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多家媒体转载了源自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报道《民调：支持资本主义，中国67%美国59%》，文中说这是民意调查公司GlobeScan针对全球25个国家1.2万人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是不是世界经济最理想的模式”的问卷调查结果。
为什么中国支持资本主义的人比美国还多？原因很可能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非资本主义”意味着马克思原教旨主义那种“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政治上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或是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斯大林体制，相比之下，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要更有吸引力；而在美国人心目中，“非资本主义”则更意味着欧洲那种强调公平正义、适度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之下，比美国较重的自由资本主义有其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社会上层，但却终身为下层劳工大众利益而奋斗，使国际工人运动有了最早的理论家之一和领导人之一，这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分析批判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准确、深刻的。但诊病正确不一定开的药方就正确。
马恩之所以开出“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政治上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药方，我们现在可以从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找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看，《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948年，即使在当时最发达的英国，也还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工业科技发展还远未展开，工业资产阶级才刚获得选举权不久，工人还在为10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从个人因素来看，马恩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还都不到三十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大多是三十岁以前做出来的，而社会科学家三十来岁之前写的东西基本都不必太当真，成熟的社会科学作品一般产生于四五十岁以后。流传很广但出处不详的一句名言讲“三十岁之前不信马克思主义无心，三十岁之后还信马克思主义无脑”，这反映出青春叛逆期与身心逐渐成熟后认识想法的不同。（当然，也有不少人青年时代也没有叛逆倾向；还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文人，终生也没走出叛逆期。）
到马恩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个人的成熟，他们的观念逐渐有所改变：股份制大企业的出现使他们有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普选制的完善使他们感到有“和平过渡”的可能。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第二国际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思想其实很多都可以在马恩晚年的著作言论中找到来源。人们都知道，马克思晚年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去世前不久也明确讲：“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指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所以马恩本人倒不能说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当然马恩晚年修正自己早期观念的思想言论还不十分成系统，还同他们的早期观念相混杂。如果他们再多活些年，相信他们新的思想观念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观念的不断开放，国内对伯恩斯坦的正面评价也零星可见。伯恩斯坦无疑是第二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和后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发展了马恩晚年的“和平长入”、“民主过渡”等思想，而且进一步扬弃了马恩早期的一些基本观念：认为绝对的公有制将会造成劳工劳动积极性不足，生产过程官僚主义化，从而有产生新剥削阶级的可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认为只突出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有可能会违反人道主义，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权利，制造新的不平等，进而连工人自己的权利也将得不到保障。尽管研究者普遍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水平和功力无法同马恩相比，但他的这些思想理论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法国式社会主义等思想交织融合，发展为今天拥有160多个成员党和组织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其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有些政党虽然不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但和社会党国际的观念主张颇为相近，例如美国的民主党。
恩格斯参与、推动了第二国际的建立。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的内部分歧逐渐加大，主要有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和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一战爆发后，修正主义派大多支持本国政府，第二国际名存实亡；列宁等人坚持反战，十月革命后另组第三国际。
直到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列宁一直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坚定信奉者，例如他在1908年所写的《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中就讲：“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间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但在实践中列宁显示出了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家素质，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他反省道：“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 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因而于1921年三月颁布实施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发展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等等。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了一战前（1913年）水平。
最初，包括列宁在内都把新经济政策视为“退一步进两步”的权宜之计。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他在1923年《论合作社》中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意味着，列宁已经反思并开始抛弃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了。
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大学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章，题目是列宁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列宁的原文是：“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列宁这段话最初是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一文中所讲，后来，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和《论粮食税》(l921年4月)两篇文章中，列宁又都摘录了上面这段论述，可见这是列宁经过反复考虑、一再确认的思想。这反映出，这时列宁已经完全接受了那种并不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而只把具垄断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了。我这篇文章刊登在《读书》1980年第一期（署名熊洪），第六期就有一篇批判我的文章，题目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不能混淆》，这反映出一些人马克思原教旨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
但列宁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制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他优于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之处在于：直到二战后很长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总是给人以只重视二次分配而忽视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效率的印象，而且过高的税收和福利所起的也不全是正面作用。这些偏差直到90年代以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和英国工党的布莱尔首相为代表提出“第三条道路”才有所扭转。而列宁自新经济政策之始就致力于如何在一个落后凋敝的国家以“有利于全体人民”为原则发展经济生产。如果列宁再多活些年的话，很可能形成一个令人心悦诚服、富于感召力的社会模式，说不定不会有三十年代大萧条、二次大战了。
