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正当孙可望大西军由云南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时，清军向永历朝廷管辖下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十一月初四日，清廷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孔有德部占领桂林，两广地盘土崩瓦解。永历朝廷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就义之外，大部叛变投降，还有个别的避入深山少数民族居住区。

驻于梧州的永历帝一天之内接到东西两省省会失陷的消息，惊恐万状。在极少数大臣簇拥下逃往浔州。浔州守将陈邦傅眼看大厦将倾，决意降清，暗中计划劫持永历帝献给清方作为献礼。永历帝朱由榔得到密报，不顾倾盆大雨，仓皇逃往南宁，皇帝的卤簿和随驾官员都被陈邦傅叛军捜劫一空。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宣国公焦琏杀害，向孔有德投降。

辖地全失，走投无路的朱由榔不得不把希望全部寄托于原大西军和大顺军。首席大学士文安之自请前往四川督师，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尚方宝剑节制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川中诸将。同时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派兵入卫。按照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了危急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他为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而拒不接受“冀王”。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仪，张明志领精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帝，同时也借机逼迫朝廷承认伪敕封秦王的合法性。贺九仪，张明志到达南宁后，杀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王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金印。孙可望上疏谢恩。

封秦王的争议如此算解决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就孙可望而言，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里，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被迫违心地同意真封他为秦王的。因此，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封吏，户，礼，兵部尚书，从而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对于孙可望的目无朝廷，任意格杀，逼死大臣，难免心怀疑惧和愤怒。接着，在杨畏知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杨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陕西宝鸡人，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是同乡，又较早和原大西军共事，如果安排得当本可以从中斡旋，减少双方隔阂。当杨畏知奉孙可望之命来到南宁时，认为贺九仪等人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有伤大体，上疏劾奏贺九仪等人。永历帝决定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这一措施本是为了加强朝廷同原大西军将领之间联络的纽带。不料，此举激怒了孙可望，孙可望命令贺九仪把杨畏知押回贵阳，责问他为何擅自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职务。杨畏知回答说，既然你已经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为何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学士职务。孙可望认定他心向永历帝，不忠于自己，就下令把杨畏知拖出斩首。

杨畏知被杀，充分暴露了孙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历朝廷的招牌，一切生杀荣辱的大权都揽归自己。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了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