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這次三中全會公報，首先感到寬慰的是，原先所擔心的那種以“徹底私有化和市場化”為目標的“資改”、“亂改”傾向並不明顯。我特別注意到公報中的兩處提法：一處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另一處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比起三中全會前一些“精英”和媒體的喧囂來，這兩處提法還是相當全面、均衡的。總的感覺，這次公報基本延續了多年來穩中求進的基調，有一個大國領導層應有的沉穩持重氣象。

現在很多人在談論：中國到某某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人均收入到某某年將達到多少。這種樂觀自信的態度源自三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而這三十餘年來的發展成就源自文革後幾代領導人所奉行的“適度中間路線”。那些樂觀的目標都有可能實現，但前提條件是繼續奉行這種“適度中間路線”。無論是倒退回僵化的老路，還是滑向“新自由主義”邪路，不僅那些樂觀的目標實現不了，連已有的成就也保不住。

文革結束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口號，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但往哪改？改成什麼樣？人們心中並沒有底。鄧小平形象地講要“摸着石頭過河”，這在當時的確是務實、可行的策略，但仍然沒有消除人們心中的疑問：河對岸在哪？河對岸什麼樣？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現在對我們當前所處的境地和前後左右似乎能有大致的輪廓：

我們從斯大林體制出發搞改革，前面的確有一條河。這條河的寬度和深度都屬中等，河對岸是“經濟上在政府主導下的混合經濟、政治上協商合作法制民主”的康莊大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於2007年講：“中國‘過河’已經過了一半了。”

我們的右面還有一條河，名為“徹底私有化和市場化”，水深流急，南美人和前蘇東人已經在裡面淹死了不少，河對岸是西方右翼勢力所嚮往的由私人大資本主導經濟政治社會、西方左翼力量一直在抵制制衡、從未在任何西方國家完全實行過的“自由天堂”。我們為什麼要過這條河？

我們的左面還有一片“經濟上消滅私有制和商品經濟、政治上搞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泥潭。文革後經過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迷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我們好不容易才走出這片泥潭。鄧小平92年南巡時仍然講：“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反映出“左”的思維慣性那時仍然十分強大。

從鄧小平南巡到現在已經二十來年了，左翼僵化思想已大為削弱，但右翼“新自由主義”思想由於有深厚的國際理論背景，在中國已經成了氣候，所以我們現在恐怕應該說是三四分防左、六七分防右。

我們的右前方還有一條岔路，名為“國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馬科斯時代的菲律賓、蘇哈托統治下的印尼、卡扎菲領導的利比亞等，都可以說屬於這一類。

我們的左前方也有一條岔路，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崇尚“一個元首、一個聲音、一種思維”。 

    無論是左面的泥潭、右面的“自由天堂”還是那兩條岔路，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缺乏或破壞了公眾的監督制衡。這次三中全會公報中講：“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要探索出一種既能有效地監督制衡公權力又不影響社會穩定、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民民主形式，恐怕是個難度很大的課題。

那麼發達經濟體在哪？從經濟結構秩序、政府監管調節、貧富差距控制、公眾監督制衡等各方面來看，發達經濟體應該在我們前面那條河的對岸。但他們情況也各自不同，有的負擔過重，有的零部件老化，有的引擎出了毛病。我們在完善自身、過河上岸後，趕上、超過他們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現代歷史上，主要大國的崛起都伴隨着自主創新的思想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英國自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向日不落帝國邁進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重商主義、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三大經濟學理論高峰，也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很大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影響人類進程的左翼思想。但自二戰後英國逐漸衰落，再沒有產生那樣令人嘆為觀止的思想理論了。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次出版的1776年正好是美國的建國年，其思想不久就傳到美國。如果按照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就應該發展農業而不是製造業。曾擔任過美國第一任國務卿和第三任總統的傑斐遜有農場主的背景，他支持亞當•斯密的這種看法；但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堅決反對。漢密爾頓認為：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比較優勢理論是為強國服務的理論，會使其它國家受強國操縱，永遠處於附庸國地位。他主張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成立國家銀行、政府扶持製造業、用關稅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他的這些主張當時受到冷落，但自1812年第二次英美戰爭後成為美國多半個世紀的基本國策，最終使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在那時的美國決策者中間曾經流行過這樣的格言：“不要按照英國人所說的去做，而要像英國人所做的那樣去做。”直到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後，才學當年英國人那樣，宣揚起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世界分工、比較優勢等理論來，而且也學會了當年英國人的說一套做一套，一切從本國利益出發、為本國利益服務。

