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开启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私有化成为了那时的世界性潮流。但一二十年后，不少不恰当私有化的弊病显示出来了：财政收入下降，国债激增；交通、公共设施等只作为赚钱工具被过度使用，严重缺乏维修更新；一些为国民经济所需、但利润不很高的企业衰落乃至消失了；私人资本越壮大越操纵政治和舆论进一步减税、去监管；投机活动日益兴旺；贫富差距恶化；等等。前苏联经济崩溃、08年金融危机都是这一波私有化、自由化浪潮的后果。

大约自进入21世纪前后，重新国有化的现象在前苏东、在南美、在欧洲都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即使在美国、日本这类基本没有国有经济传统的国家，也可以听到一些国有化的呼声。

所以，在今天仍然把改革只理解为私有化、自由化，那只能意味着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完全无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改革的理解应该是双向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仍需要私有化改革；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改革恐怕意味着重提国有化。

在我国，也许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必要重提国有化：

一是对一些权贵的家人、亲属由权力寻租而迅速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对一些私人或原管理者巧取豪夺而得的原优质国有资产，恐怕有必要强制性国有化。考虑到当时社会背景，有关人员可以不追究其责任，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可以继续留用，如果对企业公司发展确有贡献似也可以保留一定股份，但本来应属于国家的财产应悉数收回。

二是对由私人合法经营发展而来、但已大到可以左右国计民生程度的企业，恐怕有必要用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颠倒的国有化”的方式实行某种程度的国有化。（“颠倒的国有化”就是国家资金以市场化方式来投资、收买该企业部分股票，以影响该企业大的方向，并增加国家收入，但企业仍由原所有者管理。对米德的这种“颠倒的国有化”，清华崔之元教授介绍得比较早、比较详细。）成功的私人企业家并不缺钱，缺的是安全感和人们的尊重。在经营自己企业的同时也为国家服务、为国家赚钱，可以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更高需求。

<!--[if !supportLists]-->（5）<!--[endif]-->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讲要“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这是改善我国整体环境、保证国民经济中高速发展所必需的。但钱从哪来？《报告》中提出：“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4776亿元，但政府不唱‘独角戏’，要更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多领域。”“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政府采取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设立基金等办法，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项目。”

单靠中央预算肯定不行，差的很远；但指望民间投资恐怕也不行。私人资本手里能有几万亿闲钱、活钱吗？要他们投资无非也主要是向银行贷款或高息集资，更加大了金融和经济风险。而且政府还要“采取投资补助”等方式来吸引，白白增加无谓开支。

近几年，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以上，中小型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也在17%左右，这完全没有必要，很少有国家会这么高。例如美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0%左右，欧元区在2%左右，有些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还没有存款准备金。我国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造成货币超发，另一方面大量资金闲置睡大觉。现在我国银行存款总额在100万亿以上（一说160万亿），定向降准两个百分点就是两三万亿。另外也还可以发建设公债。对广大居民来说，年息百分之七、八的债券收益是不错的理财选择，但对私人资本来说连集资成本都不够。

很多时候，不是政府愿意在基本建设上唱“独角戏”，而是不得不唱。从国内外情况看，私人资本对基本建设投资并不感兴趣，因为基本建设投资属于长期低回报；要吸引私人资本进入，除非抬高利润，但这不是加重国家和公众负担吗？所以有良心的政府不得不负起责任来。

当初“美国学派”的三大政策之一就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大多是在“美国学派”起主导作用时期和上世纪“大政府”时期修建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一味的“减税、去监管、削减政府开支”，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政府越来越无钱无力。到现在，不少设施已严重老化，政府一准备出面想办法，就被共和党右翼攻击为“搞社会主义”，可私人手里再有钱也不管。所以美国七十年代后的这些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在国家基本建设上、特别是集资筹划上，政府即使不唱“独角戏”，也需要唱主角。在这方面政府应像“美国学派”所主张的那样负起责任来，起主导作用，不能推给社会、推给私人，那是靠不住的，还会加大成本，甚至会造成混乱。我国以往的大项目还不都是政府搞的？效果差吗？有句俗语是“捧着金碗讨饭吃”，比喻有良好条件却不能好好利用、无所作为。政府在基本建设上也不应捧着金碗向私人资本讨饭吃。

