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次三中全会公报，首先感到宽慰的是，原先所担心的那种以“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资改”、“乱改”倾向并不明显。我特别注意到公报中的两处提法：一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一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比起三中全会前一些“精英”和媒体的喧嚣来，这两处提法还是相当全面、均衡的。总的感觉，这次公报基本延续了多年来稳中求进的基调，有一个大国领导层应有的沉稳持重气象。

现在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到某某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到某某年将达到多少。这种乐观自信的态度源自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这三十余年来的发展成就源自文革后几代领导人所奉行的“适度中间路线”。那些乐观的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但前提条件是继续奉行这种“适度中间路线”。无论是倒退回僵化的老路，还是滑向“新自由主义”邪路，不仅那些乐观的目标实现不了，连已有的成就也保不住。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但往哪改？改成什么样？人们心中并没有底。邓小平形象地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在当时的确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河对岸在哪？河对岸什么样？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对我们当前所处的境地和前后左右似乎能有大致的轮廓：

我们从斯大林体制出发搞改革，前面的确有一条河。这条河的宽度和深度都属中等，河对岸是“经济上在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协商合作法制民主”的康庄大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于2007年讲：“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的右面还有一条河，名为“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水深流急，南美人和前苏东人已经在里面淹死了不少，河对岸是西方右翼势力所向往的由私人大资本主导经济政治社会、西方左翼力量一直在抵制制衡、从未在任何西方国家完全实行过的“自由天堂”。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条河？

我们的左面还有一片“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政治上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泥潭。文革后经过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出这片泥潭。邓小平92年南巡时仍然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反映出“左”的思维惯性那时仍然十分强大。

从邓小平南巡到现在已经二十来年了，左翼僵化思想已大为削弱，但右翼“新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有深厚的国际理论背景，在中国已经成了气候，所以我们现在恐怕应该说是三四分防左、六七分防右。

我们的右前方还有一条岔路，名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等，都可以说属于这一类。

我们的左前方也有一条岔路，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崇尚“一个元首、一个声音、一种思维”。 

    无论是左面的泥潭、右面的“自由天堂”还是那两条岔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缺乏或破坏了公众的监督制衡。这次三中全会公报中讲：“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要探索出一种既能有效地监督制衡公权力又不影响社会稳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形式，恐怕是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那么发达经济体在哪？从经济结构秩序、政府监管调节、贫富差距控制、公众监督制衡等各方面来看，发达经济体应该在我们前面那条河的对岸。但他们情况也各自不同，有的负担过重，有的零部件老化，有的引擎出了毛病。我们在完善自身、过河上岸后，赶上、超过他们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现代历史上，主要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自主创新的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向日不落帝国迈进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三大经济学理论高峰，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影响人类进程的左翼思想。但自二战后英国逐渐衰落，再没有产生那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理论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次出版的1776年正好是美国的建国年，其思想不久就传到美国。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就应该发展农业而不是制造业。曾担任过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有农场主的背景，他支持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坚决反对。汉密尔顿认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是为强国服务的理论，会使其它国家受强国操纵，永远处于附庸国地位。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成立国家银行、政府扶持制造业、用关税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他的这些主张当时受到冷落，但自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后成为美国多半个世纪的基本国策，最终使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那时的美国决策者中间曾经流行过这样的格言：“不要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去做，而要像英国人所做的那样去做。”直到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才学当年英国人那样，宣扬起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世界分工、比较优势等理论来，而且也学会了当年英国人的说一套做一套，一切从本国利益出发、为本国利益服务。

    德国人也不认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直截了当地指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他强调：生产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向国外购买廉价商品，似乎可以增加财富，看起来比较划算，但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德国工业发展，使德国长期处于从属国地位。李斯特和他的继承者们发展起了一整套国家干预、主导、扶持经济发展的理论和主张。在俾斯麦首相领导时期，德国统一了货币、度量衡、邮政，建立了中央银行，李斯特等人的理论主张得以实现，结果原本相当落后的德国30年时间就超过了法国和英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次于美国，但在工业、科技、生产率、社会保障的很多方面，德国都跃居世界第一。直到现在，德国的国家干预经济程度一直重于美国，很多经济指标和稳定性也一直优于美国。

日本近代积极学习西方而在经济和国力上“脱亚入欧”，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并不是没有自己主见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个大型代表团考察欧美各国。他们没有照搬当时还如日中天的英国模式，而是独具眼光地采纳了当时还在初始发展阶段的德国做法，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持下变法图强、发展经济，结果很快跻身于世界强国。就是二战战败后在美国的监控下，他们也没完全听美国人的，而是坚持自己独特的“国家管理式资本主义”，甚至制定了好几个四年经济计划，结果3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后来越来越听美国的、越来越学美国，反倒渐渐不行了。

前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工业”模式和五年经济计划显然有严重弊病，但也是自己的独创，并且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当然在轻工业和农业上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基础项目和重工业方面是很不错的，很快从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到能自己生产飞机航母原子弹氢弹，能与德国美国相抗衡，并首先发射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完全否定自我、完全没了主见，虚心做西方小学生，虔诚接受西方老师指点，结果是国家崩溃、经济崩盘。直到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同“华盛顿共识”对着干的措施，俄国才稳定下来，逐步恢复了生机。

亚洲四小龙除香港外也都没有照搬英美一套，而是坚持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经济，结果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而南美和菲律宾印尼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结果经济大幅度滑坡，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落越远。

    我国近代受传统文化中“述而不作”、“畏圣人之言”的束缚太重，绝不敢有自己的主见、创见。要么虔诚地尊奉祖宗那一套，要么全盘照搬国际上最时髦的英美那一套，能把二者拼凑到一起、搞“中体西用”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无论是“虔诚尊奉”还是“全盘照搬”都越来越不行。后来还是孙中山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三民主义”，才据以立党立国。中国共产党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建国前也没有照抄照搬，而是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因而获取人心、得了天下的。

我准备再次提及林毅夫所介绍的、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那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涌现出大量新的情况和丰富的成功经验，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和经验更是我们所切身感受的。这迫切需要将这些国内外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再反过来更自觉地指导下一步实践。但我国的一些“师”和“家”们只是把头埋在某些教科书、“权威”著作、“经典”著作的沙子里，从某些既有的观念教条出发忙着刻舟求剑、削足适履、邯郸学步、按图索骥、照抄照搬不走样。这种“师”和“家”们是在帮正忙还是帮倒忙呢？

我们都知道，数学、几何的全部体系都是建立在几条简单的公理之上；而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命题，也就是说，公理是无法用逻辑来证明、也不需要证明、而是在日常实践中被相信的命题。在有所不同的公理之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

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无非是建立在几条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而这些公理之一应该是对市场的理解。

一种理解认为市场是有害的，是万恶之源。

另一种理解认为市场万能，市场总是对的。

再一种理解认为市场有利也有弊，同水、火、原子能等自然力量一样，能为利也能为害，只有控制它才能利用它。

    这三种理解都是无法用逻辑来证明的命题，全凭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信念。在每一种命题基础上都可以建立起恢宏壮观、自足自洽的理论大厦，但哪种理论大厦更适合人居住就看人们的判断了。

    现在不少人讲：“时代呼唤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我国现在在科学技术上主要还是这学学、那抄抄，自己的发明创新、自主品牌还很少；在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上也主要还是这学学、那抄抄，而不少“师”和“家”们还心满意足、以此为荣。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自己的经济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