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在維基百科英文版“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這一詞條中也有一段對美國經濟發展歷史中“反自由放任”思想政策的簡略綜述，現翻譯如下：

    “美國早期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反對者大多數認同‘美國學派’。這一學派思想受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觀念的激發，他主張建立一個政府贊助的銀行，並提高關稅，以符合北方工業利益。漢密爾頓去世後，內戰前時期更持久的保護主義影響來自於亨利•克萊和他的‘美國體系’。

    在19世紀早期，將‘自由放任’的標籤應用於美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是明顯不適當的。在19世紀中期，美國遵循輝格黨（在美國存在於1833—1856年的政黨）的經濟國家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包括增長的國家控制、監管、基礎設施建設的宏觀經濟發展。例如貨物儲備的公共行為和例如鐵路的交通管制開始生效。‘太平洋鐵路法案’支持了第一條橫跨東西的大鐵路。為了幫助支付美國內戰的費用，作為1861年稅收法案的一部分，美國政府於1861年5月第一次開徵了個人收入稅（收入800美元以上部分徵收3%，1872年廢止）。

    南北戰爭後，朝向混合經濟的運動加速了。隨着1890年McKinley關稅法案和1897年Dingley關稅法案的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也增強。隨着1887年旨在規範鐵路工業的‘跨州商業法’和1890年‘反托拉斯法’的通過，政府對經濟的監管也擴大了。

    在‘進步時代’，威爾遜政府推行‘新自由計劃’，人們看到更多對經濟的控制。

    在一戰後和大蕭條時期，美國變成了混合經濟，將自由企業和累進稅結合了起來。在這期間，政府不時支持和保護美國工業免受海外競爭。例如，在1980年代，政府要求日本‘自願’出口限制以保護美國汽車工業。”

南北戰爭後，美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這是因為：一方面，南北戰爭消除了地方主義，形成了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另一方面，南北戰爭消除了南方農場主對外自由貿易的主張，高關稅保護主義得以居支配地位。正是由於國內商機大量湧現、又不受歐洲更具優勢企業的競爭，這一時期美國私人企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符合他們利益和訴求的自由放任思想也迅速居主導地位，美國進入一個被稱為“鍍金時代”的時期。

美國1870年代至1890年代的“鍍金時代”，也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近似，是一個市場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的時期，也是一個私人資本迅速擴張、貧富差距最惡化的時期。當時美國上層流行一種冷酷的說法：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懶。創造了“鍍金時代”這個詞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寫到：“我怎麼也想不明白，那些在工廠里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的男女童工會是因為他們懶。”

那也是一個美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2012年12月13日，《華爾街日報》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腐敗程度不及美國當年》，文中提到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和1996年的中國在人均年收入都是2800美元的情況下，前者的腐敗程度相當於後者的7～9倍。

自1890年代起，美國進入一個被稱為“進步時代”的時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一時期接連出現了三位支持、推進“進步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總統，他們是：西奧多•羅斯福（1901－1909在任，是二戰時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堂兄）、威廉•塔夫脫（1909－1913在任）、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在任），這三人被總稱為“進步總統（Progressive Presidents）”。 “進步運動”意味着淨化政府和政治體系、監管約束大私人壟斷公司和財團、促進勞資雙方和解合作、對高收入者徵收收入稅、建立健保養老制度、支持媒體的“清污（耙糞）運動”等。正是在這一“進步時代”，美國各方面漸漸走上正軌，第二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美國成為了世界最強國。如果沒有這一時期的“進步運動”，而是沿着“鍍金時代”的自由放任、腐敗、貧富分化的路子走下去，美國是否會同英國一樣走下坡路，乃至是否會成為墨西哥、南美那樣的二流國家，都是很難講的。

（談到“耙糞運動”不能不提到的是：國內媒體普遍把“耙糞”這個稱呼說成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對相關記者的“挖苦”，這是完全不正確的。讀過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講演原文的人就會清楚，在名著《天路歷程》中，“耙糞者（muckraker）”並不是個反面人物，而是因為他的致力於清除污穢而最終被授予“天國花冠（a celestial crown）”。因此，羅斯福總統在講演中引用“耙糞者”這一比喻，絕沒有“挖苦”的意思。相反，羅斯福總統在講演中大力讚揚這些記者們對醜惡現象“不懈的揭露（relentless exposure）”，講：“我歡呼（hail）這種無情嚴格（merciless severity）的攻擊”， 只強調“只要這是絕對真實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進步運動”的推動者，是美國歷史上最受尊重的總統之一，是“總統山”上四位被雕像的總統之一。順便提議：也許我們把“muckrake”這個詞翻譯成“清污”要更好些。）

