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杨绛的淡定与从容 唐夫 作为一代学人，巾帼楷模的杨绛先生以高龄去世了，给后人留下很多精神遗产，现在看来，最受大家青睐的是她的恬静心态，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爱心洋溢。 我曾经读过她写的干校六记，字里行间透露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但语言处理很克制，因为这样的日子在体制内绝大多数人都被毛昏阳愚弄，就视之当然，心照不宣吧。我读钱钟书的围城之后，感觉日军怎么会对老百姓那么好，而且从“敌占区”到内地也畅行无阻，这些在我党史里面是见不到的历史真实。后来听说钱钟书在做毛选翻译，而且倍受江青呵护，在暴君施“盗泉”时，我有点对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不禁悲怜起来，钱钟书选篇古籍要去掉文天祥的正气篇，难道不是“情有独钟”？ 要追根溯源，中华民族遭受今天的雷洋之灾，和那些三四十年代的大知识分子，大多选择趋共投共，使国民政府被摧枯拉朽于覆巢之下，是否有点“妙趣横生”? 现在杨绛先生去世了，网络上传颂她的百岁之谈的“淡定与从容”，这大概是在对一种制度营造的人生总结，经验之谈。这也合乎和谐与维稳的大前提，这样的淡定与从容，在动物界里被鸵鸟同志玩做得中规中矩，还需要我们来传颂？ 我不知道林昭，李九莲，张志新是不是因为不会淡定，才那样惨死。孙志刚，胡文海，杨佳没有那样的从容才铤而走险，雷洋没有那样的淡定与从容就得了嫖娼美名。更莫说还有顾准的思想，聂绀弩的牢狱，遇罗克的文章，都因为不懂淡定与从容，便走上了不归路。有的还得饮泪无声，收索抽屉，交出五毛子弹费，相比之下，这样为时代付出生命代价，为中华民族积淀的沉渣思想里隐隐放射出闪烁的珠光，是不是因为这“淡定与从容”而显得“相形见绌”呢。 为此，我不惮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求明哲保身的淡定，将生民倒悬置于熟视无睹的境地，这对暴君无疑是最乐观的活儿。其实，我是很尊重他们的才华，但我也不赞美这样的避世超脱。看那些在匪盗横行的公车上，光天化日之下的强奸和抢劫，以淡定从容之术而避退三舍之后，那是什么结果？难怪中国人里能平拔刀相助的已经罕见。鉴别钱钟书和杨绛的一生，做人的高瞻远瞩，各人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与专制默契。这样的待遇是是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出版通途，名誉地位，自不待言。 但我仍然希望我们的大学者，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最需要铁肩担道义的勇气和良心，而不应把自我保护列为头等大事。不然，平民百姓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倒霉，暴君就更加肆无忌惮。记得曾经杨绛写文说到到钱钟书因为一点鸡毛蒜皮事，和邻居拳脚相加，棍棒挥舞，还不是邻里之间的一点私利。为了一种地位名誉，竟然长期为毛昏阳几十年如一日作翻译，是否为御用，是否有点助纣为虐，但百姓长期被欺压，怎能就那样从容淡定到另一世界呢？ 写到此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做人究竟是做学问好呢，或者是做正义之事。可能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理，唯有淡定的从容，就能一了百了么？ 2016-05-26 随笔于柏林 又： “ 李泽厚与钱钟书曾为社科院同事，当然钱是李的前辈。钱、李曾在任继愈家里见过面，钱还曾给李写过信。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概括起来是“买椟还珠”四个字。具体来讲，就是“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 李泽厚之语入木三分。的确，衡量一个人的作为，是要看他的学识用于何处，怎么安身立命，对历史，对自生如何交待。白居易早就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给文化人的一块指路碑，也是基本品格的衡量标准。人生三立，立志，立言，立德，古人的榜样以此定论。如果一个人把学问仅仅当为职业，当为功名，当为利益取舍的手段和途径，那这样的文化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对得起祖先留下的遗产，对得起文化二字功效吗？ 如果一个人因为出生环境，机遇，自生的悟性，等等原因而幸运的做了文豪，确把利益视为头等大事，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这样的戚戚做人，还故作高雅，钻进文字堆，以掉书袋为荣，以闭目塞听为计，毫不“与时俱进”，对生民倒悬不但不闻不问，反而视之泰然，觉得无所谓，反以御用职务明哲保身，以结交权阀自得其乐，获取相关利益则沾沾自喜，并以此作为护身符来安身立命。这样的文化人反不如大老粗的品质可亲可近了。 其实，就杨绛作品里面不经意流露，道出钱钟书和她在法国留学为共产党干事，做了共产党人的宣传工具，为之翻译英语共产党的出台讲演，由此结缘，暗中往来不断，也差不多是鲁迅一流的手段。最是后来被共产党吴晗等人说动不要离开大陆，不去台湾，稳定“军心”，只等共产党来了过好日子。最后是俯首帖耳在共产党专制下，历经各次运动的享受“一等公民”待遇，而绝不后悔曾经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实实在在的国外做二等公民。依照杨绛的坦述，在英国法国不但没有一点被歧视虐待，反而在各种环境里面都被西方人的照顾的不得不反应出真实的生态。倒是几十年在中国爱国，爱得什么大粪都感觉亲近了，才叫一等公民？做人怎么可以这样为实用而信口雌黄呢？要是阮籍地下有知，不知该怎么想，会不会把手里烧得红红的铁锤多砸几下，并呸的一“声”出来才怪。 所以，我们那些习惯唱赞歌的趋炎附势之徒，最好把头顶那看不见是非优劣的三只眼闭上，多想想“学问”二字，该怎么花销，那才是人间正道。而不是只擅长摇尾巴，就非常自满自足。中国这样的人极多，自己不懂也不辨别是非的，就靠拾人牙慧，当为主粮，还以为那是强筋壮骨的不二法门。 扪心而言，我倒是希望中国多有几个顾准遇罗克或胡文海杨佳等豪杰，都比十个百个钱钟书活得精彩和有价值。尽管他们都夭折了，但社会是因他们才进步，而非钱钟书杨绛之淡定与从容而获得曙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