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讓中共釋放蔣介石，促蔣抗日並擁戴蔣介石為抗日領袖自然是從蘇聯利益出發的。他想促成中國全面抗戰局面，使日本陷入與中國的戰爭泥潭無法脫身，以免除日本劍指蘇聯的可能性。否則萬一日本哪天進攻蘇聯，與潛在對手德國兩面夾擊蘇聯，斯大林腹背挨打無法應付。所以張聞天說，釋蔣“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
另一方面，蘇聯之所以很快反應給中共發出釋蔣指示，陳立夫認為與他通過潘漢年發給共產國際的兩份密電有密切關係。
陳立夫在他的回憶錄《成敗之鑑》裡提到，西安事變前一年，周恩來曾經給陳果夫陳立夫昆仲寫了一封語氣謙恭的親筆信，信中說道，“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臨潁神馳，佇待回教，專此並頌時祉”。

其實抗戰之前，蔣介石明里說“攘外必先安內”，暗中同時在準備抗戰之事，他當時派遣陳立夫去新疆做兩件工作，第一，和中共交涉，萬一中日戰爭爆發，中共應及時發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與蘇聯交涉，一旦中日戰爭掀起，中蘇兩國要站在同一戰線。

與中共的交涉是秘密進行的，因為忌憚日本人知道，會提前發生戰爭。陳立夫接到周恩來信後。奉命與中共秘密交涉，國民黨方面代表是陳立夫和張沖，中共代表是周恩來，潘漢年則作為第三國際代表參加。談的結果，原則上是接受中共投降，周恩來擺出低姿態，仿佛只要國軍停止剿共，任何條件都可以接受。陳立夫說國共彼此知道對方肚子裡的算盤。共方的如意算盤是，只要日寇一旦侵華，就是共方復活的機會，答應的條件隨時可以食言，到了那時候國軍方面自己抗戰不暇，共方不打日軍，國方也難對他們作有效的約束和處分。另一方面陳立夫說共方也知道國方會怎樣去對付他們，因為共方一向不受信諾，把能夠欺騙對手當做自己的能幹和得計。但為了對外表示全國一致抗日，大家心照不宣做表面文章。國方要求共方在戰爭爆發以後，需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內容包括下列四點原則：
一，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紅軍，改變為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統轄，擔任抗日戰爭任務。
四，取消蘇維埃組織，改為行政區，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中共表示完全同意並接受。談判之後周恩來打算回延安復命，陳立夫要張沖陪他先去西安，順便會見張學良由周恩來親口告訴張學良國共有秘密抗日協議。潘漢年則繼續留在南京續洽，不料就在那時候，發生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後，南京政府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張揚採取嚴厲態度，準備討伐，同時採取一切有助於蔣公脫離危險之一切措施。陳立夫根據後一條，立即約潘漢年見面，命令潘給第三國際發一密電，大意是，“張揚之叛變劫持蔣委員長，為全國軍民所不齒和共憤，蔣如遇不幸，中國失去抗日領袖，日軍可極容易占領中國，此將於蘇聯最不利，國民政府採嚴正態度，以應此變。”次日，又去一電雲，“昨電諒達，擬請立即去電令毛澤東及周恩來兩同志影響張揚，協助蔣委員長出險，此則於中蘇兩國均有利也。”兩電都用密碼發出，由南京與莫斯科直通電台拍發。次日接到第三國際復電，大意是，“潘漢年同志，兩電均悉，所見甚是，已電令毛澤東，周恩來兩同志遵照執行。”
西安事變後來果然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時，陳立夫到機場迎接並隨蔣同到蔣介石官邸，蔣介石在床側召見陳立夫，陳立夫問蔣，“周恩來在西安態度如何？”蔣答，“甚好。”陳立夫又建議說，“中央軍既已入關，似可以乘機攻占延安。”蔣俯首不答。陳立夫說他見蔣介石很疲倦，就告別而出。只是想到通過潘漢年發出的兩份電報發生了效果，心中非常欣慰。

最後再補充一個花絮，蔣介石有每日記日記習慣，即便西安事變被囚，也不曾中斷。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翻看蔣介石日記，知道了蔣介石正在讀的書，某日張對蔣說，委員長人格實在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余（我）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
蔣說，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
張說，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說，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系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思《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