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很多“外地人”。也有不少外国人，日本人，台湾人。外国人似乎就指欧美人——这点在日本也一样。至于日本人，韩国人，或者印度人，不知是否因为他们特征比较容易辨认的缘故，上海人好像不以“外国人”含糊其称谓的。台湾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被上海人称为“台巴子”。“巴子”这说法从前的上海话里似乎未曾听到过，猜想大概类似于“戆头”（傻子）的意思，有点拎不清（搞不清状况的意思）还自我感觉甚好的那种。生性咋呼的韩国人后来也被上海人送进了“巴子”行列。不过这倒并不影响韩国青春男女偶像席卷国内山呼海啸的少男少女粉丝，其风头是不遑相让于国产小男人之《小时代》的。而至于说到所谓“外地人”，则似乎是专指从其他省市来上海打工谋生的民工的。外国人，日本人，台湾人，大多集中生活在特定的高档区域之内，与大多数本地居民其实并无多大关系。而“外地人”则渗透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与上海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多方相关，事实上，时至今日，说“外地人”是上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是并不为过的。

本人上海旧居所在的小区内外及周边就有很多“外地人”，他们来自不同省份：有江苏苏北地区的，有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四川的，温州的，湖南的，在离小区不远的轻轨站入口处附近还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地人”，在“本地人”面前来来往往，晃出晃进，做着不同的生意（大多只能算是很小的生意），干着大同小异的体力活，离乡背井，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巨无霸大都市里疲于奔命地漂泊着，忙碌着，他们的生活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生活乐趣在哪里？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本人所好奇和深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常让本人联想到如本人一般移居海外，在异国他乡生活着的中国移民的生活。

前些年临时回国内工作，在上海旧居生活了一段，认识了几个在小区附近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外地人”，闲聊之中好奇地打听他们的“生活隐私”，他们也对本人的来历及国外的生活情形颇感兴趣，一来二往成了熟人。以后每次回国碰到聊几句，问问近况，倒也有种亲切感。今年回国时，又看到其中两三位，而另外几位则又漂到其他地方去了。

今年看到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妇。做的是如张青孙二娘一般的包子馒头的生意——不过好像不卖人肉馒头的。

当初本人刚去她们那里买包子时，女主人还显得挺年轻，不知其姓名，便唤她为“小姑娘”。如今“小姑娘”已昂首阔步迈入了大妈行列。“小姑娘”的老公很自豪地告诉本人他们的包子铺生意已做了整整十二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初与这小包子铺隔路相望有新亚大包（上海的一个连锁店），旁边相距不到五十步是肯特鸡，后来紧挨着包子铺又有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饭店，上下两层，规模可观。据说装修用了三百万，入口处还有旗袍小姐“欢迎光临”。可是十多年过去后，依然留在原地做着相同生意的竟然只剩下这安徽夫妻的小包子铺了（肯特鸡迁址去了新盖的联华超市，“新亚大包”变成了煤气公司的对外营业所，而“欢迎光临”则改换门庭办起小学用“科技造福人类”了）。

这对夫妻在安徽老家有一对儿女，留在老人处，据说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女日后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包子铺从早上五点开到晚上七点。夫妻凌晨三点进店里准备，老公和面，擀皮子，老婆做馅包包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天天如此。

“拿什么娱乐呢？”我问他们。

“店里有电视机，空时看两眼。还有就是玩玩手机。”

“生病了怎么办呢？”

“不能生病，没空生病，好像也没生过病。”他们说。

前两年回去时听“小姑娘”说，她闺女大学没考上，在补习班里补习功课，准备再考。今年听说考上了。他们夫妻自然异常高兴。不知为何，我听着也觉得很高兴。

看到的另一位是山东菏泽来的。一家三口（夫妻两人外加一个半大小子）做水果生意。前几年本人还在国内时，他们做的是露天生意。铺子直接摆在小区门口。晚上用防雨布盖在水果上，然后在边上临时搭个简易帐篷，胡乱睡在里面（那个半大小子好像经常是坐在一张折叠椅上打盹的）。这怎么睡得着呢？我那时常奇怪。可是夜里或清晨经过帐篷，却分明听到里面此起彼伏鼾声不断。生存能力委实让人佩服。当时离他们百来步远的菜场那里另有一家室内的水果铺子，是江苏人开的。那江苏人在上海呆了十几年，生意做过好几种。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两个拖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女孩成天在他店里穿来穿去。附近居民大多去他那里买水果，那时我想：恐怕不会太久，山东水果铺就得收帐篷卷铺盖打道回府了吧。不料今年回去，看到山东水果铺安然无恙，而且搬到了室内，就在当初江苏水果铺的对面。

江苏水果铺则变成了“‘包’打天下”的清美面点店。

向山东水果铺的老板询问江苏老板的下落。老实巴交的老板还没来得及说话，脸上一年四季长着冻疮的老板娘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笑眯眯地告诉本人：“他们到外国去了。”

“那个外国呢？”

“俺也知不道”她说。

他们的半大小子在店里忙里忙外，已是生意熟手。也许将来能替父母更上一层楼吧。

在上述安徽小包子铺的马路对面，从前紧挨着开了好几家美容店兼做理发生意。都是“外地人”开的。本人还在国内时曾去其中一家理发，服务本人的是一位发型时髦的江苏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叫蒋石介。要我以后去店里理发就找他。我同他开玩笑，问他何不干脆叫蒋介石。他说其实古代还有个叫石介的人也挺有名的。我立马对他刮目相看。问他为何不去读大学，却来上海干理发。“读了又能怎么样呢？也未必能够赚到钱。”他说。他说他想学点手艺回去，自己开美容店。此小伙给本人印象较深也较好。后来又去理发，再找蒋石介时，却已不在。里面的几个理发师又多了几张不熟悉的新面孔。今年回去看时，连那些美容店也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家会所和唱吧。

这种地方白天生意清淡，隔着窗子可以看见里面的小姐扭着腰儿在玩呼啦圈。

在上海与同学，朋友聊天时，常能感觉到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外地人”的不屑或厌烦。

“噶地宁呀，搞依拉有啥好刚啦”（外地人，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噶许度噶地宁塞哄到上海来，菲时特了”（那么多外地人都哄到上海来，烦死了）之类的不满常可以听到的。事实上，去火车站等处看到横七竖八满地坐着大包小包扁担箩筐的“外地人”，或者坐在地铁里到火车站时，一开门，呼隆一声潮水般涌出涌进的带着五六个包裹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的“外地人”，心里生出些厌烦和不耐也是人之常情吧。不过，当与这些“外地人”稍有交流却不难发现他们有着与上海本地人同样的情感与善良，而且勤劳，坚韧，能吃苦，是有不少优秀品质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上海本就是个移民城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也不过是来得早些或晚些，如此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