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一个时期，混合所有制成为了国企改革的最热话题，但自始就有不同声音，在试点中也有不同反映。看来这些不同声音和反映被高层听进去了，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混合所有制的提法由过去的“积极发展”修正为“有序实施”。

其实，就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来说，混合所有制也许还不如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形式更多样，可以整体或部分上市，也可以同其它国有企业参股，企业可以有更多选择；而混合所有制只限于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和外资“联姻”，这并不见得适合所有企业。

一些国企老总欢迎混合所有制，因为改制后企业可以有更多自主权。但现在国企改革思路中已明确提出要破除行政化管理各种体制机制弊端，这就是说，不一定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或股份制方式，企业同样可以获得更多自主权。

支持混合所有制的人提出这样可以把国企管理方式与私企管理方式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但正如开家用小车的技术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开长途大巴，私人企业家族式管理方式、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理念也不一定适用于大型国企，特别是公益类、功能类国企。不少私人企业家也不愿意与国企混合，因为混合后自己说了不算。但把国企完全交给私人，特别是大型国企，私人企业家固有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加上“隔行如隔山”，能把企业搞好、能对国家和公众更有利吗？

当然，不少私人资本和外资愿意出资参与一些国企混改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收益稳定丰厚。但随之产生的疑问是：既然是稳定丰厚的收益，为什么不留给国家和全民共享，而要送给私人和外资（公共基金除外）呢？有些人指出：当初撒切尔夫人搞国企私有化，是把股份一小份一小份地出售给公众；其他不少国家搞的国企私有化，也是把国企变为公众公司，类似于我们的整体或部分公开上市；有些国家还规定一家私人购买股份不能超过一定比例（比如5%）。相比起向私人和外资输送利益来，这种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方式也许要更考虑多数人利益、更社会主义一点。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混合所有制是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为最终消灭国企而想出的坏主意。例如有些人就公开讲：“国有大型或特大型的企业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来实行走一步看一步的线性民营化”、“为了平稳我们要发展混合所有制，通过国有股的比例的不断的降低，走一步看一步，间接的民营化。”所幸中央及时指出：“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混没了”、“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随后有关部门也相应提出“一企一策”、“增量发展”等原则，才避免了又一次瓜分国企的盛宴。

当然，对有些竞争性国企或竞争性业务来讲，与私企或外资“联姻”也可以是个可行的选择。但我们有必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有多种选择；或者也可选取一些国企做更多形式试点，以资比较。在这方面，我们恐怕也应当“有权不可任性”，避免强制推行某一种改革形式。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一个历史插曲是：当初英国撒切尔夫人搞国企私有化改革时，一些工党议员和一些左翼经济学家也认为国企需要改革，但提出了只市场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被当时政治上具优势的撒切尔首相和保守党否决了。一二十年后，撒切尔夫人私有化的弊病逐渐显示出来，人们自然会想起那时只市场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这种只市场化而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实践，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是否有启示作用呢？

（3）在对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方面，今年的调子比去年有所降低。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方面讲得相当明确、具体：“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只简单地提了一句：“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这反映出中央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态度的坚定明确，也反映出包括舆情舆论在内各方面认识和态度的转变。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对“国企垄断”的攻击和算计已经到了丧心病狂、无理取闹的程度，但他们从来不提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私人垄断，更从来不提美日等国绝对的私人垄断。显然，他们的攻击目标不在于“垄断”，而在于“国企”，其目的无非是要用私人垄断和外资垄断取代国企垄断而已。

