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嶋先生有句名言是讽刺人民日报的，他说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的。那话在日本流传颇广，经常被人引用。中嶋先生在他的书里和上课时也不止一次那样说。那话虽然不中听，但给人印象很深刻。

中嶋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但我总觉得他似乎不喜欢中国或中国文化。他经常批评中日同文同种的说法，说日本文化只是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却扬弃了糟粕，他举例说，比如日本就没有太监，也没有小脚妇女。他常常会对古代中国自诩为天下中心表示不以为然，我听他那样说时会想：日本自称为日出之国，岂不是一样？

在学部读书时，中嶋先生的课“休讲”（因教师有事而不上课）较多，有时上课铃响，跑到大教室里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再去告示板那里看看，贴着纸条通知说中嶋先生因事“休讲”，因为中嶋先生是有名学者，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繁忙而至。他的课没有作业和考试，期末交一篇学习报告，字数记得有规定，似乎要在数千字之上，我那时对他充沛的精力很觉得不可思议，上他课的学生有一两百人之多，惊讶他如何有时间和精力批阅那么多学生的长而无聊的学习报告。后来听通晓“内幕”的“先辈”（学长）说，其实中嶋先生不看那些学习报告，直接在上面给个分数就完了。证据是有人故意将学习报告中的前后两页稍稍黏在一起，发回来时仍未分开。我不曾那样试过，觉得对老师失礼，后来我的学习报告得了一个“良”，自觉足够好了，但心里也未免怀疑先生八成也是随手就给了我那个“良”而并未读过我的报告吧。

学部毕业后，我继续读大学院。当时我希望选择教授经济学的教授冈田先生做指导教授，但冈田先生看了我的“研究计划”后认为我的“研究方向”偏重于国际关系，建议我跟随中嶋先生学习，他说他会替我去跟中嶋先生接洽。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犯嘀咕，不愿意去。原因有二，其一是我觉得中嶋先生是看衰或者唱衰中国的，虽然他对于中国的批评或批判不无切中时弊之处，但明显属于偏见的部分也不少。而且我总觉得他讨厌中国，将个人情绪带入他的研究之中，因而对于中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评价并不客观，有些判断和预测甚至有种一厢情愿的感觉。其二是考大学院选择指导教授时，曾经听说过一个传言，说是之前曾有一个日本人院生跟随中嶋先生研究中国，那个学生与中嶋先生观点不一致，他在硕士论文里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结果论文不获通过，数易其稿仍于事无补，后来只好放弃，又转而去考东京大学重修硕士课程。基于上述两点，我觉得如果选择中嶋先生做指导教授，自己的立场将会很尴尬，论文也不好写。所幸，后来中嶋先生并没有收我为弟子。他看了我的学部论文后（冈田先生交给他的），大概不甚如意，将我原封退回给冈田教授，结果事情绕一个圈后，最后还是如我初愿，冈田教授成了我的指导教授。

在大学院期间，我也选修了中嶋先生的地域研究课程。与学部的大课不一样，大学院的课是研讨会式的小课，多在小教室或教授的研究室进行。中嶋先生的课是热门课，有十多个学生参加。而有些不太热门的课，比如我选修的小林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另一位教授的美国经济史就分别都只有两个学生参加，颇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选修中嶋先生课的学生大多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一两个日本学生。台湾学生里除一人之外，其余明显持台独立场，就台湾到底是否属于中国常与大陆学生发生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彼此各不相让。台湾学生便说请中嶋先生做裁判，中嶋先生说台湾当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西藏也不属于中国，是被强占去的云云。又说到尖阁列岛（钓鱼岛）毫无疑问是日本的，中国主张是中国的毫无道理等等。大陆学生听着刺耳反感，但并无人与中嶋先生争论。有一个自小学日语的姓李的女生，先生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争论时是大陆学生的代表性人物，听中嶋先生那样说，虽未做反驳，但嗤之以鼻的神情十分明显。中嶋先生“杨台抑中”，对大陆没有褒扬之词，他批评大陆的简化字不伦不类，说台湾保持的汉字注音符号无可挑剔，而大陆的汉语拼音粗制滥造与注音符号不可相提并论。他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拼音，转身问下面的学生谁能看得懂？台湾学生发出一串哄笑，大陆的那个外交官夫人李君，站起身来，走到黑板前，取了粉笔，哗哗哗地在那串拼音下面写出汉字句字，下面的大陆学生一起叫好。中嶋先生略显尴尬，说：“哪路耗刀”（是这样啊）。

对中嶋先生留有印象的还有下述几件小事。一是他曾经说起他年轻时一度十分景仰周恩来，可是后来（在电影里？）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声嘶力竭地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那份景仰就化为乌有了。二是有一次下课时看到一个日本学生叫诸星君的叫住他，将自己新出版的一本书送给中嶋先生。那个诸星君与我一同选修小林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彼此较熟。他原做过北海道那里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期间曾去新疆呆过一段时间，年纪不大，却较有经历，那本书是关于中国印象的。我看到中嶋先生边翻看那本书，边与之交谈给与鼓励，热心奖掖后进的姿态颇给人好感。此外，忘了因为什么事情，我曾去他研究室找过中嶋先生一次，那天是中午，他正坐在桌前随便吃一碗拉面，说完事情后，他与我小聊一会，问我来自哪里等等，之后对我说中国来的留学生很勤奋刻苦，不容易，又说我日语不错，鼓励我好好努力，并说如果申请奖学金，需要教授写推荐信，可以去找他，无需“远虑”（客气），使我觉得亲切和感动。后来有一次，在校园里路遇中嶋先生，我向他打过招呼后，他又站下小聊几句，问我近况，并与前次一样，又提申请奖学金的事情。我觉得中嶋先生虽然对中国颇多批评和和批判，但他对于留学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是发自内心十分关切和热情的。

中嶋先生在我读大学院期间，升任东京外大校长。我大学院的毕业证书上的校长签名栏下就是他的大名。离开日本后数年后，辗转听说他后来去外地开办了新的大学，并担任校长和理事长，一直活跃于日本社会和学术界。写此文之前查阅维基中嶋嶺雄条目，才知道先生已于2013年过世，享年76岁。颇觉惋惜和遗憾！又，维基里介绍说中嶋先生年轻时曾经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担任学生领袖，一边看那些介绍，一边眼前浮现他在外大时的身影和情景，遗憾惋惜之外，也对先生颇觉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