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5-10-25 熊西平 拾文化

——周作人三变书房名的人生际遇

 现代文学史上，夫妻作家不少，多是一方倾慕一方，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兄弟在文坛呼风唤雨的不多，怕只有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已被叫到天上去，似乎爱不爱文学的都知道他的成就有多高，他对中国革命有多重要。周作人呢，自沉沟底之后，时光帮助他冒着气泡慢慢上浮，囫囵出一个人样来，但是，还是冒着臭气。这身打扮和气味儿，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云泥之别，兄弟两重天的，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1937年上半年，华北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谁都能嗅到火药库爆炸前的可怕气息。北平陷落是迟一天早一天的事儿。敏感的知识界精英都彷徨在“走”与“留”之间。坚定不走的怕不多，周作人是一个。他撰文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乐行不如苦留。”并且将自己的书斋进行第三次改名——由早年的“苦雨斋”到兄弟反目的“苦茶庵”，到现在的“苦住庵”。

更改斋名，无疑是一份宣言书。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大学宣布南迁。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大批学界名流，一起撤离北平。北平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的空城。

南奔的队伍中，没有发现周作人的身影。这位学界名流，难道真的在北平苦住下来？人们纷纷猜测着。周作人不止一次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他和日本军界、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关系粘密。他自己在日本文化界和他的大哥鲁迅一样有很大的影响。这期间，他不时有“主和”的论调唱唱。

难道他真的留在了倭寇把持的北平？

鲁迅曾经骂周作人“昏”。后来很多人借鲁迅的“一字诀”评价周作人早想做汉奸而不得。说实话，周作人留下来并不是想做汉奸的料子，让日本人去发现，扶持，他只是想退回书斋，过他认为“自由的、个性的”完全自我的生活。在他心里，友好的日本人会很爱惜他，至少不会动他。他是个很自怜的人。谁的主义可靠呢？躲在书斋成一统再说。也许，日伪期间，会再造一个文化巨人周作人出来。

他自我设计着。他主动和主持文化基金会的胡适联系，订立每月交两万字译稿、对方给200块大洋的工作合同，埋头翻译《希腊神话论》。他又托人在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谋得客座教授的职位，工作换大洋，维持一家生计。他和日本人保持撑持的距离：辞伪满洲大学教职，辞伪女子师范大学教职，辞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之职，辞宴会，辞约稿，辞邀访……周作人似乎真的躲进书斋，躲开主义，逍遥地过“爱我所爱”的生活了。

他的大哥鲁迅曾尖锐的批评所谓“隐士”：“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隐逸”于市朝的周作人很快遇到了“啖饭”的问题。周家过惯了阔日子，手一紧，饥腹之苦难以忍受的。柴米油盐，左支右绌，甚至出现了到煤店、米店赊借的程度。周家的日子穷不起，一穷就起内讧。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坚持绝不“心为形役”，至少他的老婆孩子是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趴在园里吃菊花的。

周作人的心动了。老僧不能禅定，他开始试水。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长袍马褂出席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并合影。全国文协成员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殷殷呼唤，劝他南下。周作人彷徨着，犹豫着，虚与委蛇。他的这次行动可以看做举出去的风向标，没想到风力如此强劲。

一阵枪声，周作人彻底倒向了日本人怀里。1938年元旦，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年轻人，在他的客厅里照准他的肚子连开两枪，伤亡数人，逃之夭夭。两枪打在了周作人的铜纽扣上，轻伤，但枪声里他已经魂飞魄散。1月12日，他接受了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28日，接受了日伪委派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委会委员职务，8月，接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和日本的宪兵队长、伪华北政府官员往来宴请，频繁酬唱。

周作人事敌，是日伪文化侵略的大胜仗。他没有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卑躬屈膝的直接报酬是家里的物质丰富起来，在铁蹄下哀哀的亡国奴世界里，他却过上了阔人的生活，更新屋宇，轻裘肥马，大宴宾客，光仆人就增加到23人。“苦住庵”前，门庭如市，车水马龙。

