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2015-10-25 熊西平 拾文化

——周作人三變書房名的人生際遇

 現代文學史上，夫妻作家不少，多是一方傾慕一方，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兄弟在文壇呼風喚雨的不多，怕只有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半個多世紀以來，魯迅已被叫到天上去，似乎愛不愛文學的都知道他的成就有多高，他對中國革命有多重要。周作人呢，自沉溝底之後，時光幫助他冒着氣泡慢慢上浮，囫圇出一個人樣來，但是，還是冒着臭氣。這身打扮和氣味兒，從“盧溝橋事變”開始的。雲泥之別，兄弟兩重天的，怕也找不出第二個。

1937年上半年，華北的氣氛充滿了火藥味，誰都能嗅到火藥庫爆炸前的可怕氣息。北平陷落是遲一天早一天的事兒。敏感的知識界精英都彷徨在“走”與“留”之間。堅定不走的怕不多，周作人是一個。他撰文引用佛經上的話說：“樂行不如苦留。”並且將自己的書齋進行第三次改名——由早年的“苦雨齋”到兄弟反目的“苦茶庵”，到現在的“苦住庵”。

更改齋名，無疑是一份宣言書。

7月29日，北平淪陷。北京大學宣布南遷。北京大學的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等大批學界名流，一起撤離北平。北平幾乎成了中國學術的空城。

南奔的隊伍中，沒有發現周作人的身影。這位學界名流，難道真的在北平苦住下來？人們紛紛猜測着。周作人不止一次稱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他和日本軍界、著名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關係粘密。他自己在日本文化界和他的大哥魯迅一樣有很大的影響。這期間，他不時有“主和”的論調唱唱。

難道他真的留在了倭寇把持的北平？

魯迅曾經罵周作人“昏”。後來很多人借魯迅的“一字訣”評價周作人早想做漢奸而不得。說實話，周作人留下來並不是想做漢奸的料子，讓日本人去發現，扶持，他只是想退回書齋，過他認為“自由的、個性的”完全自我的生活。在他心裡，友好的日本人會很愛惜他，至少不會動他。他是個很自憐的人。誰的主義可靠呢？躲在書齋成一統再說。也許，日偽期間，會再造一個文化巨人周作人出來。

他自我設計着。他主動和主持文化基金會的胡適聯繫，訂立每月交兩萬字譯稿、對方給200塊大洋的工作合同，埋頭翻譯《希臘神話論》。他又托人在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謀得客座教授的職位，工作換大洋，維持一家生計。他和日本人保持撐持的距離：辭偽滿洲大學教職，辭偽女子師範大學教職，辭偽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之職，辭宴會，辭約稿，辭邀訪……周作人似乎真的躲進書齋，躲開主義，逍遙地過“愛我所愛”的生活了。

他的大哥魯迅曾尖銳的批評所謂“隱士”：“假如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隱逸”於市朝的周作人很快遇到了“啖飯”的問題。周家過慣了闊日子，手一緊，飢腹之苦難以忍受的。柴米油鹽，左支右絀，甚至出現了到煤店、米店賒借的程度。周家的日子窮不起，一窮就起內訌。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堅持絕不“心為形役”，至少他的老婆孩子是做不到像陶淵明那樣趴在園裡吃菊花的。

周作人的心動了。老僧不能禪定，他開始試水。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長袍馬褂出席日偽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併合影。全國文協成員發表《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強烈譴責，殷殷呼喚，勸他南下。周作人彷徨着，猶豫着，虛與委蛇。他的這次行動可以看做舉出去的風向標，沒想到風力如此強勁。

一陣槍聲，周作人徹底倒向了日本人懷裡。1938年元旦，一個自稱是他學生的年輕人，在他的客廳里照准他的肚子連開兩槍，傷亡數人，逃之夭夭。兩槍打在了周作人的銅紐扣上，輕傷，但槍聲里他已經魂飛魄散。1月12日，他接受了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28日，接受了日偽委派的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委會委員職務，8月，接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的職務，和日本的憲兵隊長、偽華北政府官員往來宴請，頻繁酬唱。

周作人事敵，是日偽文化侵略的大勝仗。他沒有捨生取義，殺生成仁，卑躬屈膝的直接報酬是家裡的物質豐富起來，在鐵蹄下哀哀的亡國奴世界裡，他卻過上了闊人的生活，更新屋宇，輕裘肥馬，大宴賓客，光僕人就增加到23人。“苦住庵”前，門庭如市，車水馬龍。

