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名宿，中甲某俱乐部足球主教练谢暉日前步前央视主持人老毕后尘又被人举报了。也是所谓发表不适合言论，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老毕当初是直接被封杀，谢暉是被暂停主教练职位。
老毕当初是辱骂领袖获罪，谢暉的“不适合言论”不涉及政治，他是说足球俱乐部的事情，涉及到几个球队，说了点投入与成绩不相称之类的话，说实话，我听了几遍也没听出多少“不适合”来，就是饭桌上边喝酒边与几个朋友的私下随意聊天，就算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这样的私人聊天谁会一本正经去较真“适合”不“适合”。饭桌上的私人聊天能产生哪门子“不良社会影响”？

但一经有心人举报，“不良社会影响”就出来了，视频都拍了，证据确凿，几个人饭桌上的私人聊天，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不良社会影响”还逃得掉吗？谢暉事后发微博对“不适合言论”表示道歉，同时直言对混在朋友里偷拍的举报者深恶痛绝，痛斥其为别有用心的人渣。
不知为什么，现在又人人争做朝阳群众，举报蔚然成风。从前文革时候举报或告密曾经盛行一时，那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仅密告举报同事老师朋友，还有子女举报父母的，夫妻相互举报的，那些举报自己亲人的行为当初常常受到鼓励和表彰，谓之“大义灭亲”。文革结束半个世纪了，“大义灭亲”虽然不说了，但喜欢举报告密的人似乎从来不见少。本人在日本时候就曾经有过一个喜欢举报的朋友，他因为喜欢一个女的，而那女的男朋友是黑户口，那朋友想与那女的好，就去找日本人朋友企图向日本入国管理局告发那个黑户口。日本人受托后目瞪口呆，直接拒绝说怎么能做告密者呢？告密是非常龌龊卑劣的行为，密告者在日本是非常被人鄙视的。那个日本人事后还来问我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密告，我当时告诉他那只是个别现象，中国人也一样讨厌密告者的。然而中国人究竟是不是真的讨厌举报或密告呢？倘若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是以举报告密为耻的，那就能难想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私人饭局上偷拍私人聊天内容后公然去举报密告，但反之倘若社会文化氛围是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朋友举报朋友，同事举报同事，总之鼓励举报蔚然成风，甚至“大义灭亲”的，那么无论多么私密的聊天都有可能被有心人偷拍取证举报密告，谢暉也不会是最后的“中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