列宁1924年去世后，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先后主张终止新经济，托洛斯基最先提出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工业化”政策。这时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张继续新经济政策，得到党内多数人拥护。但到1927年秋，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认为原因是错误政策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主张提高粮食价格，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在捣乱。由于布哈林等人是理论家、宣传家类型的人，缺乏实际行政管理能力，因此斯大林总是能够贯彻自己的想法，这时他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完全采纳了托洛斯基的农业集体化和“超工业化”政策。但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破坏，党内反斯大林情绪逐渐高涨。斯大林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大清洗”，破坏了原本还一直不错的党内民主制度，形成了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
斯大林虽然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但终究还有务实的一面，没有完全依从党内很强烈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消除商品经济、取消价格和价值规律、把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和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之间作了折衷：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还需要交换，因此还需要保留一定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等等。在很长时期里，包括我国在内都把这种斯大林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正统模式。但历史地看，如果扬弃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不被放弃而延续发展，那才是各方面要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
有些人会质问：你为什么说扬弃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社会主义？既然它们不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为什么它们不是资本主义呢？理由至少有两点：第一，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是从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有利于少数有权有钱人出发考虑问题。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把普通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主张大型国家垄断资本收归国有，都反对私人大资本操纵国计民生。
如果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改进型俄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新民主主义就可以说是改进型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更正确些说，是改进型中国共产党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可以说是改进型中国国民党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很多人都知道，1905年，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提出接纳他的兴中会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但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认为当时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予批准。孙中山、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及很多国民党人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消灭私有制理论，但真心信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很多研究者都将国民党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如果说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许是：新民主主义更倾向于劳工阶层一些，而三民主义比较倾向于有产者一些。
不少人都曾设问：如果建国后一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会是什么样？其实看看50—80年代的台湾就可以知道大概了：50年代初，台湾公有经济曾达经济总量的70%左右，后降到30%几。宋楚瑜回忆蒋经国时代的经济建设时讲：“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也就是说，16年间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限缩于8%。如果大陆建国后一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话，那经济发展程度与台湾至少差不多，国有经济比例会更高一些，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主导会更强一些，贫富差距应该会更小一些。
前两年，国内曾有过对新民主主义的热议。研究者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最初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在延安合作撰写的一个小册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并论述的。文中虽然也讲“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主要是强调“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而且明确讲：“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引用了孙中山在那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的言论：在政治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在经济上“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毛泽东等人在1939年提出的这种在政治上联合合作、经济上混合经济、并与三民主义基本一致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可以说是原版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毛在此后多次做过有关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阐释，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越来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继续坚持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是刘少奇等人。他们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有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农业上主张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反对急于集体化，等等。当然，刘少奇等人也未能完全摆脱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困扰，仍然相信最终还是要向“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政治上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过渡，但反对过早实行。而毛泽东等人则为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所惑，自1953年起猛烈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明确放弃新民主主义，加速向马克思式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体制过渡，在经济上政治上一误再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文革后，自邓小平起的历代领导人其实都实质性地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经济上在政府主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治上协商合作法制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并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完善。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基本内容和实质而言，无非是新民主主义的当代版。
这种由毛泽东等人于1939年最初提出的、建国后由刘少奇等人坚持发展的、文革后历代领导人实质性继承发扬的原版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左面与马克思原教旨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体制相区别：经济上不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而只把具垄断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政治上不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而是强调协商合作法制民主；在右面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相区别：关注全体人民利益而不只是少数有权有钱者的利益，在公众监督下由国家而不是由私人大资本掌控国计民生；国际上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经济思想和“第三条道路”思想等同声相应，国内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同气相求，历史上与我国三代─《周礼》─《管子》的政经思想一脉相承。左比右比前比后比，原版的新民主主义其实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