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L比大L小两岁，个头略高于其兄，但身体不似其兄壮硕。他那时才十七岁，或许为了显得老成些时或在鼻梁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镜。小L从性格兴趣到说话方式及行事风格都与大L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兄弟俩在自信这一点上颇为相似，此外，两人个性和自尊心都很强。

他们兄弟二人彼此不以为然，大L时或当面嘲笑小L，小L说不过他，但心里并不服气，不止一次对我说：那家伙“戆莱西咯”（上海话“傻”的意思），有啥了不起，我又不买他帐（不佩服意思）。小L当面或背后都不称呼其兄为“哥”。他们初到日本时为节约房租住在一起，房间的墙壁上横贴着一张书法是他们父亲写的，勉励他们兄弟俩同舟共济和睦相处，但他们在一起很短时间后，小L便自己另找房子搬出去住了。

小L在家里呆不住，总往外面跑，他的行踪飘忽不定，有点神出鬼没。有朋友给他起个外号叫“飞虎队”，说他像铁道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他说话做事有点神神秘秘，我到日本后偶尔与他一同坐电车，在电车里他要我不要说中文，说日文；说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外国人。但我刚去日本时日语根本无法会话，他比我早到日本两三个月，那时日语也是半斤八两，所以两人只好各自沉默无语。

刚去日本那会儿，他有时会一阵风似地去我住的地方找我。有一次，晚上九十点钟光景，他忽然来到菊富士莊我住的房间，说他在一家电器店门口看到店里丢弃的一台大彩电不错，要我帮忙运回他屋里去。我与他带了一只折叠式小行李车一同去后，他却不立刻拿走，在那附近溜达转悠着。我问他磨蹭什么，他说一旁街道上还有行人，再等等。我说那电视上不是贴着字条说“自由”嘛（可以随意取走意），又不是偷，行人有什么关系。他说：给人家看到拾垃圾太戆（傻），没面子。我说谁认识你啊，还面子不面子的。于是他瞅个行人稀少的空挡，赶紧与我将那电视放上小行李车运回他家去。到他家里一看，小小的四贴半房间里堆放着好几个彩电冰箱还有电风扇之类的，那景象让人想起老古玩店。我问他不是已经有彩电了嘛，干嘛又弄一个来，他神秘兮兮地说：我有用处，有用处。

还有一次他突然去我那里说有事想同我商量，我要他说。他挺神秘地说他隔壁房间里新搬进了一个女的中国人，他觉得有点喜欢那女的，想去搭讪，但没头绪，问我如何才好。我说你才十七岁，那女的肯定比你大不少，恐怕没戏。他说：她又不知道我多大。而且她也是一个人，肯定很寂寞；女的想男的，男的想女的，我去就同她说‘大嘎适宜，大嘎适宜（大家都舒服意）’嘛。我听了不禁哈哈笑了出来，他有点不好意思，也跟着一起笑。但后来“大嘎适宜”计划的后续发展情况未再听他提起，或许是胎死腹中了。

小L觉得这世界上机会到处都是，关键要肯跑肯试。他认为像大L那样除了打工上学便呆在屋里不出去是“懒得要死”，完全不足为取。他说他从小与大L反其道而行之，从不喜欢懒在家里。小L在小学里也是跳级生（但不似大L“三级跳”），读中学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他那时是班里的地理课代表，喜欢海洋学（？），有一回他独自一个人跑到一个海洋学（？）领域的权威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据说那教授与之交谈之后，对这个从未谋过面的小不速之客很是欣赏和喜欢，结果后来他就成了一个什么上海市青少年海洋协会（？）之类的组织里的会长，那个头衔使得他在同学里很出了点风头，也让不少老师对他刮目相看。

去日本后他依然对各种“头衔”情有独钟，印了些名片，在名片上按上些自封的子虚乌有的诸如“东京留学生联合会会长”之类的头衔。他的名片经常换，名片上的头衔跟着变，越变越大，由“东京”这样的地方性头衔，变成“日本”这样的国家性头衔，进大学后好像还有过类似“世界大学生联合会”之类的世界性头衔。那些个头衔开始一看便知都是他“架空”（杜撰）出来的，但后来渐渐就有些真假难辨，并非都是自封的了。比如，他还在读大学期间便搞到了一张国内某外地大学的特聘名誉教授的聘书，那聘书就如北大颁发给金庸大侠的名誉教授证书一样据说是有案可查难以作假的。小L的父亲是名教授，有很多著作，他从前常劝勉小L，说他精力充沛，而且勤勉，这些是优点；但不够脚踏实地，虽然有很多个“零”，但“零”的前面没有个“1”，再多的“零”也还是“零”。小L成了“名誉教授”后，回去对他父亲说：你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过是个教授；我什么学问都不做，不也照样成了教授。

