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有一次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原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找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商量，问他可否想办法再去同主席说说，能不能不要把北京医院改名叫做老爷医院。因为那名字实在不好听，也不像个名字。
 这事情源自于毛泽东之前所做的一系列与党的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毛泽东命令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当时的北京医院是专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设立的，因此毛泽东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泽东自七千人大会之后，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渐行渐远，当时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身居领导一线的刘少奇百般不满。1964年春夏之交时，保健局给刘少奇做体检，查出肺结核，卫生部领导想让毛泽东的私人保健医生李志绥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的意见之后，再写病情报告。毛听完后对李医生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干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毛之前就曾经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说到那些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由此，毛就做了上述一系列有关批示。
毛的批示到了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里，把他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被取消，损害到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当然也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毛主席除外），但伟大领袖的批示没人敢于说“不”，但也不能让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去一般公共医院与老百姓一同看病，必须另找途径解决。于是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研究寻找方案，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方法是撤销原来的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原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晋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主管保健，将原来专任保健的医生护士们和到北京医院去。这样等于是原来的保健人员和机构搬移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实际上并不受影响。而北京医院也相应做出调整，除了给“人民公仆”党的高级领导看病之外，也可以部分向普通百姓开放门诊和住院。然而这又涉及到感激干部的安全保卫问题，又经过反反复复的一再讨论研究，最后决定限定范围，只有周围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有资格去北京医院看病。同时医院要求这些相关单位，必须保证介绍来的患者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经过上述调整改进之后，卫生部觉得既遵照了伟大领袖的批示，同时也兼顾到了高级“人民公仆”的集体利益不受影响。然而北京医院的改名问题不经毛主席本人同意，他们不敢擅自置之不理，于是去找毛的私人保健医生李志绥商量。李医生去找毛主席汇报了卫生部奉主席命令所做的改变。最后说，“只是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毛主席听了笑嘻嘻地说，“那就还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