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补阙”一语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唐代自武则天时起设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的官职，属于谏官。大诗人杜甫就担任过左拾遗，所以后人有时称杜甫为“杜拾遗”。

我们中国谏官的传统非常久远，多部古籍中都载有尧舜时代设立“谏鼓”、“谤木”的传闻。“谏鼓”就是在宫廷外设立一面鼓，百姓有意见可以击鼓进谏，后世的“登闻鼓”据认为就是由此而来。“诽谤”原本不是个坏词，《说文》中有：“放言曰谤，微言曰诽”，就是说：公开指责叫做谤，私下议论叫做诽。后来这个词才演变为“以不实之词毁人”的含义。古代的“诽谤之木”就是在宫廷或交通要道设立木柱或木牌，百姓可以在其下用语言表达不满或用文字书写不满，现在天安门前的华表据认为就是古代“谤木”的演化。这些有关“谏鼓”、“谤木”传闻很可能都是真实的，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有部落民主制时期和社会风气。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谏官”的职位，被赋予不同名称，这是我国政治传统的一个优点。大致说来，唐代以前，谏官的职责主要是纠察皇上，纠察百官由御史负责；宋代以后，谏官与御史的职责逐渐合一，主要职责也越来越集中于纠察百官，对皇上则是越来越客气，尤其是清代。到现代社会，则是在更高的社会基础上恢复了部落民主制时期的民主社会风气。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做谏官，人人都可以拾遗补阙。笔者不才，准备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拾一些遗、补一些阙，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总的来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平实的，没有极左教条的陈词滥调，很多部分也是切实可行的，也不乏一些新意和亮点。但既然是拾遗补缺，那就要专门找不足、挑毛病。个人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主要不足和毛病是显示出一些有可能导致偏差、甚至危害的市场自由主义倾向，大致有如下几点。

（1）自亚当•斯密起，人们常把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比喻为人体自我修复能力。这个比喻很贴切，但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清楚：无论是人体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市场自我调节能力都是有限度的。

医生给病人治病要以人体自我修复能力为基础、顺应人体自我修复能力，但如果遇到骨折、肺结核、心肌梗死病人，医生既不给开药也不做手术，只是对病人说：“回家吃好睡好，相信人体自我修复能力。任何药物和手术都会破坏人体自我修复能力。”那这个医生不是外行就是骗子。

政府管理经济要以市场规律为基础、顺应市场规律，但如果遇到市场失衡、萎缩、危机，仍然主张政府不作为，反而振振有词地讲：“任何政府干预都会破坏市场自我调节能力。”那这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忽悠，就是一种大愚若智，用英语来讲就是“as stupid as an owl”,意思是：蠢得像猫头鹰一样；看上去好像有学问智慧，其实苯透了。

国内外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带给国人的认识误区之一，就是以为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自由主义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实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有四个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时期：1860年代以前以“美国学派”为主导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期”，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大政府”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时期，这四个时期都是政府强势、能约束私人大资本的时期。而美国历史上有三个市场自由主义居主导地位时期：19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镀金时期”和两次经济大危机前时期，这三个时期都造成了混乱、腐败、贫富差距恶化和经济灾难。不仅美国，从世界范围看也无不如此，远的不讲，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南美和八十年代的前苏东，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市场自由主义的理论结构很完整、逻辑也很严密，但它的两个基本前提都是夸大而偏离实际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市场能自行解决一切问题，上面已经述及；另一个基本前提是私人经济活动能自利利他，这也是夸大而偏离实际的。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私人经济活动可以自利利他，但超出了一定条件和范围就不是这样。

演员有表演天赋、表演激情是好事情，但如果耍大牌、导演管不了调不动，就会把整个剧组搞垮。军人有军事才能是好事情，但如果政府管不了调不动，就会成为祸国殃民的藩镇、军阀。企业家有经营管理才能是好事情，但要如德国历史学派前驱李斯特所讲：“私人的直接利益并不导致社会的最高利益”、“私人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维护、补充、加强国家。”私人大资本在政府能够管控约束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国家企业；但如果政府管控不了、反而为其所操纵，就会成为危害国家和全民利益的寡头、财阀，两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苏联经济崩盘等都是这样造成的。所以我国古代《管子》中的一个表述非常经典：“务本饬末则富”，意思是：致力于农业、监管整顿工商业，国家才能富。

当然，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能够兴起，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前苏联扭曲的经济、政治体制损害了社会主义理念和形象，西方左翼政党也有一些过于刻板、过度福利的倾向，新自由主义理念对这些弊病和偏差有一定的矫枉作用，但后来发展得过分了。市场自由主义能在我国为很多人所接受、流传，也在于它对我国根深蒂固的极左僵化原教旨主义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如一些人所讲：“当初向左有多远，现在向右也有多远。”但用来攻毒的毒也是有毒性的，需要控制，不能过度。

我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了，用句套话来说就是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在这些问题中既有旧体制遗留的旧弊端，也有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某些方面过度开放造成的新弊端。在旧体制遗留的旧弊端中，如众人所诟病的“审批万里图”、政府对企业仍存在行政化管理等，都障碍着经济发展。针对这些旧弊端讲“简政放权”，无疑是对症的药物、是得人心的，但“简政放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前些天曾热议柴静的《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聚焦于雾霾这一人们关注的话题，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她却轻率、牵强地以彻底市场化、私有化为解决方案，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反感和质疑。我注意到就连一些倾向于市场自由主义的人也认为解决环境污染要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对实际情况有了解和体验的人都清楚：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比我们要森严、有效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只能说还是发展中国家。拿美国来说，他们的环保部门、税收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部门等，人数都要比我们多、权力都要比我们大。在这些方面，恐怕就不能讲“简政放权”，而是相反。

的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放管结合”。但在如何进一步“放”上着墨较多，而在如何加强“管”上，除指出“要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外，其它方面则基本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差。

更何况，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监管。19世纪美国和德国能后来居上，超过英国，都是因为政府保护、扶植起了一批大企业。二战后英国和法国为了改变“碎片化”私人经济的落后状态，都用国有化方式整合起了一批骨干企业，才进入各自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时期之一。日本、韩国都是政府在主要行业中选取二三家企业进行重点扶植，才跻身发达国家。上世纪末，美国是用政府科学基金资助、政府采购等方式大力扶持计算机、互联网企业，才引发了信息革命，也使美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中国深为各地方政府各自发展同质竞争企业、设置贸易堡垒所苦恼，不少人讲只有进一步市场化才能解决；但能制约地方政府的只有中央政府，当初美国就是加强联邦政府权力、限制剥夺各州一些权力才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

也就是说，政府要管理好经济，决不仅仅是不滥用权力这样简单。前些时西方左翼经济学领军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曾讲：“事实上，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政府管的过少。换句话说，虽然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应该它做的事没有做。”在某些方面，政府权力的确要做减法，乃至归零；但在某些方面则需要做加法，乃至乘法。希望今后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能有更全面、完整的表述，以免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误导。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