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把火烧得越旺越好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孟家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全新的阶段指的是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了这场洪流之中，要么你是被批判的对象，像老地主孟宪魁，他的弟弟孟宪峰，甚至连退休了的孟宪云也难幸免，另外一些人是孟家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孟根子，第二号人物樊春云，妇女主任雷兰英，还有学校的老师胡连成，汤学兵等，各个生产小队的队长，会计等等也无一幸免。这些名单都是当时的红卫兵“造反团”的中心人物孟立坚，孟志杰和刘守忠他们罗列出来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造反团”首先罢免了大队的所有领导成员的领导职务，而对这些领导职务重新进行了任命：任命后的职务如下：大队长；孟立坚，副大队长，孟志杰，刘守忠，大队会计，孟天明，大队妇联主任，张桂英，由这五人组成了孟家集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孟家集生产大队不再叫孟喜子生产大队，而改名为“东风生产大队”，对于死去的孟喜子的烈士称号，再也顾不上了，甚至还有人写大字报在批判孟根子的时候，顺便连孟喜子也一块捎带上了，认为他才是孟家集最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现在的走资派的祖师爷，而他的死，完全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渭惠渠中，这种当年借疯天成的嘴所说出的狗子的话，竟然在今天也被人写了出来，而且还明目张胆地贴在村里的大字报栏里。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从喜子到根子的株连，后面肯定还会牵扯出许多无辜的人来。有人给孟立坚提醒说这个问题有点出格了，作为“造反团”的大当家，应该把握斗争的尺度，没有想到，孟立坚大手一挥，“啥，出格了，出什么格了，他孟喜子是谁呀？连彭老总，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揪出来了，他孟喜子算是个什么鸟？整，不怕出乱子，越乱越好，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孟立坚始终都是他那一套“不怕出乱子”的哲学，似乎这天底下统统大乱才符合他的心思。问题是这样一来，他每次批斗会要揪斗的人都是一大长串，连台子上也站不下来，从地、富、反、坏、右，再到原来的大队干部，还有各小队的干部，队长、副队长、出纳、会计、保管员，这一行下来数十个人，下面密麻的站几排，有时也看不清谁是谁，而且批斗的时候，也没有一个重点，一时也抓不住要领，这样搞下去，热闹是热闹，毕竟达不到批倒批臭的目的。而且，往往在批斗会上，还经常会有新节目，譬如革命群众一挥胳膊，喊一声“把XXX揪出来”，便立即有红卫兵前去揪人，这样一来，台子上更是站不下。 后来，经过讨论，刘守忠认为目前不要把打击面铺得太广，而是集中精力整那些影响比较大的，如前大队的干部，还有以前在队里搞过四清的驻队干部，地主富农们就选派代表来陪桩，然后慢慢轮，一茬过去了，再整下一茬，总之每次开大会都有不同的新的批斗对象，至于小队干部，慢慢挑着来，看谁先不顺眼，就先整谁，至于学校里的那几个臭老九，就交给学生们去批斗算了，反正他们和咱们也搭不上茬，需要的时候再弄过来也不迟。 这样一来，那些生产小队的干部诸如樊满囤等，暂时也就松了一口气。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集中在孟根子身上，樊春云也免不了被捎带上，另外一个经常陪桩的就是老地主孟宪魁！ 孟宪魁对这种事也算是想得开，从解放到现在，那场运动也没有饶了他，这种批斗，站台的事对他来说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连他自己也在私下里自嘲道：“哈，我这是穆桂英，阵阵到。”当时正值春闲时间，地里也没有多少活儿，所以人们开批斗会主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差不多过上个三天五天的，村里的大喇叭一广播，人们就知道了，又要开批斗会了。 村里的学校广场上和大队部的门前，有两个高音大喇叭，大喇叭一响，全村到处都能听见。广播站是“造反团”控制的，与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站的有线广播接在一起，县广播站的广播一天三次，分早中晚，是有固定的时间进行播出的，而在县广播站的节目结束之后，“造反团”的广播便开始了，所以，一天到晚这两个高音喇叭似乎是不停地在进行广播，宣读社论啦，报纸新闻啦，大批判稿啦，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广播的时候，便播放革命歌曲。