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对二战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的介绍和研究，我国已经比较多了。在我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后不久，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已经很熟悉了。但不知为什么，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法国的“威权主义（Dirigisme）”、北欧的“瑞典学派”在我国被介绍、研究得都不多。

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法国的“威权主义（Dirigisme）”和北欧的“瑞典学派”应该说都是比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更左一些的经济思想理论，因为这三种思想都更主张政府主导作用和部分国有化。当然，它们也都反对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和全盘指令性经济计划。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和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北欧的“瑞典学派”都是一些学者最初形成理论，然后被政治家支持、采用。而法国的“威权主义”则不是由学者先提出来的，而是政治家在经济实践中形成、推行的，这点与“美国学派”比较类似。

法国的“威权主义”与戴高乐的关系更重一些。1944年盟军攻克法国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9月，法国举行全民公决，成立了第四共和国；11月，戴高乐被议会选举为临时政府总理。面对法国经济恢复和建设的艰巨任务，戴高乐采用、推行了“威权主义”。但戴高乐这次执政时间不长，46年1月，他拟定了一部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遭到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的占议会大多数的左派的反对，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因而被迫辞职。这一下他一赋闲就是十二年。

在戴高乐在野的十二年间，由于宪法赋予了议会过大的权力，议会中党派争斗激烈，动不动就把政府拉下台，在这十二年中竟然出现了21个内阁。但无论哪个内阁执政，经济政策上仍基本执行了戴高乐奠基的“威权主义”路线。

法国人对议会中的争斗和政府的不稳定越来越不耐烦。在58年的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国殖民地）叛乱中，不稳定的政府更暴露出应对的无能。驻阿尔及尔的法国军队这时造了反，要求除非戴高乐上台，不然他们就进军巴黎。议会答应了军队的要求，授予戴高乐全权。戴高乐修改宪法，加强总统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全民公决中以79.2%通过，成立了第五共和国。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又以压倒优势获选，之后在经济政策上进一步推行“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意味着部分国有化。早在二战前，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就已经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美国和德国都在政府保护、扶持下发展起一批高技术、高效率的大企业，而法国和英国仍然主要是分散、碎片化的私人经济。二战后，法国和英国都不约而同地用国有化的方式来整合、建立大企业。

法国在二战后没收了一批法奸的资产，所以法国搞国有化的条件要好于英国。美国二战后实施“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达四年之久。有些西欧国家用这笔钱扶助私人企业，但法国几乎都作为政府投资投入到基础性部门。法国政府掌握了铁路、港口、航空、造船、电力、天然气、电信、国防、核能等行业，在汽车、制药、建筑、化工、金融等部门也有相当股份。法国的国有经济占法国经济比重一度超过三分之一。

“威权主义”还意味着政府主导。二战后，法国也设立了“计划委员会”，制定指导性五年计划。这种指导性计划与苏联指令性计划不同，政府并不直接决定企业的投资、生产和分配，而是用政策和信息来激励、诱导公私企业来适应国家需要和市场需求。二战后，除法国外，还有日本也制定了若干个四年指导性计划，效果也十分显著。我国改革开放后，也由原先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进一步发展、成熟了指导性经济计划这一政府主导形式。

在奉行“威权主义”期间，法国经济以年平均4.5%的速度强劲增长。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法国经济一直不如英国，1950年法国的经济总量仅为英国的77%。二战后其实英国发展得也不错，但国有经济比例更高、政府主导作用更强的法国仍然在戴高乐执政时的1964年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与英国的差距在70年代扩大到115:100,80年代扩大到125:100。直到80年代中期法国放弃了“威权主义”，也“顺应世界潮流”搞起了私有化和市场化，两国差距才逐渐缩小。

戴高乐于1969年因提出的削弱参议院权力修宪案公投被否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那年法国人均GDP合2715美元，不仅高于英国的2032美元，也高于德国的2687美元（70年数字，我没有找到69年数字）。戴高乐辞职后，曾任戴高乐总理的蓬皮杜当选为总统。蓬皮杜有一件事引人注目：他上任后不久，就声称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搞中央银行独立，并将中央银行交给私人资本支配。人们认为，这与他54至58年期间任罗思柴尔德银行行长的经历有关。但在其它方面，蓬皮杜还是继续奉行了戴高乐路线，包括经济上的“威权主义”。法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直到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时才减弱。二战后到70年代中期的这一时期为法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国力最强的时期之一，也是国民生活水平最高、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之一，被称为法国历史上的“光荣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

蓬皮杜74年任内因病去世，之后是曾任戴高乐财政部长的德斯坦当选总统。德斯坦81年任满后，左翼社会党的密特朗当选总统。密特朗上任之初雄心勃勃地准备进一步推进国有化，宣布所有大银行和2000人以上的大企业都要国有化。但不到两年就遇到困难，这时又兴起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性潮流，密特朗在这一潮流面前屈服了。他不仅停止了进一步国有化，也放弃了“威权主义”，转而搞起了私有化和市场化，当然力度比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要弱一些。

到现在，法国的经济情况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算可以，但也面对国债高、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困难。人们在惶惑也在争论：这些困难究竟是“威权主义”的后遗症、还是放弃“威权主义”的结果？

