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憶》裡再提到毛澤東時，是在有關“三二零事變”的章節。“三二零事變”也就是後來共產黨常說的所謂“中山艦事件”，在官修黨史里通常被說成是蔣介石叛變革命限制打擊共產黨的一個陰謀。具體事情的經過簡而言之是蔣校長下令逮捕了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理由是他將中山艦擅自開往黃埔，懷疑其居心叵測圖謀不軌（蔣介石時在黃埔）。共產黨說那是個陰謀，因為李之龍一口咬定說他事先奉有海軍學校副教育長歐陽格轉來的黃埔校長室（就是蔣介石的辦公室）的電話命令讓他去黃埔，所以他是奉命行事，沒有過失。言下之意老蔣是自導自演像高俅設計誘使林衝去白虎堂獻刀一樣給他設下的圈套。老蔣說娘希匹老子吃飽了撐的，命令你來取老子的性命啊。分明是強詞奪理一派胡言。這樣，由於國共兩黨各說各話都指是對方搞的陰謀，“三二零事件”就變成了一個說不清楚的“羅生門”。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看，當初的國共合作，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壓力和指示下，採用所謂黨內合作的形式——即讓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部發揮作用影響國民黨。這種合作形式本身就是有隱患的。因為在國民黨看來腳踏兩隻船原本就是缺乏誠意的，有些人（如西山會議派那幫子所謂右派人物）認為共產黨動機不地道企圖竊取國民黨領導權也並非是不可理解的。當初，孫中山長者之風，也比較自信，以為在他的三民主義之下，共產主義也好什麼主義也好，三教九流他都可以包容。可是孫中山百年之後，蔣介石卻不想在眼裡摻沙子，他在時機不成熟，國民黨也還需要共產黨的時候，雖然也與共產黨虛與周旋，儘可能利用共產黨，但到時機成熟時，他為免除後患，要實行“清黨”，也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里清除出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三二零事件”發生後，共產黨人義憤填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對這一事變更是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聯絡各方勢力，予蔣氏以反擊。也有人責備廣東區委專支持蔣介石，視黃埔為軍事建設的中心，忽略了各軍的平均發展，以致釀成今日的局面；當時在廣州的毛澤東就有這種看法。惲代英等更認為這一事變證明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產；亟應改弦更張。但一談到目前應如何做的時候，同志中則多覺得現在並無足以領導反蔣的人，也沒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實力者。”

 由張國濤上述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較為強硬的立場和性格，但以當時的共產黨的實力和人才而言，即使是日後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也遠非蔣介石的對手。

 “三二零事件”之後，當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鮑羅廷耍滑頭，欺負幼年中國共產黨政治上尚不成熟老練，將原本應由共產國際和他本人承擔的導致事件發生的主要責任推卸乾淨，卻讓當時的中共中央背黑鍋。他讓張太雷去對張國燾解釋說：“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發生，不能說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但我們自己（指共產派全體）至少也有部分責任。如果歸咎於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顧問的作為，在國際上將有極惡劣的影響。如果說是由於鮑羅廷的錯誤，他亦將無法繼續工作。只有說成是由於中共中央某一短暫時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牽動不大的交代。”張國燾對於鮑羅廷的金蟬脫殼的伎倆大為不滿，同時他也提到了毛澤東，說：“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廷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廷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對於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捲入漩渦，只是袖手旁觀，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寥寥數語，毛澤東的立場，態度及當時的語氣躍然紙上。毛澤東袖手旁觀，不願捲入漩渦也顯出他處事的精明和老道。張國燾雖是陳述事實的口氣，心裡多少有所不滿是可以讀得出來的。張國濤本人在中共早期創始人中不僅年紀較之陳獨秀，李大釗年輕，實幹精神，對於具體工作的規劃組織及實際領導能力都是出類拔萃的。他那時年輕，可能心高氣傲，所以即使對共產國際的顧問如鮑羅廷及後來的羅明納茲等人，也不似瞿秋白，張太雷等人奉若神明；他與陳獨秀一樣，認為當時共產國際的不少指示脫離中國實際，因而是持反對意見的。但相對於陳獨秀較為隱忍的態度，張國燾則較為年輕氣盛，鋒芒畢露，甚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會議時，當着布哈林的面也敢洋洋灑灑發表反對意見。他的這種性格和行為導致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一向不睦，實際上也埋下了日後與毛澤東爭奪黨內實際領導權時因無法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而敗北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