1940年底，汪偽政府正式委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完全下水，痛快洗澡”，徹底走向了民族大義的敵對陣營里去。他開始忙於各種教育會議，推行大東亞共榮的奴化教育。他頭戴日本軍帽、身穿日本軍服檢閱所謂的“中華民國青少年團”團隊表演。他為汪精衛南京祝壽，拜訪汪的老婆陳璧君，視察江南，成了汪偽政權首屈一指的文化紅人。1943年十分洋洋自得的任汪偽政權的國府委員。參加日、偽組織的各種活動，其活躍的程度、受寵的程度，讓那些多年的鐵杆漢奸都眼紅地出血。

鐵杆漢奸可以成林，但更注重民族大義的大文化鐵杆漢奸可是難找第二個啊。

1945年8月15日，周作人從廣播裡聽到天皇下令終止戰事的聲名。17日晚的日記或可以反映他此時的心情：“赴政委會之宴（這大概是‘最後的晚餐’了吧？）。”這聲悲鳴之後，周作人沉入“苦住庵”，開始了他的“苦味兒小品文”的寫作，一邊為自己辯護，一邊等待着。12月6日，逮捕他的槍口指着他的光腦袋時，他嘟嘟囔囔說：“我是讀書人，用不着這樣子。”入獄時，他60歲。

1947年12月，以“通敵賣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周作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拘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南京解放的炮聲里，1月26日，周作人被釋放。他隨着滾滾逃難的人流，躲到上海去了。

為周作人受審開脫罪責的胡適在上海想見周作人，約他一同去台灣。周作人剛從國民政府的監獄裡出來，心裡有隔閡，他想換一種活法，他婉拒了，北上。

他住進了那個被他得意的換來換去的“苦雨齋”、“苦茶庵”、“苦住庵”的書齋里。

周作人北上前，煞費心機地頗做了一番鋪墊，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六七千字，讚美共產黨，對自己有所懺悔。據說，周恩來把信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文化漢奸，又沒殺人放火，留着翻譯希臘文吧。信批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手中，馮雪峰很不屑：“如果有一點自知之明，是不應該寫這樣的東西的。”但是，上峰有安排，馮雪峰每月給他200元的稿費，周作人開始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等文稿。

昨日的時光恍如夢幻，周作人重新開始了文人的筆耕生活。受人提醒，為《亦報》撰寫有關魯迅和魯迅作品的文章，先後成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逝世20周年，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大報刊都發了周作人的回憶魯迅的文章。周作人借魯迅火了一把。不知周作人借兄弟名分寫一個讓他趕出八道灣並極盡憎惡的兄長作為賺錢糊口的材料時，心情是怎樣的滋味？

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曾經在北平的“文化漢奸”王古魯、錢稻孫、周作人等去西安參觀。先後遊覽了西安的一些名勝古蹟和國棉四廠、新西和印刷廠和桃溪堡村。周作人很興奮，說：“大開眼界，耳目一新。”

物質匱乏的1959年以後，周作人一家和千千萬萬中國的普通家庭一樣很快陷入困境。這個闊慣了幾十年的“老旗手”，面對困境他四處哀哀求助，乞食為生。把自己年輕時潛心收藏的古玩拿出賣了，直至把從來秘不示人的“日記”都委託人插草賣出。幸好在香港做編輯（當然還肩負其他使命）的老友曹聚仁回大陸時和他取得了聯繫，給與了多方面的救助，把他的稿子發到香港去換錢，給他寄來了油、糖、糯米等稀缺物質。周作人對此無限感激“人家的惠施”。

1961年至1962年，周作人趕寫《知堂回想錄》，留存史料，想為自己的一生不怎麼灰暗的畫個像。1964年，他突然預感到了什麼：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樣稿都已經送出，卻突然毀版。

他的文章在大陸的報刊也發不出去了。

1966年8月23日，身患癌症的82歲周作人正在迷茫的閱讀毛澤東論文藝，意在尋求一盞明燈。

24日，一群身穿軍裝，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呼嘯着衝進八道灣11號，宣布對人民死敵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先抄家，後批鬥。可憐衰朽的周作人瑟瑟抖着，已經斗不上手了，就罰跪。查封了他的臥室、書房和客廳，把他攆到潮濕狹窄的廚房裡，每天只有些棒子麵充飢。 他悽慘的場面被魯迅博物館的葉淑德記錄了下來：

“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躺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着一個白色布條，上面寫着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着皮帶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來。”

周作人再也起不來了，再也沒有起來。

1967年5月6日16時，周作人在他的“苦住庵”隔壁，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叫“苦雨齋”，“苦茶庵”，“苦住庵”的小房子，還在，在八道灣11號“魯迅故居”內。實際上它是周作人的書齋，在這裡，他風雲激盪過，躬身事敵過，最後悽慘地在這裡死去。

“苦雨齋”“苦茶庵”里的周作人是歷史的，“苦住庵”里的周作人是歷史的。有時假想，倘若周作人南下，南下，沒有“苦住庵”一說，周作人又將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