（八）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对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进行了比较研究。自由市场经济是指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国的经济模式，又称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协调市场经济是指北欧五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的经济模式，又称莱茵模式。

1991年，法国出版了一本书《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美国是如何让对个人成就和短期利润的执迷把它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作者是当时法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ssurances Générales de France（FGF）的总裁、国际基督教企业总裁联盟的主席Michel Albert。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该书中较早地对“莱茵”模式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进行了比较。Michel Albert指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以市场为目标，其他一切人类的价值和社会利益都可以为了市场而牺牲；“莱茵”模式则以人类的价值和社会利益为目标，把市场作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并在市场运作偏离这些目标时对之尽心驯化。他认为“莱茵”模式更为优越。

前几年，有一家名为“新时代”的生物公司准备开设一家新的研发中心，该公司的CEO实地考察了德国和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最后选择了德国。他进行对比的五个方面是：

1.在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公司与其它公司和雇员之间的谈判都由公司自己进行。而在德国这类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各行业都有协会，同行业价格、工资等都由协会集体协商，这样，不平等竞争、低工资竞争、罢工等都很少。

2.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强调自由、竞争，因此雇员、特别是专业人员流动很频繁。而德国这类协调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注重长期乃至终身协议，这样，公司就能够在培训、提高雇员水平能力上加大投入。

3.由于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人员流动性太强，所以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培训体系只提供一般性技巧。而在德国这类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可以提供专门化的教育培训，这对生物公司这类高科技公司尤为重要。

4.在德国这类协调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行业协会，所以更倾向于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建立行业标准和质量控制也比较容易，与其它公司的供货关系也比较稳定。而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完全没有行业协会这种组织，一切都靠公司自己，所以不确定性很大。

5.美国这类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的决定权主要在公司股份持有者手中，因此公司战略倾向于短期的、直接的利益。而德国这类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的决定权主要在管理委员会（supervisory board）任命的经理人员手中，因此公司战略更倾向于长远的发展。

在其它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的研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方面还有：

当前美国的人均GDP虽然高于德国（2013年美国人均GDP为53101美元，德国人均GDP为44010美元），但德国有东西德合并的因素，在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中是较低的；法国人均GDP为42999美元，在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中也较低，但要高于英国的39567美元；一些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要高于乃至大大高于美国，如挪威（105478美元）、瑞士（80473美元）、瑞典（60020美元）、丹麦（58668美元），另一些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与美国也所差无几，如奥地利（49844美元）、芬兰（48707美元）、荷兰（48091美元）等。

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人均GDP要大大高于上述国家、乃至高出一倍多，如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4998美元，瑞典为4404美元，瑞士为3648美元，挪威为3283美元，丹麦为3366美元，德国2687美元，法国2821美元，荷兰2711美元，芬兰2436美元，奥地利2055美元。与当前经济情况相比，这两类市场经济所导致效果的一升一降是很明显的。

而且美国GDP的相当一部分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而协调市场经济国家这两类泡沫很低，实体经济很多方面强于美国。2009年，著名企业咨询家Hermann Simon出版了一本《隐藏着的冠军》，称世界中小市场的领军企业，80%分布在德国和斯堪底纳维亚地区。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强调竞争，倾向于把任何领域、任何形式的垄断都视为障碍；而协调市场经济国家注重信息分享和企业合作，对某些行业和某些形式的垄断，特别是对能源、电力、电信、铁路等部门的国家垄断持理解态度。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他们也允许、推行价格协议等方式，避免过度竞争、严重内耗。 

自由市场国家企业活动的中心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协调市场国家企业活动还要兼顾社会和职工利益，重要事项由政府、同行业雇主协会和工会共同协商。在每个稍具规模的企业中都要建立代表全体职工的工作委员会，董事会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职工代表。这样看来好像是损害了资方利益，但由于劳资纠纷和罢工很少，尽管这些国家职工工资普遍高于美国，但利润率并不低。

当经济不景气时，自由市场国家经理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裁减员工。而协调市场国家的企业普遍的做法是：当生意好时，职工加班的加班费不发给工人，而是存在企业设立的账户中；当经济不景气时，工时和工资都降低，这时把积存的加班费还给工人，这样等于工人半休假而工资基本不减。而且不景气时企业如果不裁人，政府也给与一定的福利和补贴。这样，经济波动对社会、企业和职工的影响明显不像自由市场国家那样大。

但对富人来说，住在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可能就没有住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好了。德、法和北欧国家的最高税率都是50%以上；而美国奥巴马大讲增税，也不过准备将最高税率提高到39%。协调市场经济国家都有部分国有经济，按国内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挤压了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都不算高，例如德国商业银行实行部分国有化后，高管年薪被限定不得超过50万欧元，仅为普通员工的12倍，其它协调市场经济国家有的更低。

研究者普遍承认，在一个项目上美国要优于所有协调市场经济国家，那就是科技创新。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这些基本都发端于美国。但有研究者指出：这些新的发明和应用最初多是与军事需要有关，因此不大可能出现于二战后的欧洲；空间技术实际上最初出现在前苏联，所以这些新的发明和应用与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有关，与是否自由市场经济没多大关系。更何况，即使在美国，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这些发明和应用也都是在政府主导或扶持下、而不是单靠私人企业和市场发展起来的。（我们也不要忘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是政府主导、适度国有，但那时德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优于所有国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