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曲》是郭沫若的一本回忆录，回忆他抗战时在国民党管制区的一段经历。他认为那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也是那段历史的记录，可以帮助后来的人们了解当时发生过的事情，铭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张治中将军对这本书很不爽，因为其中有一章节是描述“长沙大火”经过和情景的。张治中认为书中描写不真实，严重歪曲事实真相，对他个人恶意中伤丑化，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两度写信给郭沫若愤怒驳斥和指责。
“长沙大火”也叫文夕大火，是长沙市有史以来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为火灾。当时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相继失利，武汉沦陷后，大量人员物资涌入长沙，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大量物资被日军获取，决定实行焦土政策，蒋介石电令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命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可是由于情报有误，谣传日军已经离长沙近在咫尺，导致长沙军警张皇失措，未能按照事前计划实行，在城内百姓未得到有效疏散和安排的情况下就点火焚烧，结果造成毁灭性损失，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被烧毁，三万多百姓葬身火海。
长沙大火之后，身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张治中虽然自请处分，但蒋介石并没有给予他非常严厉的惩治，却把张治中下属的酆悌作为直接责任人，与另外两个具体执行官员徐昆和文重孚等三人一起经公审枪决于长沙。当时舆论认为酆悌等人明显是替罪羊，代人受过冤枉而死的。张治中因为长沙大火备受时人诟病，认为他是惊弓之鸟，对人民财产极端不负责任。
张治中与中共一向关系和睦，是国民党里极少与中共不曾兵戎相见过的高级将领。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丢失大陆，张治中作为国共谈判的主要代表在谈判破裂后留在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以后成了中共座上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文革中在周恩来提议下还受到毛泽东的特殊保护，因而未受到重大冲击。对于这样一位与“我党”长期肝胆相照的人物，郭沫若的《洪波曲》里却旧事重提，揭人之短，张治中不爽也是有情可原的了。
《洪波曲》原本是郭沫若写于新中国建立前夕的旧作，五十年代末重版，里面关于长沙大火的章节未做删节或调整改动，原样照印，因而使得张治中非常不满。他在回忆录里说他原本打算报告周总理的，后来为了避‘告御状’之嫌而直接写信给郭沫若，对书中诸多描述予以批驳。比如郭沫若书里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功展这一竿之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他一个火烧长沙市。”还有：“------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万骨枯”。张治中对此说道：“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我实在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太厉害了！”郭沫若书里引用当时世间广泛流传的一副对联和匾额，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张治中指责说这副对联和匾额是代表地主，官僚，豪绅的知识分子们写的，这类人也对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写过极其恶毒的对联，为何不加分析地引用？！郭沫若收到信后回了短信，态度恭敬，立场不变。张治中再去信申辩，郭沫若再回短信表示，他出书时候可以将张治中的长信附加在书内，使得读者可以看到双方之词，也是一个史料。然而后来事情有了不同的变化，郭沫若改变主意，对书中有关章节文字做了修改。张治中回忆录里说：“谅是经过党的系统，仍被周总理知道了，承中共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同志，统战工作领导同志先后告诉我：‘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还说：‘不过，不过你的信上措辞也还厉害了些！’”张治中回忆录里提到，《洪波曲》后来在国内出版时候，内容删改不少，然而日本出版的日文版沿用了未作删改的旧版文稿。语气里不乏遗憾。
张治中与郭沫若的这一段轶事颇给人留下玩味之处：其一，郭沫若是当做历史史料来写那段经历的，因而并不因为当事人张治中不满意就放弃，可是一旦“周总理知道”了，“要他改正”，那历史是真是假就都不重要了，按照党的要求去改是最正确的。二，党的领导同志说“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那是因为被写的是与我党肝胆相照的张治中将军，如果换一个与“我党”关系不那么和睦，甚至是个敌对的人物，是不是那样写不仅合适，甚至还不够呢？三，对于张治中本人而言，与其让“我党”用行政力量强行封杀那些文字，是否让读者看到双方的说辞更加好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