军阀们所掳走，但是建立共和的理念和思想却在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尽管这期间有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但是这些都不过是跳梁小丑们的一时表演，最终都被革命的滚滚浪潮所淹没。而共和的精神将永久传承下去。

孙中山在逝世前一天，曾提出效仿列宁保留遗体，并要求葬于南京。据报道，他对宋庆龄、汪精卫等人说：“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据说早在1912年3月，孙中山在紫金山打猎时就曾对胡汉民说：“等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人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遵照孙中山的遗愿，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后，暂厝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待陵寝建成后再安葬南京。1925年4月4日，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葬事筹备处和委员会，委员会以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杨庶堪、邵力子、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等12人为委员，确定葬事筹备工作的顺序为：确定墓址、测量墓地、交涉圈地、征求陵墓图案、决定陵墓图案、招标包工、兴工。

紫金山位于南京城以东，东西长约7公里，居中的主峰北高峰海拔448.2米，东峰小茅山海拔360米，西峰天堡山海拔250米，北高峰与天堡山之间是海拔425米的二峰头陀岭，地势险峻，北高峰与小茅山之间是海拔351米的中茅山，地势较为平缓。在经过宋庆龄，孙科及多位葬事筹备委员先后多次登上紫金山实地勘察之后。认为紫金山中部的中茅山最为合适，宋庆龄还表示陵墓应建于南面的缓坡，不宜选在山顶。4月23日晚，葬事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召开会议。会议汇报了实地考察的情况，并转达了宋庆龄的意见，最终确定墓址选在紫金山中茅山的南坡。

在选定墓址之后，葬事筹备委员会在其起草的《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中对陵墓的性质、功能、建筑风格、建筑材料等都作出了规定：首先，陵墓要体现“特殊与纪念之性质”；其次，祭堂和墓室要便于公众入内瞻仰，祭堂外要有可立五万人的空地以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再次，祭堂建筑风格必须为“中国古式”，或者“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最后，为了建筑的永久保存，要求使用石料和钢筋三合土，不用砖木材料；《条例》还要求陵墓建筑应简朴庄严，不求奢侈华贵。

至9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共收到40多份应征图案，其中吕彦直的图案被评判顾问认为“合于中国观念”、“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9月27日下午，葬事筹备委员与家属代表开会复议，一致赞成采用吕彦直的设计方案建造陵墓，并决定聘请吕彦直主持中山陵的建筑工程。

中山陵工程分三部进行。第一部工程包括祭堂、墓室、平台、石阶、围墙及石坡等，上海姚新记营造厂中标承建。1926年1月15日开工后，因时局动荡，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929年春才完工。第二部工程包括水沟、石阶、护壁、挖土填土等工程，上海新金记康号营造厂中标承建，1927年11月开工。这时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时局安定，因此第二部工程进展比较顺利。第三部工程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围墙、卫士室等，在孙中山葬入中山陵之后进行，工程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中标承建，1929年8月开工，与第一部工程同时完工。本来按合同规定，第三部工程应于1931年2月28日以前全部完工，但因为发生了工程事故，第三部工程直到1931年底才全部完工。整个工程耗银共计113万两。中山陵工程由设计师吕彦直主持。吕彦直为工程耗费了大量心血，终因辛劳过度病倒，但他在病中仍坚持亲自决定各项工艺和建筑材料，只有材料样品经检测超过当时的美国标准才签字准许使用，否则就要返工。

孙中山的灵榇的奉安是从1929年1月开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组成奉安委员会，开始进行安葬孙中山灵榇的筹备工作。为迎接孙中山灵柩，南京市从长江边的下关码头至中山陵修建了一条长15公里的迎榇大道，名“中山大道”，所过之处都以“中山”、“逸仙”命名。4月23日，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奉安迎柩总指挥”，北上迎接孙中山灵榇前往南京。5月26日，灵榇由北平南移，5月28日由专列送抵浦口站，转由“威胜号”军舰送至南岸，灵车15点15分抵达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由国民党中央委员轮流守灵。29日至31日三天为“公祭日”，民众可到灵堂致祭并瞻仰遗容。31日18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等人依次最后一次瞻仰孙中山遗容，随后蒋中正、孙科、孔祥熙率领孙中山生前卫士黄惠龙、马湘、陈兴汉、刘钺、肖芹等封闭铜棺，蒋、孙、孔亲自涂殡。

6月1日为“奉安日”，凌晨4时举行移灵典礼，由胡汉民主祭。4时15分，随着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灵榇被送上灵车。灵车上覆国民党青天白日党旗与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左侧由孙科及其家属以及蒋中正、各国专使、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执绋，右侧由戴恩赛、宋子文、外宾、迎榇专员、葬事筹备委员、孙中山故旧等执绋，宋庆龄等女眷分乘马车随行。整个送灵行列长达五六里，沿途送殡民众达百万人。9时20分，灵车到达中山陵平台。9时30分，孔祥熙、吴铁城、郑洪年等率领杠夫将灵榇移上灵舆。9点45分，108名杠夫抬起灵舆沿石阶而上，10点08分抵达祭堂前的大平台，随后停放在祭堂中央。宣赞员宣赞后，奉安典礼开始。孔祥熙率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蒋中正主持祭礼，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陪祭。孙中山亲属、中央代表蒋中正、孙中山故旧代表犬养毅与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进入墓室，率杠夫将灵榇安葬在墓圹内。在奉安的时刻，狮子山炮台再鸣礼炮101响，全国民众默哀3分钟致敬。12点奉安完毕后，在祭堂内参加典礼的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并行三鞠躬礼。最后，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孙婉夫妇将墓门关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即发表通电：“本党总理孙中山灵榇，业于十八年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奉安紫金山阳，大典告成，谨电以闻。”

