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来自邱永汉所著《中国人与日本人》。邱永汉是长期居住日本的台湾人，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及国民性都有体会和了解。在日本类似评论中国人与日本人区别的书籍很多，许多带有明显偏见，有价值的观点却少。邱永汉的不同。有他较独特的观点。原文是日文写的，章节多，篇幅也较大。我挑选其中章节翻成中文。翻译时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有所删节。

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较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人以利己主义（包含家族）为行动准则，而日本人以集团利益或者说公益为优先。

与中国人只有粗浅交往的日本人常会有一种印象，觉得中国人重情义，心胸宽广。可是一旦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就会得出不同的印象。去台湾，香港或者大陆看看，不能遵守约定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对钱斤斤计较，挣钱不择手段。明明是自己的过错也不认错道歉，经常还要强词夺理。总是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即使明摆着是自己的过失，也要想法委过给别人，自己却不做反省。有些日本人不禁会想：“由这样卑小性格的人群所组成的集团妄称什么大国国民呢”。

诚然，持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所以未必能说它是完全错误的，但如果说原本以为中国人是心胸宽广的大国国民是一种误解，所以在多少了解了中国人的真实性情之后就把他们贬的一钱不值的做法则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真实情形大概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如果长期在中国社会中生活并与中国人打交道，就会逐渐明白并理解中国人的处事原则，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抱有这样的处事方法。因为生意关系而与中国人频繁接触的日本人在头一两年里，常有接连不断的目瞪口呆之经历，因为他们眼前的中国人与他们之前想象中的中国人大相径庭，他们感觉之前的期待和信赖遭受背叛，禁不住就会对中国人口出恶语。

然而两年之后，他们就会习惯。最初对中国人所抱有的强烈的不信感就开始逐渐减少消失。说谎吹牛，不守时间，这些在中国人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就会变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会认为倘若非要中国人早来不可，可以特别强调希望对方守时。或者算好时间，将约定的时间适当向前调整。这样事情同样能够顺利进行，他们会想：“这里不是日本，没有必要事事都像日本人那样循规蹈矩，日本人的做事原则又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必须遵守的唯一原则。”

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里，提到“酱缸文化”，意思是说外来物一旦进入黏糊糊的酱缸之中，就会失去他们自身原有的面貌，被同化成黏糊糊的酱缸里的一部分。西洋文明也好，近代思想也好，或者日本的生产技术也好，一旦进入中国，受到具有五千年传统的“酱缸文化”的影响，就会失去原味，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元朝，清朝都是异民族侵入后建立起的王朝。在中原建立政府后，随时间的经过，都在中国人之中被同化了。因为是具有如此悠长的文化传统的地方，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只要进入中国的酱缸文化之中，就都会带上中国酱缸的味道。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你若想去掺沙子改造它，其结果是被染上它的特色被它所同化的可能性大得多。

那么是不是今后若要尝试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原则就不可能成功呢？中国人是不是永远甘心满足于维持专制的官僚政治，而与民主主义，法制，还有公益优先这些个东西无缘呢？

我觉得未必就是这样的，我是持乐观看法的。同样是中国人社会，先一步进入经济发展轨道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思想和行动原则都是由环境促成的。与中国人相比较，日本人虽然可以说是从以前就有较好的团队合作的意识和传统，但真正使日本人团队合作意识得到强化固定的是战后导入的法人优遇的税务制度。比起个人经营店铺，个人拥有财产，以公司名义经营税务上远为有利。如此一来，小店铺也变成了公司。公司赚到的钱作为资产大部分由公司积累。正是由于这样的体制得到确立，日本人才成功地使得以公司为单位的团队合作得到了强化。

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一旦被普遍化，日本人就开始把公司作为一种堡垒在其中经营他们的社会生活。金钱的流动，交际费的支付方法，文化活动的赞助等等都变得以公司为中心进行。大部分的公司职员都会效忠于公司，不与老板生死与共生活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可以说，是选择优先公益或者团队利益，还是彻底贯彻利己主义，是由社会制度所左右所决定的。至今为止，中国人以利己主义为行动准则，乃是因为他们处于那样的环境和社会制度之下，但却不能说今后永远都会这样。

实行共产主义四十年的中国人以利己主义为行动准则，而实行资本主义的日本反倒公益优先，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仔细想想，正是利己主义的结果导致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却也仍然无法改变中国人的利己主义。由于利己主义，自力更生都是为了在严峻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而产生的智慧或对策，只要环境没有改变，利己主义就不会改变。中国人头脑灵活，如果以个人相比，恐怕中国人的智能指数高于日本人。如果把焦点集中在赚钱方面，与骨子里是商人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完全不是对手。

具有上述特点的中国人如果不受约束地自行其是，其结果是土豪益发土豪，穷人则沦为社会底层。贫富差距的问题显而易见。可以说在中国正是由于贫富差距之大超过了一般民众的情感所能忍受的限度，才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过去几百年，几千年，包括后来的共产革命，每当由于政权交替而出现动乱，洪水，饥荒时，中国人除了保护自己及家庭避灾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你说那是利己主义也好什么也好，能救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是首要之事。接着是亲朋好友。至于其他人只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了。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侮辱贬低中国人。通常中国人也都是关心政治和社会事业的，但在内心里他们所关心事情的顺序都是非常清楚地定好的。向中国人那样彻底实行利己主义，以自己家族为中心考虑事情的国民其他并不多见。

当然，日本人里也有很多利己主义者。在战争刚结束时期，即使日本人也一样全力只顾让家人吃上饭，其他人的事情是顾不上的。但即使在那个时期，日本人也很快意识到集团行动的利处，很快制造出“会社”（公司），藏身于其中。“小毛鱼需要集体行动”，日本人常这样自嘲式地比喻自己的集团性。个人个人即使是柔弱的，一旦结为团体，行动起来却让人瞠目结舌地强悍。过去的藩士以藩为靠山行动，藩就成为藩士的后盾。农民作为村子里一份子，村子就会全力支持照顾他。同样在黑社会里，服从道规，就会得到黑社会组织的全力保护。而作为交换，集团利益就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些个行事规则长久以来已成为习惯，成为日本人血肉的一部分。

所以主子与仆从的关系分明。家臣以殿样为中心，村民以村长为中心，渔民以渔民头目为中心，而黑道则以黑道老大为中心构筑起上下关系。集团在集团规则下运行。按上级指示杀人也好，顶替杀人犯去监狱服刑也好，都是集团利益优先思想下的产物。那些描写夹在义理与人情之间挣扎的黑道电影常常唤起日本人的共鸣而使得他们感动流泪，是因为他们常常处在相同境遇之中的缘故。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之中，很少有这种为义理或人情而烦恼的情况。没有优先公益或集团利益的习惯，自然也不易有日本人那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