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社會上有些關於抗戰的歷史宣傳只突出民族鬥爭而淡化國內正義和反動之分，導致國內許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對抗日戰爭的認識也出現了一些片面化傾向，即簡單地認為抗戰時的任務只是打日本而不區分國內進步和反動，一些頌揚國內反動人物和貶低中國革命力量的輿論也在網絡等媒體上有了市場並造成部分思想混亂。

當年進步的中國人其實都知道，抗日戰爭進行的是毛澤東所說的民族、民主兩個革命——“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衡量哪個政黨、哪支軍隊或哪個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戰中的貢獻，同樣要用這兩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積極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堅持社會改革進步還是維護腐朽的黑暗制度。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同國民黨當局片面抗戰的根本區別，正在於很好地完成了這雙重任務，不僅在敵後打鬼子戰績輝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國光明未來的廣大解放區，這就名副其實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會制度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交織。過去被清朝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舉侵華，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兇悍，也是利用了舊中國統治集團的極度腐朽和無能，否則偌大的中國也不會如此受盡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人數僅2萬的日本關東軍在幾天內便輕取東北多數城市，在南京政府和東北軍首領的不抵抗命令下，當地20萬以上的中國駐軍或降或逃。關內抗戰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長驅直入一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忙着掛“維持會”牌子並打太陽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一年內，面對幾十萬日軍入侵，國民政府丟失了東部2億人口的最富庶地區。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面對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進攻，國民黨軍仍在豫湘桂大敗，丟失了6000萬人口的地區。直至抗戰勝利時，僅從中國戰場上看，日強中弱的形勢並未真正改變。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當年中國受日本欺負，外在原因是新興的法西斯國家特別具有擴張性和瘋狂性，內在原因則是國內社會條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態，長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導致重家庭個人、輕民族社會的惡習，導致一些只知個人私利而不顧民族大義的人投靠日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後來在戰犯管理所中懺悔道：“我從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業而不知民族國家。”國民黨內二號人物、副總裁汪精衛率20多名中央委員和50多名將官投日，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還以降敵的國民黨軍為基礎建立起數量最多達90萬的偽軍，也是一個社會腐朽群體對抗戰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現。後人常唾罵抗戰時期國內“漢奸多”，偽軍數量有時超過侵華日軍，這不能僅僅用個人品質來解釋，而主要是舊中國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

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中國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擊民族敵人而不能妥協外，還要對本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應該是改變代表官僚買辦和封建豪紳的專制體制，實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戰時期，蔣介石也談“抗戰建國”，提倡強調“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不過國民黨高層同社會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團關繫緊密，自身權貴家族勢力又在戰時繼續膨脹，未搞任何社會改革，這使國統區的經濟日益惡化，黨部、官場和軍隊的腐敗更為嚴重，其控制面積至抗戰末期還大為縮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過150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至1945年夏天發展為擁有1億人口的19塊解放區，其根本原因就是將民族、民主兩個革命結合在一起，進行了深入的社會改革。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類進步大潮，因而受到國內進步團體和人士的一致稱讚，連1944年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的報告都預言中國的未來將屬於共產黨。

共產黨改善民生贏得民心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高超之處，當年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的主要方式便是避開日軍正規戰之長，以游擊戰攻敵之短。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是在裝備最落後、條件最艱苦的條件下以弱抗強。八路軍出師到抗日前線的3萬多部隊，只有1萬多支過去繳獲的雜式槍，每支槍平均只有30發子彈。在這種艱難環境中，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的游擊隊自然不可能同有絕對優勢裝備的日軍硬打硬拼，而是靠發動群眾打游擊戰，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巧妙的鬥爭形式。

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解放區能在嚴酷的戰鬥條件下得到大發展，從根本上講是人民戰爭的勝利。通過充分動員人民，就能彌補武器條件的不足，就能長期牽制並拖垮強大的侵略者。當年中國共產黨人能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靠的就是將民族、民主這兩個革命相結合。

以游擊戰打日本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根據地內建設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向全國人民展示了社會改革的方向。當年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0%，農村中的貧苦農民又占絕大多數。發動人民抗戰，主要的內容就是動員貧苦農民參軍和支前。如果解決不了他們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還要因戰爭增加人力、物力負擔，就不可能得到這一最廣大群體的擁護。當年八路軍、新四軍走到哪裡都能發動起群眾，得到老百姓擁護，就在於不是只取之於民，而是造福於民。共產黨的軍隊群眾紀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燒，缸滿院掃淨”，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抗戰開始時，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孫中山提出、國民黨卻不能實行的政策——減租減息。這在保證不當漢奸的地主還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減輕了貧僱農的負擔。如同一些邊區領導人所說的那樣，減租減息實際是變相的土改。