    德國人也不認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者李斯特直截了當地指出：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是為英國利益服務的。他強調：生產財富的能力要比財富本身重要得多，向國外購買廉價商品，似乎可以增加財富，看起來比較划算，但從長遠來看，將會阻礙德國工業發展，使德國長期處於從屬國地位。李斯特和他的繼承者們發展起了一整套國家干預、主導、扶持經濟發展的理論和主張。在俾斯麥首相領導時期，德國統一了貨幣、度量衡、郵政，建立了中央銀行，李斯特等人的理論主張得以實現，結果原本相當落後的德國30年時間就超過了法國和英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次於美國，但在工業、科技、生產率、社會保障的很多方面，德國都躍居世界第一。直到現在，德國的國家干預經濟程度一直重於美國，很多經濟指標和穩定性也一直優於美國。

日本近代積極學習西方而在經濟和國力上“脫亞入歐”，但他們在學習西方時並不是沒有自己主見的。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派遣了一個大型代表團考察歐美各國。他們沒有照搬當時還如日中天的英國模式，而是獨具眼光地採納了當時還在初始發展階段的德國做法，在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主持下變法圖強、發展經濟，結果很快躋身於世界強國。就是二戰戰敗後在美國的監控下，他們也沒完全聽美國人的，而是堅持自己獨特的“國家管理式資本主義”，甚至制定了好幾個四年經濟計劃，結果30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後來越來越聽美國的、越來越學美國，反倒漸漸不行了。

前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超工業”模式和五年經濟計劃顯然有嚴重弊病，但也是自己的獨創，並且建立起自己的體系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當然在輕工業和農業上不行，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基礎項目和重工業方面是很不錯的，很快從歐洲最落後國家之一到能自己生產飛機航母原子彈氫彈，能與德國美國相抗衡，並首先發射衛星和載人宇宙飛船。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完全否定自我、完全沒了主見，虛心做西方小學生，虔誠接受西方老師指點，結果是國家崩潰、經濟崩盤。直到普京採取了一系列同“華盛頓共識”對着幹的措施，俄國才穩定下來，逐步恢復了生機。

亞洲四小龍除香港外也都沒有照搬英美一套，而是堅持在政府主導下發展經濟，結果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而南美和菲律賓印尼等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指導，結果經濟大幅度滑坡，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越落越遠。

    我國近代受傳統文化中“述而不作”、“畏聖人之言”的束縛太重，絕不敢有自己的主見、創見。要麼虔誠地尊奉祖宗那一套，要麼全盤照搬國際上最時髦的英美那一套，能把二者拼湊到一起、搞“中體西用”已經很了不起了。但無論是“虔誠尊奉”還是“全盤照搬”都越來越不行。後來還是孫中山立足中國實際，提出“三民主義”，才據以立黨立國。中國共產黨雖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但在建國前也沒有照抄照搬，而是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因而獲取人心、得了天下的。

我準備再次提及林毅夫所介紹的、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那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從二戰後到現在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3個經濟體取得了“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年均7%或更高增長率”的成績。這13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是開放經濟，並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識進行產業和技術創新；第二，他們都達到了宏觀的穩定；第三，這些經濟體都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是市場經濟體；第五，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二戰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湧現出大量新的情況和豐富的成功經驗，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訓和經驗更是我們所切身感受的。這迫切需要將這些國內外經驗教訓上升為理論，再反過來更自覺地指導下一步實踐。但我國的一些“師”和“家”們只是把頭埋在某些教科書、“權威”著作、“經典”著作的沙子裡，從某些既有的觀念教條出發忙着刻舟求劍、削足適履、邯鄲學步、按圖索驥、照抄照搬不走樣。這種“師”和“家”們是在幫正忙還是幫倒忙呢？

我們都知道，數學、幾何的全部體系都是建立在幾條簡單的公理之上；而公理是不證自明的命題，也就是說，公理是無法用邏輯來證明、也不需要證明、而是在日常實踐中被相信的命題。在有所不同的公理之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歐氏幾何和非歐幾何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

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也無非是建立在幾條簡單的、不證自明的公理之上，而這些公理之一應該是對市場的理解。

一種理解認為市場是有害的，是萬惡之源。

另一種理解認為市場萬能，市場總是對的。

再一種理解認為市場有利也有弊，同水、火、原子能等自然力量一樣，能為利也能為害，只有控制它才能利用它。

    這三種理解都是無法用邏輯來證明的命題，全憑日常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信念。在每一種命題基礎上都可以建立起恢宏壯觀、自足自洽的理論大廈，但哪種理論大廈更適合人居住就看人們的判斷了。

    現在不少人講：“時代呼喚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家。”我國現在在科學技術上主要還是這學學、那抄抄，自己的發明創新、自主品牌還很少；在思想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上也主要還是這學學、那抄抄，而不少“師”和“家”們還心滿意足、以此為榮。中國什麼時候能有自己的經濟學理論、自己的經濟學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