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王明与陈云康生（当时用名赵云）等人坐苏联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开玩笑说王明的到来是“喜从天降”。
“喜从天降”的王明一到延安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表关于应该如何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见解，他的见解与毛泽东的主张完全对立。王明毫不含糊地批评洛川会议的决定，公然站到了毛泽东政策的对立面。王明说，现在抗战，是中华民族存亡继续的关键，国民党既然已经积极抗战，中共就应该主动与之密切配合。王明说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重要国际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长期有力地抵抗日本，日本就无力向苏联进攻，这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王明转述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争取全国和全民的团结”位居议事日程上的首位，结论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统一战线。中共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而应该按照“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行事。
王明发表以上见解，底气十足自信满满，因为他是来自莫斯科的“钦差大臣”，在他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曾经召见他（康生，王稼祥一并召见），就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等问题下达详细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记录了斯大林指示里有中共的基本任务是投身到全民族洪流中去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中共目前的主要事项是战争，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等内容。王明与季米特洛夫根据自己对斯大林指示的解读得出结论：有必要尽可能密切地与蒋介石合作，以动员起中国人民的力量，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伤害到中国的团结的独立行动，因为全民族正在进行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但其实斯大林指示里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斯大林明确要求中共在日本人后方开展游击战，诱使侵略者深入中国内地，从而捆住它的手脚。这个要求与毛泽东的策略不谋而合，但王明完全没有提起。一些历史学家评论认为，王明之所以有选择地引述斯大林的指示，是他和季米特洛夫揣摩斯大林意思后所做的一种过分的迎合，与一心为中共今后前途谋划的毛泽东不同，王明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对日本的积极抵抗最终有助于确保苏联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安全。王明说，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必须把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以便把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牢牢地困在中国，使其没有机会进攻苏联，只有这样做，我们才算履行了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王明的雄辩加上他“钦差大臣”的神秘光环使他立即占据了上风，周恩来，康生张国焘博古等大多数主要领导人都支持他。毛泽东变成了少数派，寂寞落魄，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自打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在毛泽东比较孤立的这段时间，支持他的有洛浦（张闻天）和任弼时，而正是这个任弼时后来在毛泽东彻底翻盘斗倒王明的大戏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