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初到井岡山時期，人事制度沒有建立，軍隊中的軍政幹部任，免，升，遷都由朱德提出，會同陳毅，王爾琢及龔楚商討決定，待到與毛澤東會合後，即由前敵委員會決定。選拔原則根據黨性（包括黨齡，思想），能力，資歷，功績而取決。中共蘇區時期，團長以下幹部由軍長，政委提出，軍黨委決定，即可實行。師長以上幹部由紅軍總司令部提交黨中央領導同志決定，但師長之任免，則軍長軍政委有權提出意見，報告總司令及總政委提交黨中央領導決定。對於任，免幹部，無論任何職級，都是一紙便條通知，並沒有正式任命狀及免職令，也沒有官階之指明。

政治委員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的公開代表，其職權是：監視軍事指揮員及所屬部隊，執行上級黨組織給予的一切命令及所規定的任務，鞏固黨對紅軍的控制，並領導所屬軍隊裡面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實施。為了保障政治委員在紅軍中的絕對權威，硬性規定各級軍事指揮員（如軍長，師長）所發布的命令，訓令及對上級報告，都須有政委副署（簽名或蓋章），方能生效。各種命令，若無政委副署，上不承認，下級亦不執行。政委和同級指揮員，無論平時或戰時，是相處在一起的，在政委工作規定下，為了要發揮指揮員的軍事才能，舉凡軍隊的作戰，行動，各種計劃和決心，在不違背上級意旨的前提下，政委必須尊重指揮員的意見，不得妄加干涉。同時，在各種場合，必須注意保持指揮員的威信，下級政委對上級指揮員（如師政委對軍長），必須以長官看待。上級政委及指揮員，對下級指揮員如有錯誤，須予以指責或教育的，不得當着他的下級部屬面前實行，以免損及其威信。損害了同級指揮員威信的政委，須受到黨內和行政上的處分。但如果同級指揮員有背叛革命的行動時，政委有將之逮捕的權力，如果因情況緊急，不及逮捕時可以指令特務員槍殺指揮員。甚至下級政委對上級指揮員亦有權指令特務員捕殺之。

黨在紅軍中的組織，是軍，師，團各級均有委員會之組織。黨書記，通常師以上的由政治部主任或政委兼任，團，連黨書記由團政委，連指導員兼任。一般而言，紅軍中黨的組織和黨員，對非黨員是秘密的。

紅軍政工制度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叄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南昌暴動失敗，朱德所部編入范石生部。這個時期是政治指導員制，政治指導員在軍隊中的地位低於指揮官，但高於下一級的軍官。其主要任務是：一，負責軍隊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協助指揮官達成戰鬥，訓育，管理，給養等任務。二，早晚點名做政治性訓話，定時上政治課。組織和領導士兵的文娛活動，維持軍風紀。叄，戰時鼓勵士氣，向戰士講解作戰意義和目的。慰問傷員，教育俘虜，發動戰地群眾協助軍隊，對敵軍做戰地宣傳等。四，行軍時若無敵情，政工人員先行出發，發動沿途民眾準備茶水，供應部隊，到達宿營地時，發動群眾準備出賣糧食，供應部隊。

這一時期，指揮官和政治指導員關係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員能幫助指揮員的一切軍隊工作，而且以指揮官的意見為主。

第二時期，是一九二八年紅四軍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年底古田會議止，是黨代表制度。黨代表地位與同級指揮官相等，但有代表黨監督指揮官之權利，其任務，一，領導黨的工作。二，與指揮官共同負責軍隊的領導指揮，但軍事方面須尊重指揮官意見，政治工作則負完全責任。這一時期，指揮官與黨代表的關係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時也經常因不同的意見而發生爭執，有些指揮官覺得黨代表妨礙工作進行。總體而言，他們的合作程度遠不如指導員時期融洽。

第叄時期，古田會議後改為政治委員制度。這一時期，因政委的職權高於指揮員，故而常常引起指揮員不滿，在紅四，五軍中均曾經發生過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見，彭德懷也是其中之一，但為黨所拒絕，並且引起一次糾正反政委制度傾向的鬥爭。

朱德本人，在指導員及黨代表制度時期，都與政工人員相處得很好，他自己也經常參加政治工作。他對軍隊的一切決策均召集軍政人員共同商討，政工人員對他也很尊重。但對毛澤東則常有不滿表示，他常對政工人員說：一切為了軍事勝利，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一目標，這可見得他對政工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