（6）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家比较流行的理念。在近代，“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据认为出自于德国俾斯麦时期，在普遍都是私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是很实际、见效的。在现代，这一PPP模式和理念最初是英国撒切尔政府提出来的，也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已基本国有国营的情况下，这种PPP模式有“走一步看一步”私有化的倾向。    

这种PPP模式在实行中有些方面据说有效果，但也有不同反映、不同意见。例如：私人资本肯进入的一定是利润较高的项目，如果利润较低政府还要给补贴，反而增加了公众负担。而且利润较高的项目都给了私人，那不赚钱甚至亏本的项目怎么办？政府和公众不还得掏更多的钱？在一些项目上也出现了“只赚钱不投入”、“只使用不更新”的情况，引起公众普遍不满。

当然，这种PPP模式不是不能试，但要给各地以选择、比较的自由。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权不可任性”，不能强制推行，搞“一刀切”、“一风吹”。

    （7）与去年一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给与了“开放”以较大篇幅。去年讲“开放与改革相伴而生、相互促进”，今年讲“开放也是改革”；去年讲“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今年讲“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去年讲“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今年讲的更具体一些：“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把外商投资限制类条目缩减一半”。这在某些方面也许是需要的，但恐怕也有必要提及一下这些年某些方面过度开放的教训。如不少人所指出的：“凡是没对外开放或外国封锁我们的行业，我们自己都发展起来了；凡是我们对外开放的行业，都被外资控制、主导了。”

    当年英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理论后，其思想很快传播开来。美国的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李斯特都坚决反对。他们指出，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是为强国利益服务的理论，会使其他国家永远处于从属国地位。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还作了一个比喻：他指出英国自身也是在政府贸易保护下发展起来的，现在成为世界最强国后就鼓吹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这就如同自己登梯子上了房后就把梯子抽走，让后面的人上不来。他强调：发展本国自身生产能力比由比较优势而暂时获得的财富重要的多。美国和德国也正是在他们主张的保护主义政策下发展起了自身生产能力，才后来居上，先后超过英国的。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和日韩等国也无不是在政府保护扶持之下，发展起一批有竞争力的本国企业的。

我们不妨再重复一下李斯特的对外贸易三阶段理论。李斯特认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当国家还处于落后农业社会时，应进口工业制品和出口原材料。第二阶段是本国工业能力有了一定发展时，应保护本国工业发展，以免被更具竞争力的外国工业冲垮。他做了一个比喻，说就像一个孩子无法同壮汉竞争一样，需要保护。第三阶段是当本国生产能力足够强时，就像孩子长成人后，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也讲，当保护一个时期、比如十年后，本国企业如果还不具备竞争力，那就放弃、不保护了。德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的确无法、也没有必要顾及所有产业；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任何领域都不应受制于人。）

我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前的三十年，一直处于闭关锁国、对外封闭状态，所以文革结束后当时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也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在对外开放中也注意了自我保护，比如负面清单、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等。但现在作为事后总结经验来看，一些领域还是开放过快、过大了，结果在不少领域里，我们幼小的生产能力还是被外国壮汉打趴下了。为使我国还处于幼小阶段的生产能力尽快成长起来，需要政府的保护扶持，这绝不是简单一句“倒逼”那样轻巧。这种保护扶持自然可以只做不说，但没有必要那样热衷于新一轮扩大开放，将其看作完全有益无害。如不少人所讲，在对外开放上应秉持适度、对等原则，应服从于培育我国自己生产能力这一更根本目标，好事过了也会成灾。

（8）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上撰文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我们不大清楚现在俄罗斯这方面具体情况如何，但普京这番话还是颇有社会主义理念和情怀的。

当然，我们还不大可能把住房、医疗、教育作为阳光和空气免费提供，这只是一个比喻，但不能成为拉动经济数字的来源，不能成为给少数人提供发财机会的场所和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房地产彻底市场化的苦果我们已经尝过了，至今还在设法消化、弥补，医疗和教育改革不能重蹈房地产覆辙。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医疗和教育改革的论述比较笼统，反映出这方面还存有较大争议。但我们应当确定的一个基本思路恐怕应该是：医疗和教育的主体绝不能彻底市场化，更不能私有化；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能听一些苦于寻找发更大财机会的人和一些迷信市场自由主义的人胡言乱语。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