1940年底，汪伪政府正式委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完全下水，痛快洗澡”，彻底走向了民族大义的敌对阵营里去。他开始忙于各种教育会议，推行大东亚共荣的奴化教育。他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服检阅所谓的“中华民国青少年团”团队表演。他为汪精卫南京祝寿，拜访汪的老婆陈璧君，视察江南，成了汪伪政权首屈一指的文化红人。1943年十分洋洋自得的任汪伪政权的国府委员。参加日、伪组织的各种活动，其活跃的程度、受宠的程度，让那些多年的铁杆汉奸都眼红地出血。

铁杆汉奸可以成林，但更注重民族大义的大文化铁杆汉奸可是难找第二个啊。

1945年8月15日，周作人从广播里听到天皇下令终止战事的声名。17日晚的日记或可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情：“赴政委会之宴（这大概是‘最后的晚餐’了吧？）。”这声悲鸣之后，周作人沉入“苦住庵”，开始了他的“苦味儿小品文”的写作，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等待着。12月6日，逮捕他的枪口指着他的光脑袋时，他嘟嘟囔囔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入狱时，他60岁。

1947年12月，以“通敌卖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拘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南京解放的炮声里，1月26日，周作人被释放。他随着滚滚逃难的人流，躲到上海去了。

为周作人受审开脱罪责的胡适在上海想见周作人，约他一同去台湾。周作人刚从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出来，心里有隔阂，他想换一种活法，他婉拒了，北上。

他住进了那个被他得意的换来换去的“苦雨斋”、“苦茶庵”、“苦住庵”的书斋里。

周作人北上前，煞费心机地颇做了一番铺垫，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六七千字，赞美共产党，对自己有所忏悔。据说，周恩来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文化汉奸，又没杀人放火，留着翻译希腊文吧。信批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手中，冯雪峰很不屑：“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但是，上峰有安排，冯雪峰每月给他200元的稿费，周作人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等文稿。

昨日的时光恍如梦幻，周作人重新开始了文人的笔耕生活。受人提醒，为《亦报》撰写有关鲁迅和鲁迅作品的文章，先后成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逝世20周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刊都发了周作人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周作人借鲁迅火了一把。不知周作人借兄弟名分写一个让他赶出八道湾并极尽憎恶的兄长作为赚钱糊口的材料时，心情是怎样的滋味？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曾经在北平的“文化汉奸”王古鲁、钱稻孙、周作人等去西安参观。先后游览了西安的一些名胜古迹和国棉四厂、新西和印刷厂和桃溪堡村。周作人很兴奋，说：“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物质匮乏的1959年以后，周作人一家和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很快陷入困境。这个阔惯了几十年的“老旗手”，面对困境他四处哀哀求助，乞食为生。把自己年轻时潜心收藏的古玩拿出卖了，直至把从来秘不示人的“日记”都委托人插草卖出。幸好在香港做编辑（当然还肩负其他使命）的老友曹聚仁回大陆时和他取得了联系，给与了多方面的救助，把他的稿子发到香港去换钱，给他寄来了油、糖、糯米等稀缺物质。周作人对此无限感激“人家的惠施”。

1961年至1962年，周作人赶写《知堂回想录》，留存史料，想为自己的一生不怎么灰暗的画个像。1964年，他突然预感到了什么：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样稿都已经送出，却突然毁版。

他的文章在大陆的报刊也发不出去了。

1966年8月23日，身患癌症的82岁周作人正在迷茫的阅读毛泽东论文艺，意在寻求一盏明灯。

24日，一群身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呼啸着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人民死敌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先抄家，后批斗。可怜衰朽的周作人瑟瑟抖着，已经斗不上手了，就罚跪。查封了他的卧室、书房和客厅，把他撵到潮湿狭窄的厨房里，每天只有些棒子面充饥。 他凄惨的场面被鲁迅博物馆的叶淑德记录了下来：

“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躺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

周作人再也起不来了，再也没有起来。

1967年5月6日16时，周作人在他的“苦住庵”隔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叫“苦雨斋”，“苦茶庵”，“苦住庵”的小房子，还在，在八道湾11号“鲁迅故居”内。实际上它是周作人的书斋，在这里，他风云激荡过，躬身事敌过，最后凄惨地在这里死去。

“苦雨斋”“苦茶庵”里的周作人是历史的，“苦住庵”里的周作人是历史的。有时假想，倘若周作人南下，南下，没有“苦住庵”一说，周作人又将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