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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一发现顿时让我倒抽一口气，大脑在一瞬间轰地一声几乎失去知觉，手脚一阵发凉,好像是“分开八面顶阳骨，倾下半桶雪水来”。全部证件，所有的钱，所有的资料，大部分最必要的用品......都没有了。只留下手提箱内的防寒用品，而这些东西现在并不怎么有用。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下一步怎么办？根本没有时间细想。我马上警告自己：大难临头时，要高度冷静！最要紧的是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目光往几十米以内的各个方向一扫，没有可疑的车和人，也没有任何可疑线索。这就是说，我的背包此刻已不在附近区域，如是被盗，那么盗贼得手已有一小段时间，即使是开车，也已有十秒以上。但我印象中这段时间并没有汽车从我身后驶过或停下的声音。如果盗贼是骑车或步行，则在我看地图的这短短一二十秒的时间内，绝不会逃出目前的视线范围。至于其他的可能性，来不及仔细分析了。应该马上报告附近的警察，请求他们的帮助。
我当即拉着手提箱往回走，进入左侧的一家商店内，向店员说，我丢失了一个背包，想报告警察，需要到最近的警察局去。他们给我说了该怎么怎么走，到哪里转弯，警察局的房子什么样......我请他们替我照看手提箱，说完回头就跑，不想“咚”的一声，眼冒金花，原来是慌不择路，一头撞在了玻璃幕墙上。走了几十米后，想了想，怕过一阵又多添了麻烦，便回去取了手提箱，按路人的指引朝警察局急奔而去。
经过十几分钟的急行军，到了警察局。在会客室里，我气喘嘘嘘地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一个警察报告了我的简况和当前处境。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对于我表达不清的或漏掉的事实，他都再提出问题，并详细做了记录。足足对话了二十来分钟，他才收起记录本准备回他的办公室去。他刚一回身，我突然又想起一件大事，叫住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请你通知美国银行在荷兰的分行，将我的信用卡账户马上冻结。我从手提箱内搜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些最重要的数据。他记下卡号后离去了。
我一个人留在会客室里，一面梳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一面苦思着可能的后果和结局。除了几件寒衣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想起在美国大小街头和草地上的流浪汉--他们比我的东西还多，至少我没有一辆手推车。难道我也要在荷兰，在欧洲流浪？乞讨？怎么回去？想到此时此刻，说不定盗贼正拿着我的信用卡在疯狂刷卡购物，我心急如焚，一分钟就像一个星期那么长，巴望着警察们马上采取措施，替我找回失物。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没人把我的燃眉之急的大事放在心上。
终于，那个警察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黑头发黑眼珠，面孔有几分像中国人，但也穿着警察制服的约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他们坐下来后，前面的警察递给我一式两份打印的材料，说这是我的报案记录，让我看看并签字。材料是用荷兰文打印的，共有五页，而我放在衣袋里的老花眼镜和背包里的备用眼镜皆已不在，看起小字符来模糊不清，只认得出我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其他的一片茫然。无奈之下只好签下姓名和日期。他接着用英语告诉我说，要好好保存这份记录，它具有法律意义，在无身份证件购机票，及重新申请护照签证时有用。办完这一切之后，他给我介绍另一位警察，让我跟他谈一谈（非常遗憾的是，事后我怎么也回忆不起这两位警察和其他许多好心人的名字）。那第二个警察用较慢的语速，及发音不太准确的普通话告诉我，他的父亲来自山东，母亲是荷兰人，他是在荷兰出生的，可以说国语，但不能读和写。他认识一些住在这里的中国朋友，他们可以帮助我。
三人出得门来，上了警车。车子七拐八拐，开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一座像是办公楼的房子前。下车进入厅内，让我在那儿等着，他们上楼去了。又过了几分钟，他们下来了，没有说什么，又带我上了车（大概那些朋友不想帮助了）。这次来到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进入一间办公楼的门内，与前台的人说了几句，便领我上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他们告诉我说，这里是旅游者帮助中心，到阿姆斯特丹来旅游的人，遇到困难，都可以得到这个中心的帮助。两个警察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介绍了我的情况并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开始讨论如何帮助我的具体细节。他们之间用荷兰语进行的谈话内容我听不懂（即使是说英语，讲得快了我也糊涂）。临走前，那位华裔警察还告诉我，如果急需用钱，可以通过West Union汇款，这种机构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办事处，汇款在12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至于跟家里的联系，可以使用帮助中心的电话，并通过电话传递取款的密码。最后警察们祝我好运，我便连连道谢，与他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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