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詩云：“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距離一個政治事件太近，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陷入某些邊角料。

　　金台君還是覺得，談資呢固然是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對整個政治脈絡的觀察。

　　冬至夜那個熱騰騰的話題無需贅述。如果把2014年落馬的四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放在一起，可以發現，每個案子，意義均不一樣。

　　周永康一案，敲打官場，最大的一點，是山頭主義和幫派主義。無論是石油幫，還是周手下的秘書黨，最大的特點，就是攻守聯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在政治上，則完全以派系來定義“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而無視大局。

　　這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唐朝的牛李之爭，北宋的洛黨、蜀黨之爭，明朝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多少政治衰敗，源於黨爭之禍。山頭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爭在政黨政治下的變種。最大的危害，是損害黨內統一，這對於要求統一的政黨來說，等於是個“定時炸彈”，必須拆除。

　　徐才厚一案，敲打的是軍隊系統。黨、政、軍，是國家機器的三大系統。雖說，無論是周永康還是徐才厚，都是黨內“大老虎”。但相對而言，徐才厚主要屬於軍隊系統。軍隊系統，長期以來，有效的監管力量缺乏。軍隊的紀委，僅為正大軍級，而七大軍區級別均高於軍隊紀委。更別說四總部總長，兼任中委委員。而徐才厚身居軍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應的監管。據媒體報道，已經落馬的谷俊山，正是與徐才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才敢如此肆意斂財。

　　如此格局，軍隊反腐怎麼進行？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肆無忌憚，與監管缺失不無關係。不久前，軍隊審計署升格，直接向中央軍委報告，無疑是要破除這種現象，以中央軍委直管的制度設計，強化監督。

　　蘇榮一案，利劍所指向的是“一把手”和買官賣官。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觀，意義更明顯。白恩培所牽涉的，無論是張田欣，還是孔垂柱，或是沈培平，很大的一點，就是買官賣官。說白了，高級官員向封疆大吏賄賂、送禮，謀求晉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權，能夠掌控人事變動。這兩者的耦合，就引出了買官賣官這個歷史性難題。中央巡視組在多個省份的巡視意見，均把一把手監督和買官賣官擺放在一起，意義再明顯不過了。

　　蘇榮亦是如此。據報道，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礦產，不少江西省內高級領導以賄賂其妻的方式，變相賄賂蘇，以此獲得蘇信任和提拔機會。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江西萍鄉兩屆原市委書記陳安眾和陳衛民，均與蘇榮關係密切。

　　令計劃一案，所指向的不僅僅是山頭主義，更是指向家族腐敗。多數人注意到了令所牽涉的山頭主義和圈子主義，這個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顯現。此次，無非是再次警示。而更大的信號，則是指向家族腐敗。

　　一個政黨，要解決好的是精英的素質。精英的素質，決定了一個執政黨執政的水平，乃至執政的時間。素質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夠官至省部級，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幹，走上這個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問題。而所為德，既有政治倫理，也有私人倫理之分。政治倫理，用黨內語言來說，就是黨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對黨忠誠，是不是為官有位且有為等。私人倫理，這是整個官場最大的問題。

　　而私人倫理的涵養，離不開一個好的家庭。所謂修身，才能齊家，才能治國，才能平天下，這本就是傳統治道。這也是習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在於儒家很好地解決了私人倫理與政治倫理的對接，化家為國。中紀委在發布令的通報之前，有兩個鋪墊，一個是申維辰，一個是金道銘，均被“雙開”的理由中有一條，便是“通姦”。換言之，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私人道德就已經有虧了，還怎麼談做官之道？這是中紀委以這兩個作為令“落馬”鋪墊的原因。而反觀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敗，令政策、令完成、令計劃等相繼落馬，是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的一個反面。

　　所以說，破而後立，反腐，不僅是為了震懾，更是為了重塑政治生態。

　　一個名叫計劃的有變，但中央的計劃並沒有改變，這是這一屆執政集體的歷史使命。其意義就在於藉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倫理，讓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員，借國之重權斂財、弄權，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養政治生態的重要一環。這才是令案，對於整個官場，乃至執政黨，最大的信號。

　　周案出來之後，有人曾猜想，反腐何處是盡頭？無論是之前的徐案，還是之後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風建設一樣，沒有休止符。無論是身居廟堂的“大老虎”，還是人處江湖的各種“掮客”，該打的，絕不會鬆手，該查的，也絕不會輕易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