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斌

“農業學大寨”運動初始時，領導機構的號召、新聞媒體的宣傳，都是把大寨作為一個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當時各地農村的一些社隊開展學大寨活動，也主要是搞農田基本建設，建設“大寨田”，確也有些地方在這些方面做出成績，收到一定成效。

但是，情況很快發生變化。大寨本是一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而很快大寨就變成階級鬥爭的典型，學大寨的運動也被弄成了一場“繼續革命”的政治鬥爭。要正確了解、認識這個變化的實質，首先要從毛澤東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上找原因。毛澤東發展農業指導思想的核心是消滅小農私有制，實行集體化。1953年就開始了農業合作化，繼而於1958年興辦人民公社。這樣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偏誤就是忽視生產力發展。按照這樣的思想認識，似乎只要改變了所有制，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就建立起來了。

1956年中共八大就明確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按這種估計，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

但是，1957年10月9日，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推翻了八大的估計，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1958年，經濟發展上要“超英趕美”，在生產關係上追求“一大二公”，急切地要通過人民公社先向全民所有制，再向共產主義過渡。為達此目標，輕率地發動所謂“大躍進”，興辦人民公社，加上一個以“快”為中心的“總路線”，成為所謂“三面紅旗”。高舉“三面紅旗”的結果，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全國各地農村都出現了“餓、病、逃、荒、死”的現象。人民公社不得不進行調整，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心單位上來。

對出現這樣嚴重的局面的原因及如何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等重大問題的認識上，在中央領導層出現了分歧。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劉少奇都作了自我批評。劉說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強調指導思想犯了“左”傾錯誤。對是否還要繼續堅持“三面紅旗”持保留態度。毛澤東承認工作上犯了錯誤，強調犯錯的原因是沒有經驗。不承認指導思想上犯了“左”傾錯誤，主張繼續高舉“三面紅旗”。而這時全國有百分之三十的農村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而且得到多位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子恢大講安徽責任田的好處。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貓論”支持包產到戶。劉少奇對湖南的農民說，搞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經驗，搞人民公社是一種試驗，包產到戶也是一種試驗。陳雲甚至主張讓農民分田到戶。

這就是毛澤東樹立“大寨紅旗”時的政治背景。起始時他的確讚揚過大寨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精神，但在當時形勢下，他在全國農村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絕不可能只是要樹立一個“生產典型”，搞一場推廣發展生產經驗的運動。典型和運動都要體現他“繼續革命”思想，適應他開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鬥爭的需要。“繼續革命”理論是毛澤東晚年的主要思想理論的結晶。發動“文化大革命”和“農業學大寨”運動，都是在這一理論的具體實踐。這就決定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必定要政治化。

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主導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這是這場運動政治化在指導思想上的原因；在運動實踐尤其是在昔陽縣的狂熱實踐中，大寨紅旗的旗手、後來的全國學大寨運動的主要推手陳永貴則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一起，陳永貴就扯旗造反，先參與奪山西省委的權，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繼而再帶頭奪昔陽縣的權，出任縣革委會主任，迅速完成由“生產能手”向“革命闖將”的轉變。之後，進一步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成為所謂“農民政治家”，領導全國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他先在昔陽，後試圖在全國農村掀起“繼續革命”的狂潮。

陳永貴有很強的政治敏感，尤其是對毛澤東在農村的“理想”有很深的領悟。他是靠創造了“大寨經驗”受到毛澤東重視，靠“農業學大寨”運動而風雲一時的。他知道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他的優勢所在，是他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可靠路徑。同時，他更清楚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他知道在當時形勢下，絕不可把大寨當成一個“生產典型”；開展“農業學大寨”一定要搞成一場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為綱的“繼續革命”的政治運動。在這方面他下力氣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篡改大寨的歷史和基本經驗。把大寨十年艱苦創業史變成階級鬥爭為綱的鬥爭史。他善於把大寨的每項經驗都與毛澤東的號召，與“繼續革命”的理論掛上鈎。毛澤東發什麼號召，陳永貴都千方百計緊緊跟上，並編造出一個個故事，說大寨就是這樣做的，所以取得了突出成績。以大寨的實踐證實毛澤東偉大英明正確。這樣一來，他挾文化大革之勢將“大寨經驗”推向全國。他自己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也便“戰無不勝”，所向披靡。同時，也把大寨經驗、“農業學大寨”運動完全納入“左”的“繼續革命”的軌道。