当时播放的最具有时代色彩的，而且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语录歌也颇为盛行，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孟立坚眼下可以说是全部控制了孟家集的党政大权，以前和他作对的那个樊无江上已经被他们“造反团”打残了，基本上是翻不起什么大浪了。樊春云现在也老老实实地和孟根子一样，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教育，也夹起尾巴做人了。每次只要召开批斗会，樊春云准是老老实实地和那些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一块儿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而且变得比那些地富反坏右还要温顺和驯服，让他怎么办，他就乖乖地照办。原来那些乍翅的樊姓人，包括“窄棱子”樊定国似乎也老实了，平时那些爱说风凉话，爱挑刺，现在也变得比谁都乖，看起来无产阶级的革命铁拳还是具有很大的震慑力，看到这一切，孟立坚就有些飘飘然了，他在心里暗暗说，还是手里有权好使啊！有了权，这什么都来了，似乎自己活得也有几分尊严了，不说别的，现在孟家集谁见了他打招呼，都要笑嘻嘻地喊他一声“孟司令”，他觉得自己的腰杆也比以前伸得直了，还有自己身边还有这么多的追随者，以及基干民兵，自己说想批斗谁，他们就会立即把那个人带到会场上来。一时间，他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基本上可以说，在孟家集这块土地上，若是我孟立坚是老二，那就没有人敢称老大。 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孟立坚的心底里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的经济问题却一直是个令他头痛的问题，家里虽然说不至于揭不开锅，但是钱从何处来？自己的女人是外地人，除了下地里干农活能卖力气，家里的事情却颇费周折，不会做醋，不会做衣服，人家都是自己酿醋吃，可是他得到代销店里去打醋，家里忽拉忽拉添了三个孩子，都是半大不小的，吃得多，用得多，平日里的油盐酱醋都要钱来买，可是钱打哪里来？要是以前吗，自己跑出去，装神弄鬼地还能时不时地骗两个钱回来补贴家用，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先就是破四旧，立四新，一下子把他的这条路给堵上了。自己家里以前本来就穷，没有什么家底儿，加上自己的老婆又是从四川弄来的，离她娘家也远，也周济不上自己，其实他心里明白，四川那里比他还穷，他根本指望不上，搞不好那边还想让他支援一下他们呢，也难怪，若是情况好的话，他的女人也不用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跑到陕西来。 家里人口多，都是张口要吃的，粮食不够人吃，也没有办法养个猪呀，羊呀的，平时他女人就养了几只鸡，就指望靠鸡屁股来应付家里的开销，有个十天半月的，攒点鸡蛋，拿到供销社卖了，换点油呀，盐呀的。女人不会纺线，不会织布，三个孩子也没有钱给添点新衣裳，一个个穿得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像个叫花子似的，这些都让我们的孟司令是非常的烦心。 你千万不要把孟司令想象成一个具有远大革命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好像是他拉起这么一支造反派队伍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的，或是反修防修，永葆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等等伟大的理想，他哪里有这么远大的抱负？实际上他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要批斗走资派，批斗地富反坏右，完全是有个人的私心和一点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首先，他要把这些以前的体面人物统统打倒在地，来给自己出一口恶气。我孟立坚哪一点比你们差？为什么我就要过这种穷困潦倒的苦日子？孟立坚他自己倒有自己的理由，他将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和潦倒归结于自己手中没有权，也是由于大队支部书记孟根子的问题，你领导我们走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给我们说这是一条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和康庄大道，可是我孟立坚咋越走越穷呢？既然党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让我们起来造反夺权，那我们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其实孟立坚的想法还是比较幼稚的，他把这一切推到孟根子身上，还真的是有点冤枉了孟根子。孟根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队支部书记，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按照上面的指示来完成的，除了大炼钢铁的时候搞了一阵荒腔走板的事，但那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干的。