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外大，就听说了中嶋嶺雄教授，他是当时东京外大的“看板教授”，也就是外大的招牌的意思。我读学部（本科）那会儿，他是教授国际关系的教授，后来我在外大读大学院期间，中嶋教授做了外大的校长。

中嶋教授那时在整个日本也算得上是声名卓著的，他是专攻中国问题的，在日本有中国问题“第一人者”之称，也就是业中翘楚的意思。当初在NHK等各大电视台的中国问题专题节目里经常可以见到他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解读中国种种。中嶋教授虽然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在中国不受待见，尤其是官方，对他应该是十分反感和不耐的，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反中亲台的。中嶋教授与台湾的关系十分紧密，他是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的座上客和智囊之一。李登辉后来搞的那个“两国论”，其实就是来自中嶋教授的，不过中嶋教授是主张三个中国的，除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外，他认为香港也应该自成一国。对于中国大陆，他有更加使人瞠目结舌的主张，就是所谓“七块论”，他认为中国忒大，应该分为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华东，华中，华北等多个国家才合理。至于合哪家哪门子的理他未做解释。那个“七块论”到底有几分与学术二字沾得上边，说不清楚，但听着十分一厢情愿，徒增中国反感；除了让反中的日本右翼人士听了可以自爽一下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现实意义。作为权威学者的中嶋教授何以出此惊世骇俗之论，让人颇觉不可思议。

中嶋教授著作颇丰，他早年眼光锐利，很早就看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对之痛加批判与挞伐。当时不仅中国文革正在如火如荼之中，日本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也对文革赞赏有加大肆鼓吹和歌颂，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叫好声中，中嶋教授的批判与挞伐成了空谷足音，这是他日后成为日本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资本。

我在外大读学部（本科）时，选修了中嶋教授开设的国际关系学课程，后来在大学院读硕士时，又选修了他的“地域研究”课程，参加他的研究生研讨会，还差一点成了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对中嶋教授留有较深的印象。

中嶋教授在学部开设的国际关系学课程是大课，趋之若鹜的日本人学生不必说，慕名而去选他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少，大教室里黑压压坐满一片。初次听他课时的情形还记得，上课铃响后，并未见他人，片刻之后，他才悄然来到教室。中嶋教授颇壮硕，穿着宽大的西服，比较与众不同的是他西服左上胸口袋里总是插着一块手绢，很讲究地露出小半截，上课时有时会下意识地向上拔一拔手绢，使之不至于缩头缩脑全缩进口袋去。他上课不用讲义，除了偶尔在黑板上的这里那里随手写下一两个讲到的人名之外，也没有什么板书。他讲课是漫谈式的，想到什么说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怀疑是无需备什么课的。

中嶋教授原本是学中文出身，虽然说中文时日本口音明显，但他中文功底深厚，关于中国的文史知识也十分渊博。我记得他上课时曾提到早期中共干部彭述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名字。他有一本书叫《日本人与中国人这些地方大不同》，那本书也能看出他中国文史知识的功底。那本书里有一处是他评论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写的汉文律诗的，除了从内容上指出那诗的错误与不通外，还从律诗的格式平仄韵律等方面大大嘲笑那诗是滥竽充数，在中国人面前班门弄斧。

中嶋教授上课时有时会带一两本他的新著，一面说自己是“手前味増”（王婆卖瓜意思），一面推销他的新书。他出的书很多，外大的书店里他的书被陈列在最显眼的位置，外面的书店也经常能看到他的新著。我在书店看到他的新著时，时常随手翻翻，总觉得书是新书，内容新的却不多。回锅菜似地，有一种早就说过的事情在那里翻来覆去炒冷饭的印象。

中嶋教授上课时也不止一次说到他的“七国论”，下面黑压压的学生里，间杂坐着若干留学生，上课时虽然没有人当场跳将起来，但不少留学生对他的不满和反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有一天，学校告示板附近突然出现一张日文版的小字报，言语犀利猛批中嶋教授的“七国论”，说他居心叵测，披着名教授的外衣兜售分裂中国的主张，其心可诛等等。那张小字报虽然很快就被校方揭去，但揭走之前一直有许多人围观，包括日本学生在内，叫好的不少。小字报揭走之后，校方并未追究，后来知道小字报是与我同班的一个来自广州的同学写的，他并不忌讳让人知道，愤愤地说中嶋教授太过分，不杀杀他的气焰不能平愤。那个同学自小字报事情之后不再去听中嶋教授课程。中嶋教授是否听说那张小字报，不得而知，他从未回应过那张小字报，似乎也全不受影响，之后上课依然如故，时不时地仍会提到他的“七国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