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七月，稍晚于福州隆武政权的建立，浙东鲁王朱以海被张国维等人奉迎推举，在绍兴就任监国，是为鲁监国政权。

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清朝后，浙东士大夫迫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而自发组织的抗清政权，

带有很大的地区性特色。参与拥立鲁王的张国维等官绅开始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建立隆武政权，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得知隆武政权的消息，立即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都与崇祯帝相距很远；在拥立时间上，唐王隆武政权稍早与鲁王监国政权，而且隆武政权已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而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朱以海的出任监国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在山东兖州。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其弟朱以海也险些被杀，死里逃生后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对清廷刻骨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是以能够坚持民族气节，毅然肩负起抗清旗帜，但他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政治上任用腐败无能的皇亲国戚，军事上也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

如前所述，弘光朝廷覆灭，潞王朱常淓降清，使得南明帝系再次中断，唐藩朱聿键，鲁藩朱以海以远系宗室先后被福建，浙东官绅将领拥戴继统。这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不久，随着情况的明朗化，唐藩朱聿键隆武朝廷以建立时间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权的支持，使得鲁监国政权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鲁监国退位归藩则可以使得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一朝黄袍加体，要他再主动退位回归寓公生活难免留恋难舍，而且拥立他的大臣们很多也不愿放弃自己“定策”之功，担心转入隆武朝廷将不受重视。于是出现了唐，鲁对峙局面，拖而不决。

九月，隆武帝派遣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担任同等官职。对于是否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监国大臣中出现了巨大分歧。有人主张开读诏书赞成闽浙联合，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以免浙东独树一帜，孤立无援。然而遭到大学士张国维等人的坚决反对。反对者中甚至有人主张“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意为不惜动武争夺帝位。唐，鲁争立由是愈演愈烈。

隆武帝后来派使者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死。鲁监国政权中不少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朱聿键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朱以海则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报以颜色，他派人到福州“以公爵封芝龙兄弟”。隆武帝闻讯大怒，把来使囚禁起来。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陈谦，陈谦与郑芝龙关系密切，他的被杀引起了郑芝龙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虽然唐，鲁的共同敌人是清廷，但这两个政权很大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两个政权的文官武将们的升迁甚至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被作为两个朝廷相互拉拢挖墙脚的手段而封官许愿。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织有力的反清阵线。

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鲁监国政权处在抗清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正中下怀，按兵不动有了借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