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十一 G女
刚进大学不久，就听同学传说，同班的女同学G，其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由于报到后手续繁多，编班，安排住宿，进行入学教育，然后是专业介绍，填志愿，分配专业，重新编班和分宿舍房号，随即上课，所以直到正式开课以后，经历小班上课，政治学习，分组讨论，才慢慢了解她的家庭背景。那时候，不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会，向组织交心的汇报会，还是学习这样文件那样材料的心得交流会，要求人人都得发言，还要作记录。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一发言都要结合自己家庭的情况，将父母或祖先的罪恶批判一通，再表示要坚决与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或 反动家庭，站到人民的一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我不想骂自己的祖先，所以开会总是不做声，能拖则拖，直到最后被点名要发言时才敷衍几句。而G则不同，其处境使得她必须主动而且坚决地与组织靠拢。
她的父亲曾留学英国，毕业于剑桥。四十年代后期曾任过台湾某市的卫戌司令，有将军军衔（不知是少将还是中将）。大陆易帜后来到本院，任我系教授，五七年被划为右派。G在前一年已考过一次大学，没有录取。这次再考，又没有录取。（文革开始后有人披露说她的母亲到学校党委书记家去，痛哭流涕，请求给女儿一个机会，书记考虑以后批准了，她终于能圆大学梦）她报到入学比大家晚了一个星期。以高考成绩，据团支书说，她上清华都够了。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她只好按上面的指示去做，“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在各种大会小会上主动发言或被安排发言，批判其父亲的反动思想，及对她的影响，深挖根源，并一再强调要走革命道路，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班，年级，甚至全系全院都将她作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思想改造得好的典型，不断鼓励她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团。
G的学习成绩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 ，与其父一样，身材高大结实，一些男同学背地里都叫她“G大个”，议论说，她打早餐时餐眷上的定量还不够，需要用机动粮眷补充方可填饱。一年级时她在体育运动方面就展现了其潜力，随即被抽调到院文体大队集中训练。经刻苦练习，在二十几所学校参加的市大专院校运动会上，她 获得女子跳远第一名（那时还没有金牌一说）。在全系的革命文艺汇演上，本年级献演的大合唱中，G作为朗诵者，也有上佳表现。
直到三年级下期文革开始时，G仍没能入团。随着群众运动高潮迭起，她的家庭一再受到冲击，那个老“运动员”不停地被揪斗,抄家的来了一拨又一拨。幸运的是，在运动的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G虽然回班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比较低调，班上也没有把她作为黑五类子弟揪出来批斗，而同年级其他班就有好几个地主或右派的后人遭了难。只是，她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发言或出头露面。再后来，造反派大胜，保守派反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学生们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社会上。那段时间，市内发生了许多震惊全国的大事，红五类在轰轰烈烈干革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看热闹，G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到六七年的深秋时节，文革的主要目标（倒刘）已经基本达到，老毛要学生“复课闹革命”了。我们班全体同学，也包括G在内，拉上几个基础课及专业课老师，带上书籍铺盖图板图桌，用一辆大卡车拉到某工厂，开始教学改革。每天与工人同劳动，有时上一点课，或与技术人员讨论一些工艺或设计方面的问题。这时就有班干部透露风声说，这一年来，由G密谋主使，让她的妹妹（一个高中生）找了一个女同学M某，经仔细策划，伪造了革委会的介绍信，到山东等地调查收集材料，要为其右派父亲翻案，要找人证明其父是周总理统战过来的。班上正在查这件事，查清后要开批判会，狠狠打击G的嚣张气焰。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饭后不久，通知全班开会。到达车间楼上的会议室坐定后，主持人宣布：今天开一个批判会，批判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父亲翻案的Gxx。随即叫G站起到台上，面对全班，有人取出一块约一人半宽，估计约有两三公斤重的木牌，上面已糊好一张白纸，写着其罪名与姓名，用一根电线挂在她脖子上。批判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人就指出G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为右派分子父亲翻案，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问她，是事实吗？被黑牌压得稍微有点弯腰低头的G坚决地摇了摇头予以否认。这时台下有人领呼：Gxx不老实！接着，发言者列举了G的一些具体翻案行为，G仍然一再否认。同学们群起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主持人拉开门，一位女生陪同M某步入会场。主持人问：你看看，这是谁？G抬起头看了一眼，一脸糊涂地问道：请问这是谁呀？一下子会场像炸了锅，群情激愤，纷纷嚷道：是你叫她去的你还装什么？主持会议的班领导小组（这时未用班委会这个名称了）的主要成员之一，来自某省会城市，平时十分温文尔雅富于君子风度的大汉（即上文提到的婉拒者）怒不可遏，挥臂一拳打在G的头部，G跌坐于地，项上挂的木牌砰地一声砸在楼板上。至此，批判会已经开不下去，只好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此后我们在工厂继续搞了大半年，然后工宣队进校，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到六八年年底分配工作，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看到过G。我分配到了大三线的某省，一去十来年，没有想到还会有机会跟G见面。
七八年的秋天，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故地。这次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我们专业我们那一届五个班，有六人考回了母校。巧的是，本专业五个人来自不同的班，每班一人。第六位是G，她报考的是另一个偏于理论的专业。奇怪的是，只有二班考上了两个，这两人又是全年级最黑的黑五类，按文革前的阶级路线最不该录取的：一个国民党将军的翻案女儿，一个土改被杀地主的孝子贤孙。见到她，点点头，打个招呼，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我与她以前同班五年，只说过寥寥几句话。
五人之中，恰好有一个与G曾在同一个厂工作。从他那里得知，G很迟才分配到那个边远小县城，默默地干活，过了多年才结婚，其丈夫也是大学生，已育有一女。读研期间，G常将她的女儿带到女生宿舍，小女孩活泼天真，很受年轻女研究生们的喜爱。
再一次毕业后又是三十个寒暑，没有再见过G。今年回大陆时听同学说，G去了美国。这使我想起了小学时曾经背得烂熟的一段课文：“卢沟桥边炮声响了，祖国在血火中飘摇。万万千千的人像潮水一样奔向延安，寻求救国的道理.....”。将“卢沟桥”换成“xx门”，将“炮”代之以“枪”，奔向的地方就变了。以她的际遇，这大概是一个必然吧。
|
|
|
|
|
|
|
|
 |
文章评论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