小L与大L行事风格不同，这一点从下述事例也可以看出。他们俩当初在日本的保证人是他们父亲的日本友人，一个创价大学的教授。那个保证人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加入“创价学会”，并参加学会活动。“创价学会”是日本的一个带宗教性质的组织，大L对加入宗教组织十分抵抗，说：我一生清白，忽然参加个“不二不三”（“不三不四”的上海话说法）的创价学会，算什么名堂。于是一口回绝了保证人。但那以后他看到保证人便多少有些别扭。小L不同，他很干脆地接受邀请，成了创价学会的学员，那自然使得保证人十分高兴。但小L只在刚入会时参加过很少几次活动，后来就神隐找不到人了。但他只推说太忙，没有时间参加活动，如此几次，保证人似乎死了心，并不没完没了地纠缠。而小L偶尔见到保证人时，是也并不尴尬的。

小L到日本后的初期目标之一是要解决身份问题，就是要拿日本的永久居住权。日本不似欧美国家，当时对外国人的永久居住资格控制很严格。大L考上京都大学的同一年，小L考进了东京的一个不算太好的私立大学。读大学期间，有一次他去我家告诉我他已经解决了身份问题，而且变成了日本人。他取出一本日本护照在我面前晃晃，我拿了翻开看看果然是他的，但他名字已改成日本名，叫某某某太郎。我问他如何搞的身份，他闪烁其词说是“内绪”（秘密）。后来从大L那里知道，原来他找了一个大他许多的日本女子结婚了，婚后改性日本太太家的姓氏，取名为某太郎。那个“太郎”使得大L感觉颇不自在，因为日本人只有长子才能取名“太郎”的。

小L变成“太郎”君后，有一次我有事回日中学院（那时我已离开日中学院两三年了），在学校休息厅墙上的告示板上看到一张某日本会社的“募集”（招募）女办事员的广告，几个女学生在广告前边看边议论工资待遇之类的事情。我凑前看看那广告，赫然看到电话联系人后面的名字是代表取缔役社长某某某太郎。那个某某某太郎不是别人，正是“太郎”君小L。

“太郎”君后来越来越忙，越来越神秘，我们很少再有机会见面，但每次见到他，发现他总有些新的“花样”和发展。

到我移民去加拿大时，东京的一些朋友给我送行，在新宿的一家饭店一起吃饭，有中国人朋友，也有日本人朋友。大L小L兄弟俩也都去了。小L那时已离婚，恢复“王老五”身份。他基本只说日语，他那时的日语已经说得与日本人并无二致。他拿出一些相片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难掩惊奇表情，那是他与一些日本名人的单独合影，其中有几张是他与刚下台不久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握手照。小L的长相与羽田孜很有几分相像，我们之前就曾经开玩笑说他可以冒充羽田孜的儿子，看到那几张相片，我开玩笑说他终于“父子相见”。席上的日本朋友不认识小L，信以为真，瞅个空子悄悄对我说：你真有脸面啊，连二代羽田桑都来给你送行了。

我去加拿大数年之后，有一次大L和小L去加拿大，到我家里做客。那时他们都已经成家，并各有一个小孩。小L是第二次结婚，太太是北京姑娘，给他生了个大头娃娃的儿子。他那时已经三十出头，有些发福，肚子腆起，身体比原来放大一圈，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环顾一下房间，对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客厅隔成八到十间，然后租出去，收房租。我笑他异想天开，他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而是很好的赚钱方法。他说他在日本就是这样做的。接着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做法。他说他从银行收买了一些拍卖的不动产，有些是原来的仓库，有些是住宅，都是因为原来的拥有者破产还不起贷款而被银行没收的抵押品，那些抵押品拍卖价格低于市场价，但一般日本人害怕法律上有麻烦，不敢买。他将那些不动产买来稍事改造，并隔成许多小间，然后出租给在日本非法滞留的打黑工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因为非法滞留，在日本很难租到房屋，所以不愁客源。他收的租金去除贷款仍有不少多余，于是他用余款做首付，用已买下的不动产作抵押又不断收买新的不动产。以此方法重复翻滚在短短数年里他在东京收买的不动产数翻了好几倍。我问他万一收不到房租怎么办，他说那些租客都是“黑户口”，短处捏在他手里，而且他下面雇有道上的小混混，收租金时毫无障碍。我正听他神侃时，家里电话铃响，接起听时，电话那头说的是日本话，竟是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说麻烦请叫某某社长听电话。那个某某是日本姓，我稍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找小L的，原来他与前妻离婚后，依然沿用着前妻家里的日本姓。小L在电话里叽里咕噜说一通后，挂了电话对我说：日本人就是“戆”，脑子不转弯，什么小事情都要请示汇报。

2000年前后，我从加拿大回上海探亲时，去看望大L小L的父母。他们那时在苏州河畔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刚买了房子不久。那房子很好，装修的也很漂亮。他们父母很满意那新住宅。说话之间，他们父母说起小L在上海北京都买了不止一处房产，其中一处就在附近，他们父亲领我到窗边指着不很远处的一栋高层建筑说就是那里。那时的房产大概市价六七十万元，时过境迁，上海北京房价如脱缰野马狂奔乱跑了十几年，现在都已上千万。成为“金持”（有钱人）是小L当初的一大人生目标，这个目标他现在应该已经实现了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