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大幅增稅卻仍不減貧農租賦，同時還征走大量壯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為普遍現象。而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內卻出現另一種情形，雖然農民支援戰爭有不小的負擔，卻由於減少了地租，並通過減息擺脫了過去地主的“閻王債”，大多數人反映生活比戰前還改善了一些。當時解放區不抓壯丁而實行自願參軍，到處是踴躍報名，是一幅“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擊侵略者時也要給群眾以實際利益，這就是抗戰時敵後根據地能開闢和堅持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建設根據地時，還注重發動群眾監督政府，建立共產黨員、群眾積極分子和開明士紳組成的“三三制”政權，鬥爭漢奸惡霸，真正實行了清廉政治。除了眾多知識青年嚮往陝北，紛紛投奔延安外，連海外有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回國考察了國統區和陝甘寧邊區後也說：“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沒有貪污，那就是延安。”

“抗日名將”一俊不能遮百丑

歷史是一面多稜鏡，歪曲它的最好辦法便是只講一面。改革開放前有些讀物講到抗戰時的國民黨當局，只講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潰千里，這就不能解釋其為何還堅持了八年抗戰。改革開放後通過思想解放廣開言路，有人又只談正面戰場戰果如何輝煌，卻不能解釋國民政府為何屢戰屢敗，並且因嚴重喪失民心而在戰後被人民推翻。

當年中國抗戰的目的，不是單純的“打日本”，還要蕩滌腐朽的舊制度的污泥濁水從而促進社會進步，因而從宏觀的角度看抗日戰爭史，就不能單純地使用軍事行動這一把尺子，單純計算誰在抗日陣營中擁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的兩把尺子來衡量。除了看抗擊日軍的數量外，還要看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若從抗擊日軍的表現看，國民黨軍的許多將士確曾浴血奮戰，但其高層卻存在着許多指揮笨拙和腐敗無能的現象，正面戰場的會戰多數失敗也有這方面的主觀原因。若是從中國社會進步的角度考察，國民黨當局更有負人民希望。在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思潮興起時，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同納粹德國結成非常密切的關係，並學習其法西斯統治方式。那時國民黨軍隊主要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購買德械裝備，在日本侵華時還讓德國居中調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而與重慶斷交才中止了往來。國民黨當局拋棄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沿襲了封建專制主義的許多傳統，又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而形成了新專制主義。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給其他政黨以合法地位，實行特務統治，導致各階層進步人士（包括國民黨內的部分開明者）在抗戰期間便掀起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運動。

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當局不僅不進行社會改革，不改善民生，當權者還大發國難財。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時號召不抽煙、不喝酒，力戒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親屬和心腹的極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戰消滅和排斥異己更激起內爭不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諷刺之詞，可謂當時的社會對國民黨當局最流行的諷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當局搭上美英戰車，雖停止了對日謀和的試探，大後方腐化之風卻急劇滋長。如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內兄宋子文相繼主管國家財政藉機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靄齡之女）則以走私暴富，賣官鬻爵，連孫連仲升任上將軍銜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經濟學者馬寅初公開譴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結果被關進了上饒集中營。

從歷史的角度看，評價一個政黨、一支軍隊和一個人物，不能只看一時一事，更不能“一俊遮百丑”。人們承認國民黨當局及其一些將領在抗戰中做過有益的事，卻不能以此掩飾其黑暗的一面。例如蔣介石在抗戰時的愛將湯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過硬仗一時全國有名，然而他在管轄河南時民謠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湯”之稱，豫籍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上又稱以“湯”害民最甚。當時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回憶，他接到控告湯恩伯部掠奪民財、民田、民女的狀紙都厚達盈尺，而蔣介石卻放縱這個心腹愛將。如今一些網絡上的“國粉”、“蔣粉”大力吹捧一些有名的反共將領，以他們對日本打過仗為藉口稱其為“抗日名將”一味吹捧，更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的就是否認中國革命的合理性，這就不是史學爭論則是意識形態的現實鬥爭。

當年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主要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勝利本來為兩黨的發展都提供了機會，只是國民黨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機會。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的最大歷史錯誤，便是拒不進行社會改革並加重民眾痛苦，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

1945年8月，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擊下，中國的抗戰以日本投降宣告勝利。然而，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權沒有改弦更張，反而在“劫收”時進一步橫徵暴斂，結果剛享受過勝利者榮耀的國民黨政府便迅速崩潰。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記者協會講話時對此解釋說：“蔣介石並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