孟家集就那么多地，每年的生产计划都是公社里制定的，计划发下来，种多少亩小麦，多少亩玉米，还有豆子，高粱，棉花，芝麻，油菜籽，等等，都是上面定好的，他只能根据情况，把这些任务分配到各个小队去，然后督促完成而已，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自己根本没有权利决定种什么，到了粮食打了下来，包括棉花和油料等经济作物，首先得交公粮和购粮，这公粮是农业税，等于白白交给国家，也没有一分钱，而购粮则是国家向农民征购的，但是这也是死任务，你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容你商量，价钱是国家定的，交多交少也是国家定的，有时候，国家规定你交一个，下面的干部为了表功，非让你多交，这多交的粮食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社员的口粮中克扣。粮食打下来以后，你得抓紧时间脱粒，晾晒得干干净净，交到粮站去，粮站里有极严格的验收步骤和手续，粮食稍不干净，好吧，去过风车吧，没有晒干，对不起拉回去重新晾晒，籽粒不饱满，那你得拉回去，重新收拾。所以交公购粮就成了一件极为麻烦的事。你想想，四乡八镇的农民都拉着粮食，天不亮就来到粮站门口排队，这好不容易到了你的跟前，你把所有的口袋从车子上卸下来，堆在地上，所有的口袋的袋口全部解开，验粮食的工作人员过来了，手里提着个类似洛阳铲的东西，从你的口袋上面插进去，然后从口袋底或口袋中部取样，拿出粮食来倒在手心里翻着看，这个时候，你的心都能从嗓子眼跳出来。若是给你个合格的条子，那么好吧，你算幸运，再扛着粮食口袋去过磅秤，然后再送到库里去，这你就算过关了，否则的话，假如不合格，那算你倒霉，再把口袋口扎上，装上车子拉回去，若是让你过风车，老实说，还不如拉回去呢，你得把粮食一口袋一口袋地倒进那个大风车里，那些没有处理干净的草秸，尘土，以及籽粒不饱满的麦粒，就会被风车吹走，而籽粒饱满的麦粒会被吹到另一个地方，那你再去一口袋一口袋地装，装完之后再排队去验第二次。这样折腾下来，差不多都快到下午了，晚饭前能回去就算烧高香了。所以，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每年交公购粮就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活儿。农民们一般总是把最好的粮食，收拾得干干净净，交给国家。完成了公购粮的缴纳任务之后，还要留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留多少也是上级单位定的，牲畜的饲料粮，生产队里养的有牲畜，牛呀，马呀，驴呀的这些都是耕种所必不可少的，最后，你总得把明年的种子粮食留下来吧，这样七扣八扣，剩下的才是分给社员的口粮。那么每年分给农民的口粮的多少，就看当年的收成了，收成好，稍微能多分一点，但是收成好的时候，国家征收的购粮也会加码，这样农民就没有多大的指望了，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自己家里的那一点自留地，每人虽然说只有几分地，但是由于在耕种，施肥和管理上比较上心，这样就可以分出高低来了。队里的那一点口粮，每年也是争吵不休，到底是怎么分，是按劳动工分来分，还是按人口来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村里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家庭由于干活的人多，一般叫强劳户，他们主张按劳动工分来分，而另外一些家庭，主要是一些在外工作的工人，或者干部留在农村老家的家属，这样的家庭，主要是女人干活，家里一大堆孩子，再加上老人，在队里叫作弱劳户。若是按劳动力来分口粮的话，那么这样的家庭很明显是分不到多少粮食的。鉴于这种情况，上级领导部门也给了明确的政策，既要肯定“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弱势群体，所以就制定了一定的分配比例，劳动力分配占一部分，人口分配点一部分，这样一来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对按劳动力分配的那一部分的比例，却是逐渐在下降，到了“文革”前，劳动力占的比例仅仅两成，而按人口分配的份额却占了八成，基本上已经成了大锅饭。 由于没有了生产队在农业生产上的自主权，所以当时的情况在各个生产小队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分别，这种生产和经营方式也极大地损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为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在地里干活的人，混日子，磨洋工的越来越多，再由于化肥和水利的不足，农村的状态就越来越差，渐渐地有些走下坡路的光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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