最突出的事例是1967年9月，在昔陽召開的山西省農業大學現場會上。陳永貴一口氣講了6個小時，對大寨的歷史進行全面歪曲。他把過去多年來大力支持、幫助、培養大寨成長的山西省委、晉中地委及昔陽縣委的領導幹部多人“揪”到會場上“批鬥”。陳永貴指着這些老領導說：“中國赫魯曉夫和山西省、晉中地委、昔陽縣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是大寨人民的死對頭。”“大寨就是同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決鬥爭中勝利前進，把紅旗舉得更高。”

“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另一項值得重視，卻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是狂熱地對“一大二公”“烏托邦”的追求。

“一大二公”的“烏托邦”不自“農業學大寨”運動始，是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興辦人民公社時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非常鍾愛“公社”這個“新事物”。說公社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到一起，構成未來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它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便於先向全民所有制，繼而再向共產主義過渡。並斷定有了人民公社，“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一系列過激的“左”的政策的實行，在全國颳起破壞力極大的“共產風”，造成了嚴重後果。但在付出沉重代價後進行的調整中，人民公社不僅名稱保存下來，而且仍然作為“三級所有”中的一級，“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也沒有改變。這說明有人還對公社依依不捨，“一大二公”的“理想”還難以拋棄。“文化大革命”爆發時，1966年8月，公開發表了毛澤東有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建設“共產主義大學校”的思想。這說明，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所追求的除了要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以造反、奪權，“天下大亂”的辦法打倒“黨內最大走資派”之外，還規劃着他心目中國家的未來藍圖。他嚮往、憧憬着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限制和逐步消滅社會分工，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的社會。這是1958年“大躍進”、“公社化”過程中失敗了的“一大二公”烏托邦理想，在“文革”條件下的復活。

陳永貴本是農民，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膚淺、片面的。他認為所有制越公越是社會主義，分配上越平均越是社會主義，生產組越大越是社會主義。其實質就是劉少奇批評過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他與“一大二公”的空想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決心借“農業學大寨”運動，實現毛澤東“一大二公”理想。昔陽縣是他狂熱追求“一大二公”的“試驗田”。

陳永貴實現“一大二公”烏托邦理想的又一個方面的行動是堅決批判並要徹底消滅資本主義！主要措施是：在全縣範圍內徹底“割掉資本主義尾巴”，收自留地、關閉集市貿易、取消家庭副業。就是要用這“一整套”辦法，使資本主義在大寨、昔陽斷根、絕種。隨着“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深入開展，昔陽資本主義越批越“深入”，不斷有新口號提出來，批什麼“山溝里的資本主義”、“家庭里的資本主義”、“院子裡的資本主義”、“房前屋後的資本主義”等等。有的公社只允許社員“一戶一豬一樹”，“一人一雞一兔”。

在收了自留地，砍了家庭副業，關閉了集市貿易，勝利地攻占了一個又一個有形的“資本主義陣地”的同時，陳永貴在昔陽又開展起“思想領域”的鬥爭，要消滅人的“私”心，滅人的“私慾”，培養一心為公的共產主義新型農民。

在1963年大洪災之前，大寨還是原來舊村的時候，社員們各有住房，各家都有自己的廁所、豬圈和自留地，用陳永貴的話來說，各家都有一個“私字”大本營。大水之後建設的大寨新村是統一規劃修建的，像一列列火車車廂排成數行，戶戶門連門，每家沒有自己的院落，沒有所謂的“房前屋後”，出了門便是公地，革“私”字的命可謂徹底。初次見到這種住房，我感到這不適合農家生活，以為是受山區地形的限制的無奈選擇。可後來才知道這是陳永貴的精心設計。他要用這個辦法徹底消滅社員的私心，培養一代一心為公的新型農民。

從以上諸方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陳永貴為實現“一大二公”烏托邦理想，一腔狂熱，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借“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大勢，先在大寨、昔陽，後在全國農村，實現毛澤東1958年“大躍進”時期未能實現的“一大二公”的社會理想。昔陽是他的“試驗田”，他要先行在太行山里，在大寨及昔陽縣搞出一個真正體現“一大二公”，實現縣級全民所有，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個人私有財產及私慾、人人為公、處處公平、沒有差別，而且具有共產主義因素的當代“烏托邦”，實現毛澤東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