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

“农业学大寨”运动初始时，领导机构的号召、新闻媒体的宣传，都是把大寨作为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当时各地农村的一些社队开展学大寨活动，也主要是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寨田”，确也有些地方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收到一定成效。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大寨本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而很快大寨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学大寨的运动也被弄成了一场“继续革命”的政治斗争。要正确了解、认识这个变化的实质，首先要从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毛泽东发展农业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消灭小农私有制，实行集体化。1953年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继而于1958年兴办人民公社。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偏误就是忽视生产力发展。按照这样的思想认识，似乎只要改变了所有制，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1956年中共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按这种估计，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估计，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8年，经济发展上要“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急切地要通过人民公社先向全民所有制，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为达此目标，轻率地发动所谓“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加上一个以“快”为中心的“总路线”，成为所谓“三面红旗”。高举“三面红旗”的结果，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全国各地农村都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心单位上来。

对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的原因及如何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在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作了自我批评。刘说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强调指导思想犯了“左”倾错误。对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承认工作上犯了错误，强调犯错的原因是没有经验。不承认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主张继续高举“三面红旗”。而这时全国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得到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子恢大讲安徽责任田的好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猫论”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对湖南的农民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搞人民公社是一种试验，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试验。陈云甚至主张让农民分田到户。

这就是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时的政治背景。起始时他的确赞扬过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精神，但在当时形势下，他在全国农村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绝不可能只是要树立一个“生产典型”，搞一场推广发展生产经验的运动。典型和运动都要体现他“继续革命”思想，适应他开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需要。“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思想理论的结晶。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这就决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必定要政治化。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主导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这场运动政治化在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在运动实践尤其是在昔阳县的狂热实践中，大寨红旗的旗手、后来的全国学大寨运动的主要推手陈永贵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一起，陈永贵就扯旗造反，先参与夺山西省委的权，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继而再带头夺昔阳县的权，出任县革委会主任，迅速完成由“生产能手”向“革命闯将”的转变。之后，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所谓“农民政治家”，领导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先在昔阳，后试图在全国农村掀起“继续革命”的狂潮。

陈永贵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在农村的“理想”有很深的领悟。他是靠创造了“大寨经验”受到毛泽东重视，靠“农业学大寨”运动而风云一时的。他知道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他的优势所在，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靠路径。同时，他更清楚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他知道在当时形势下，绝不可把大寨当成一个“生产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一定要搞成一场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他下力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篡改大寨的历史和基本经验。把大寨十年艰苦创业史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史。他善于把大寨的每项经验都与毛泽东的号召，与“继续革命”的理论挂上钩。毛泽东发什么号召，陈永贵都千方百计紧紧跟上，并编造出一个个故事，说大寨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取得了突出成绩。以大寨的实践证实毛泽东伟大英明正确。这样一来，他挟文化大革之势将“大寨经验”推向全国。他自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便“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同时，也把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纳入“左”的“继续革命”的轨道。

最突出的事例是1967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山西省农业大学现场会上。陈永贵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对大寨的历史进行全面歪曲。他把过去多年来大力支持、帮助、培养大寨成长的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及昔阳县委的领导干部多人“揪”到会场上“批斗”。陈永贵指着这些老领导说：“中国赫鲁晓夫和山西省、晋中地委、昔阳县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是大寨人民的死对头。”“大寨就是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中胜利前进，把红旗举得更高。”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另一项值得重视，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狂热地对“一大二公”“乌托邦”的追求。

“一大二公”的“乌托邦”不自“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非常钟爱“公社”这个“新事物”。说公社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到一起，构成未来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便于先向全民所有制，继而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并断定有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一系列过激的“左”的政策的实行，在全国刮起破坏力极大的“共产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行的调整中，人民公社不仅名称保存下来，而且仍然作为“三级所有”中的一级，“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改变。这说明有人还对公社依依不舍，“一大二公”的“理想”还难以抛弃。“文化大革命”爆发时，1966年8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有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建设“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思想。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追求的除了要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以造反、夺权，“天下大乱”的办法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派”之外，还规划着他心目中国家的未来蓝图。他向往、憧憬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这是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过程中失败了的“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在“文革”条件下的复活。

陈永贵本是农民，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片面的。他认为所有制越公越是社会主义，分配上越平均越是社会主义，生产组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刘少奇批评过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他与“一大二公”的空想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决心借“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毛泽东“一大二公”理想。昔阳县是他狂热追求“一大二公”的“试验田”。

陈永贵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的行动是坚决批判并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主要措施是：在全县范围内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取消家庭副业。就是要用这“一整套”办法，使资本主义在大寨、昔阳断根、绝种。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昔阳资本主义越批越“深入”，不断有新口号提出来，批什么“山沟里的资本主义”、“家庭里的资本主义”、“院子里的资本主义”、“房前屋后的资本主义”等等。有的公社只允许社员“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

在收了自留地，砍了家庭副业，关闭了集市贸易，胜利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有形的“资本主义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又开展起“思想领域”的斗争，要消灭人的“私”心，灭人的“私欲”，培养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

在1963年大洪灾之前，大寨还是原来旧村的时候，社员们各有住房，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猪圈和自留地，用陈永贵的话来说，各家都有一个“私字”大本营。大水之后建设的大寨新村是统一规划修建的，像一列列火车车厢排成数行，户户门连门，每家没有自己的院落，没有所谓的“房前屋后”，出了门便是公地，革“私”字的命可谓彻底。初次见到这种住房，我感到这不适合农家生活，以为是受山区地形的限制的无奈选择。可后来才知道这是陈永贵的精心设计。他要用这个办法彻底消灭社员的私心，培养一代一心为公的新型农民。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永贵为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一腔狂热，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势，先在大寨、昔阳，后在全国农村，实现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时期未能实现的“一大二公”的社会理想。昔阳是他的“试验田”，他要先行在太行山里，在大寨及昔阳县搞出一个真正体现“一大二公”，实现县级全民所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个人私有财产及私欲、人人为公、处处公平、没有差别，而且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当代“乌托邦”，实现毛泽东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