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来自邱永汉所著《中国人与日本人》。邱永汉是长期居住日本的台湾人，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及国民性都有体会和了解。在日本类似评论中国人与日本人区别的书籍很多，许多带有明显偏见，有价值的观点却少。邱永汉的不同。有他较独特的观点。原文是日文写的，章节多，篇幅也较大。我挑选其中章节翻成中文。翻译时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有所删节。

中国人对于教育的热情并不逊色于日本。这一点从台湾，香港没有目不识丁的人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与日本的“学习塾”（补习班）一样台湾的补习班可以占满整条街。在美国的大学里，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取奖学金的，大半是东方人学生。“东方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在用功读书，以父母为首，整个家族都在热情支持，所以我们美国人赢不过他们”美国人会这样抱怨。

大陆与香港，台湾相比，一则因为经济落后，二则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荒废，留下了一些空白。但家长对子女接受教育的热心是并不少于人的。有学问的人受到尊敬，社会地位崇高，这是自隋唐以来的悠久传统，所以即便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也会要努力使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是因为贫穷，但近来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共产政权建立之后，阶级地位逆转，农民，军人等的子女属于“家庭出身好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则归于“出身不良”，这些“出身不良”的子女尽管本人没有任何罪过，却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幸那只是一段时期的事情，“四人帮”倒台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别待遇已被取消。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依然隔着海峡相互敌视，各自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在教育上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影响至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满脑子被充塞了这类政治概念教育的孩子们，当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却依然会变成不相信政府的国民，思想教育的威力和效果让人怀疑。

对待教育，日本人也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由于日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历社会，是否出自于好的学校对于日后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出人头地具有很大影响。由于整个日本社会都是由“会社”这种组织形式所稳定地构成的，想要进入公司工作，就必须从选择学校开始。在中国，虽然要想在官场出人头地，学历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程度不似日本。在中国要出人头地，比起学历来，人际关系远为重要。背景，或者说靠山至关重要。

日本人把学校教育看成是人格形成所必不可缺的东西。四岁进幼儿园，六岁进小学，小学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短期大学两年，医科，牙医科专业则需六年），人们相信这些是年轻人成长和个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过程。如本人这样的在台湾出生，接受日本教育的，把取得全勤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迟到是不会的，早退，除非有类似家人的葬礼非去不可的情况，也是不会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万一，不得已而中途退出某个课程，不止是觉得影响日后立身处世，甚至会觉得是人生征途上的落伍者，为此而诚惶诚恐惴惴不安。

然而，我的太太则与我不同。太太出生于广州，家则一直在香港。日本占领香港时，太太的父母因为害怕遭受日本兵的侵扰而让孩子们带了钱去内地避难。因为是在战时，学校时断时续，一旦有日本兵将会来到的传闻，就不得不向更加纵深的内地迁徙。这样住所不断改变，学校也完全无法稳定在一个地方。太太认为她脚的形状有些变形就是因为那时候没钱买运动鞋，只能穿着草鞋到处迁徙而导致的，至今耿耿于怀。幸好战争在她读高中的时候结束，大学是在她回到广州时读的广州法学院。虽是读了大学，当中中断过几次，而且，无论刮风下雨学校必须得去这样的想法也是没有的。总之，是不会认为如果不去学校，就无法顺利成长的。

从上述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待教育的不同看法。在日本，进入政府部门也好，大公司也好，没有过硬的学历，想要登上高位是很困难的。而中国人即使在大公司，只要手腕得到认可，与学历没有关系，很快就会得到提拔，被委以重任。如果是个人自己做生意，学历就更不是问题。看看香港，东南亚那些取得成功的华侨大商人们，许多几乎没有进过学堂。因为要进入组织之中，就会需要学历，而对于向中国人那样原本对于组织这种东西就不是很重视，凭借实力决定胜负的人们来说，学历就不是那么非有不可了。只有被人驱使的人，学历才会被关心。

由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过来的，我太太就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去比不去强些，但力所不逮却勉为其难地去学校则大可不必。所以当我的大儿子提出要中止高中学习时，她丝毫不觉得不安，说：中止学校的话，就去外面工厂里工作。学校这种地方不去也一样长大。如果是日本人的母亲们，（遇到相同情况）一定会感觉惴惴不安的，从这些地方似乎就能看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来。

日本人像制造商品那样把人也都当做规格品去制造培养。所以日本的学校仿佛是制造人的工厂一般。到了一定年龄，就要把孩子送入学校，学校毕业了，则就该进会社（公司）。对于从东京大学或其他名校出来的人就能得到些特殊待遇的做法，虽然也时有非议，但更多的家长们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努力使自己的子女进入好的学校。学历无用论的叫嚣时或也会听到，但罢课，或者不去会社工作这样的事情基本没有。岂止如此，名校的报名者总是趋之若鹜，而为了让儿子进入一流会社工作，家长们也总是想方设法奔波操劳着。如果能入一流会社，连对象都能找到更好的。

互为近邻的中国与日本（对待教育与学历）为何彼此之间有如此之大的不同？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战乱或者和平时候都是靠自己或者家人生活，而日本人则是组成集团依靠集团生活的缘故。尽管日本也并非没有血统主义，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日本，存在着与血缘相比，地缘更受重视的风气。从前武士因功绩而被授予土地，会以那片土地的名字命名自己。因为领有叫做足利的土地，便起名叫做足利；被授予叫做新田的土地则名字就叫做新田。即使是好容易被允许有了姓名的武士（从前一般百姓只有姓，没有名），一旦离开那片土地，过了三代，就会失去原来的姓氏。所以得到土地的武士会全力保有土地，并尽最大能力去开发那片土地。所以日语里才产生了“一所悬命”（全力以赴意）这个词汇，后来“一所”演变成“一生”，就成了“一生悬命”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家的姓氏和门第，融入当地社会，得到当地人们的认同与支持是必须的。在日本，类似欧洲那样的奴隶制（指从前）的迹象都不曾有过，不仅如此，即使是封建社会也是向来都是，领主与下属共命运，下属于一般百姓也同样命运与共，非如此事情没有办法顺利进行的。

日本是传统的地缘社会，领主变多少回，以地缘为中心的原则都不会变。血统主义只是领主的后代继承领主的地位而已，如果没有藩士（藩里的武士）与百姓的支持，生产也好，分配也好都无法顺利推行的。这种情形到明治以后都没有改变。

废藩置县（明治天皇为强化中央集权所实行的废除原来的藩属地，将日本划为若干府和县的政策）实行之后，以藩主为首，下面的家老，家臣都只好离开藩地。那些人里面有隐居的，有务农的，更多的则为了寻求新的职位而上京（去东京），为了一大家族的生存，寻求财富，设立会社（公司）的人不在少数。明治以后新设立的会社虽说未必都是由失业的武士们所设立的，但聚集在“会社”这顶伞下的芸芸众生里面武士是不会少的。而且这些人们抱着如从前藩士对藩主忠心耿耿恪尽职守那样的心情在会社里工作。新的组织与旧时的体系并没有大的区别，命令系统也基本一样。所以日本的会社在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同时，具有一种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紧密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明治以后，日本新出现的会社原本是继承了武士的组织体系设立起来的。与中国人的为自己或为自己一家而追求利益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