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5月，大顺军西撤之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的原设大顺政权被死灰复燃的明朝官绅颠覆；另一方面，清军在占领北京附近地区后，因强制推行剃头政策，激起民变，许多地方民众揭竿而起反对清廷统治。多尔衮为稳定秩序，一方面调整剃头政策，安抚民心；一方面派兵扫荡镇压民变。在这种形势下，清廷需要一段时间以巩固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另外，清廷对退往山西的大顺军也还有所顾忌，一时不敢轻易派兵南下。这样，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这种真空状态本来给南明朝廷提供了出兵占据领土扩大势力范围的良机，可是，弘光朝廷却按兵不动，坐失良机，拱手将机会让给了清廷。清廷多尔衮先后派出明降臣方大猷和王鳌永等人招抚山东，河南。又派出清兵八旗将领觉罗巴哈纳，固山额贞叶臣率兵收取山东，山西。反叛大顺政权的明朝官绅原本不愿归附清廷，但得不到龟缩于江淮一带的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援，在清廷大军压境之下，只得拜表归顺清廷。于是，清廷轻而易举占领了畿南，山东大批州县。

弘光朝在建立之初，整个朝廷都沉浸在借用清廷兵力扫灭流寇大顺军的梦想里，所谓的“联虏平寇”就成为弘光朝的基本国策。7月上旬，弘光朝廷讨论派遣使者同清方联络事宜。当时朝廷内有少数头脑较为清醒的大臣如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等人上疏提醒应对清廷保持警惕，主张自强之道，但被弘光朝廷否定。弘光帝朱由菘登位既然靠的是四镇，四镇以“定策”封爵，本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经营北方事物。

弘光朝初建时候，大顺军占领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随着清兵占领畿辅，大顺军西撤，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度出现归属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对峙的态势下，因大顺政权已经无力东顾，这一广大地区就变成了南明和清廷争夺的局面。当时，畿南，山东，河南旧明朝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是打着恢复明室旗号的。这对弘光朝而言，乘势出兵北上以响应官绅，乘势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按理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机遇，但弘光朝廷一味抱残守缺，逡巡不前。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弘光帝靠四镇“定策”登位，原本没有进取之心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弘光朝廷惧怕清军。明朝自万历末年以来同满洲清兵作战屡战屡败，到明朝末年又被大顺军摧枯拉朽，明廷将领望风而降，如高杰之类都是大顺军手下败将，现如今连势如中天不可一世的大顺军都被清兵打得一路西窜没有招架之力，清兵之强悍能征惯战足以让南明朝廷望而生畏。于是，弘光朝廷维持偏安一隅状态，卑躬屈膝讨好清廷，摆出不与清廷争夺山东，河南等地的姿态，想以此避免刺激清廷，免得引火烧身授清廷以南下的口实。同时，又坐山观虎斗，看清廷追剿大顺军。弘光朝这种“与世无争”的软弱不自持，使得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占领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旧明朝官绅既然无法得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无奈被迫归降清廷。

总之，弘光朝立国之初，是以大顺农民军为敌，而对“外敌”清廷采取一味退让政策，在自以为得计的“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偏安一隅，朝廷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对他们而言，只要保住江南这一片肥沃土地就足以安家立命，对于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和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则完全不管不顾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