一戰後的總統是後人評價不高的哈定（1921－1923在任，任內死於心臟病突發），之後是兩位相信市場自由主義的總統：柯立芝（1923－1929在任）和胡佛（1929－1933在任）。在這一時期，貧富差距擴大、混亂、投機又重新流行，並引發了29年的經濟大危機並持續惡化。之後收拾局面的是左派總統羅斯福，對他的情況大家比較熟悉，這裡不多談。

二戰後，一直是“美國學派”和凱恩斯主義相結合的經濟思想居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兩黨政策主張分歧不大，貧富差距只相當於“鍍金時代”的一半，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都比較平穩，直到1970年代。19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興起，市場自由主義再次居主導地位，貧富差距、混亂、投機又逐漸回升，並最終導致08年金融大危機。

（四）

現在人們會問：為什麼19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會興起？我們從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兩方面來分析。

19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出現了嚴重的“滯脹”。而這一時期的“滯脹”其實主要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主要外部原因有兩個：一是60年代越南戰爭升級，到73年停戰，耗費了美國至少2500億美元，自然導致美國經濟出現問題，也影響了其它西方國家，而且其它一些西方主要國家軍費預算和開支也都上升；二是70年代出現了石油危機，每桶石油價格從70年代初的3美元暴漲至70年代末的34美元，也就是上漲了11倍。在這種請況下，即使上帝他老人家親自來執政，恐怕也很難讓通貨膨脹不達到兩位數、不出現“滯脹”。到80年代，國際油價企穩，通貨膨脹率也就回落至5%左右。一些人把這時的通脹率下降歸功於撒切爾、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其實這時無論誰執政，只要不出大差錯，通脹率都高不到哪去，當時多數國家通脹率都在下降就說明了這一點。

但這一“滯脹”的出現給市場自由主義者否定凱恩斯主義、改弦易轍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和理由。這就好像病人病情出現惡化，無論出自什麼原因，總是容易懷疑原先的醫生和藥方，而傾向於換個醫生和藥方試試，儘管新的醫生和藥方也許還不如原先的。

從內部原因講，在當時“美國學派”和凱恩斯主義相結合的經濟政策主導下，雖然整體情況不錯，但也的確有一些弊病，大致說來有以下幾點：

<!--[if !supportLists]-->1. <!--[endif]-->羅斯福上台後針對自由放任政策造成的亂象，大力加強了監督和管制；在戰爭期間，監督和管制就更嚴厲。這些監督和管制大多是合理、必要的，但也有一些過分的成分。例如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嚴格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這本來是很英明的；但該法案也嚴格規定活期存款無利息、定期存款利息不得超過2.5%，並且一些銀行業務不得跨州經營，這就有些過份了。

<!--[if !supportLists]-->2. <!--[endif]-->二戰後自英國工黨開始，歐美各國都普遍推行社會福利政策，這本來是好事情，但也存在有過高、過濫的情況。到70、80年代，一對帶兩個以上孩子的夫婦，如果領取失業金的話，一般都會高於低工資收入。一些國家的社會黨上台後花錢大手大腳，又不注意發展經濟，往往被指責為“只會花錢，不會賺錢”。

<!--[if !supportLists]-->3. <!--[endif]-->連包括左派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加爾布雷思在內的人都指出，當時有工資攀比、上漲過快的現象。

    4. 凱恩斯本人雖然主張國家在必要時干預經濟，但並不主張國有經濟。所以在歐洲，凱恩斯主義其實是屬於比較偏右的經濟學思想，但卻是美國私人大資本所能容忍的極限。“美國學派”也基本不提國有經濟。美國直到薩繆爾森晚年和更新一代的凱恩斯主義者如斯蒂格利茲等人，才明確肯定某些領域國有經濟的必要性。

    既然不講國有經濟，那對外戰爭和建設福利社會的開支就只有提高稅收和增加國債。在60、70年代，美國年收入10萬元以上部分稅率是70%，5萬元以上部分是60%，3.3萬元以上部分是55%，2萬元以上部分是48%，1萬元以上部分是32%，起始稅級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是500美元，稅率15%，70年代後期起始稅級1600美元，稅率14%。這種高稅收自然有縮小貧富差距的一面，但對中低收入階層來說負擔也較重；而且又有政府大手大腳、某些福利過高的現象，很容易引起人們不滿。

因此當右翼政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三大政策時，在一定程度上是切中時弊的，也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擁護。但如現在一些人所講：“過錯過錯，過了就是錯”，後來右翼政府向右走的太遠，貧富差距、混亂、投機又趨嚴重，這樣出現08年金融危機也是必然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