如今，当我来到这位于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看到那些巍峨的建筑，肃穆的宫殿，在翠柏掩映下的山路上，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陵门、碑亭、石阶、大平台、祭堂、墓室等建筑，与四周的围墙形成了大钟的本体。最高处的祭堂是陵墓的核心建筑，到牌坊平面距离700米，垂直落差73米，祭堂后的墓室表现为大钟的钟钮。整个陵墓建筑都用蓝色琉璃瓦、花岗石墙面，显得庄重肃穆。

中山陵的入口位于墓区最南端，是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花岗石牌坊。在中国的明清建筑中，牌坊是用来标识入口的装饰建筑。牌坊高11米，宽17.3米，四楹三开间，中门横楣上的石额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二个鎏金大字，牌坊因此又名“博爱坊”。牌坊顶端覆盖蓝色琉璃瓦，四根石柱底部为长方形大石座，在柱脚前后夹抱鼓石，牌坊上刻莲瓣、云朵和古代建筑彩绘式的图案。

陵门是中山陵的正门，处于中山陵中轴线正中。陵门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宽27米，高16.5米，进深8.8米，屋身为由福建花岗石砌成的三间无梁殿式样，在斗拱、梁、枋等处都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陵门为单檐歇山顶，上覆蓝色琉璃瓦，南北面各有三道拱门，两边的拱门稍小，凸显出中门的高大。在南面正门的上方镶有一方石额，上刻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四个鎏金大字，这四个字是孙中山书赠黎民伟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将“天下为公”借用为对“民权主义”的解释，说明政权为广大平民所共有。陵门南面的东西两侧安放了一对高约3米的汉白玉石狮，增添了陵门建筑的气势。这对石狮原是宋哲元从北平定王府购得，1935年7月赠送给总理陵园内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山文化教育馆又将这对石狮转赠陵园。

祭堂是中山陵最高的建筑，位于中茅山顶海拔高度158米的第十层大平台正中。大平台入口两侧分设孙科赠送的青石鼎一座。祭堂两侧矗立着一对花岗石望柱，断面为六边形，六面都用卷云纹浮雕装饰。祭堂坐北朝南，是仿木结构的石造宫殿式建筑，重檐歇山顶覆蓝色琉璃瓦，檐下筑石斗拱飞檐二层，是整个陵园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祭堂正立面开三座拱门，与重檐顶构成一个宽高比为3:5的矩形，两边的堡垒式方屋各占1/5比例，使正立面形成正方形，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三段式”构图。三座拱门分别安装镂空梅花格图案的紫铜门一对，门楣上方的额枋上从东到西分别为张静江所书写的“民族”、“民权”、“民生”六个篆书金字，代表国父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正中间的民生门略大，上下重檐之间嵌有直额，上刻有孙中山所题“天地正气”四个金字。

祭堂地面铺云南大理石，顶部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青天白日图案，周围环绕红色花纹方格，以符合满地红的意象。四周墙壁上半部贴人造石，下半部为灰黑色大理石板制成的护壁，其中东西两侧护壁上刻有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全文，北侧护壁上原有蒋中正、胡汉民和谭延闿分别抄录的《总理遗训》、《总理遗嘱》和《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磨平。祭堂内中央偏北处安放孙中山白色大理石坐像一尊，坐像身着长袍马褂，书卷平摊在膝上，双目平视远处，是波兰裔法国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的作品。坐像底座四周刻反映孙中山生平和革命事迹的浮雕。

墓室设在祭堂后方，与祭堂通过墓门相连。墓门分内外两道，第一道是美国造双开紫铜保险门，开在祭堂孙中山坐像身后，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外框，横额上是孙中山原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题写的“浩气长存”四字。第二道是独扇铜门，门上镌有张静江书写的“孙中山先生之墓”七个篆字。墓室为半球形建筑。墓室外壁为香港花岗石，中间浇筑钢筋混凝土，内壁为妃色人造石贴面，穹顶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图案。墓室中央设圆形下沉式墓圹，四周用白色大理石围栏。墓圹底部用白色瓷片铺地，正中陈设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孙中山卧像，由捷克雕刻家高崎用北京大理石雕成按照孙中山遗体形象塑造。孙中山遗体用铜棺盛殓，安葬在卧像下方的墓穴内。

站在中山陵前，缅怀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作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带领着他所创建的国民党，高举“三民主义”的大旗，终于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实现了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带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向着共和的大路高歌前进。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重新解释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倡导下，第一次实现了“国共合作”，而作为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就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军阀统治的时代。然而，由于一九二七年国中国民党因清党所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戛然而止，接着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的相互残杀，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时期。直到七七事变以后，为了一致抗日，国共两党才第二次进秆合作，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直到1945年抗日得了全面的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地投降。但是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从1946年起，国共两党又彻底翻脸，在中国的大地上又进行了一次殊死的争斗，但是这一次笑到最后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国民党被走走到了台湾的小岛上，而共产党则在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有趣的是，国共两党都认为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驱，都认为自己是孙中山意志的继承者。我想孙中山若是在天有灵，看到今天国共两党的这种状况，不知作何感想？我不由得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想，我们今天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大业，彻底走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我们才能酹酒一杯，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