现代对“垄断”利弊的理解，已远远超出19世纪末制定《反垄断法》那个时代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某些行业中，只有形成垄断性大企业才能运作、才有效益。所以人们对反垄断的认识，也逐渐从反垄断地位演变为反垄断行为。如有些人所作的比喻：在足球场上，球员处于越位位置并不犯规；而如果利用越位位置实施进攻，就会判罚。当年微软之所以能打赢反垄断官司而不被拆分，主要理由也是“虽然具有垄断地位但没有垄断行为”。此后这一案例就成为相关司法判决的典型案例。前些天我国发改委有关部门判处高通公司违反《反垄断法》，针对的也不是其芯片占90%以上市场份额的垄断地位，而是其三项垄断行为（此处不详述）。这一判处在国际上也是经得起检验的，高通公司虽然不情愿，也只能认罚。

在必然形成垄断性大企业的行业中，是国企垄断对国家公众有利还是私人垄断对国家公众有利，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被这些人吵糊涂了。

去年年底，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指出：“2014年1—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纳税率为8.53元，私人企业纳税率为3.02元，外资企业纳税率为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国企占有垄断利润，应当多交。但我们不妨做一个横向比较：

据2011年数据，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资产为3490亿美元，中石油资产为3478亿美元，基本相当。埃克森美孚该年总营业额为4864.29亿美元，交付税息321.96亿美元，占总营业额比例为6.6%；中石油该年总营业额为20038.43亿元人民币，交税费4015亿元人民币，占总营业额比例为20.04%！（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石化董事长傅玉成讲2013年他们上缴税费3200多亿，每天交8亿元，国际同行都不相信。2013年中石化总营业额为28803亿元人民币，上缴税费率为总营业额11.11%。）

当然，在资产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中石油营业额（按6:1折合成美元）比埃克森美孚要少三成，但所缴税费（按6:1折合成美元）为埃克森美孚的两倍。

而且埃克森美孚的雇员只有8万多人，而中石油为55万多人，这自然可以说是人浮于事，但多解决多少就业率？该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净利润为410.6亿美元，中石油在这种税费高、人员多的情况下，净利润为1330亿元人民币，约折合200多亿美元，还能为埃克森美孚的一半左右，效益低吗？

从上述数字可以计算出，埃克森美孚的税息率为税前利润的43.95%，中石油的税费率为税前利润的75.1%。（可见美欧等国都曾把最高税率定为70%以上，也是有理由和根据的。但私人大资本总是会操纵政治和舆论把税率降低，要么就携资外流。只有国有企业才能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交高额税费。）

有人还说，中国油企效益好是因为抬高了国内汽油价格。但事实是：在国际油价处于高点的2013年，美国汽油价折合人民币6元左右一升，只比我国7元左右一升低不到10%。美国油价较便宜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石油自给率为60%以上，而我国为40%左右；另一个原因人们很少提到，那就是美国禁止石油出口，也就是说，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政府行为保持了美国的低油价。相比之下，我国油价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有些人无知无畏地讲：“像中石油、中石化，我不知道它哪些方面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但斯蒂格利茨在为《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写的《序言》中清楚指出：“私有化对政府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如果这“三桶油”真的私有化了，上缴国家税费会少一半，上百万失业大军会抛向社会，油价会“与国际接轨”；利润肯定是上去了，但只进入若干私人口袋，与国家、公众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如李荣融所讲：“如果没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个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

我们必须弄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国有导致了垄断，而是某些行业的垄断性质决定了其应当国有。稳定丰厚的垄断利润理应为国家所有、全民共享，而不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社会需要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以繁荣、丰富市场，但“私人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维护、补充、加强国家。”私人资本在生产的广度、深度、高度上都有广阔天地，但不能被挑唆对国企盈利眼红眼热，不能从国家身上挖肉而自肥。

我们也许有必要回顾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经济的政策：“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在必要和可能和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这一《共同纲领》在当时为全国各阶层绝大多数人所拥护，但在随后的年月里，一些领导人为极左原教旨主义所困，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国家被改造为前苏联式扭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又把西方经济学中最坏的部分引进中国作为普世价值，致力于消灭公有制、取消政府干预和主导，搞空想资本主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共同纲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其实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很可能是引领21世纪世界新潮流的经济思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