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与孙可望的合作虽然使得抗清斗争出现新局面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但可惜，可能性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当孙可望把永历帝安置于笼中以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但他不懂如何演好这个主角。

关于孙可望的秉政，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的政治风云中确实是出来拔萃的人物，治理军国大政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欲壑难填，以至于利令智昏，因而无法高瞻远瞩，正确地观察和驾驭全局。就治军治国的才能而言，他在顺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张献忠遇难后接过元气大损的大西军领导权，开疆辟土，把久历战乱的云南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接管贵州后，也在短期内就把这个贫瘠的省份治理得井然有序，生产迅速得到恢复。虽然，治理云贵地区的功绩不应该全部归于孙可望一人，但他作为最高决策人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李定国在顺治九年以后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也是同在云南的休整和有力的后勤支援密切相关的。

孙可望做出联明抗清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在联络永历朝廷的初期备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骗与刁难也是事实。从他不失时机地派兵救出永历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辖区来看，表明他对永历皇帝的号召作用是有所认识的。然而，在如何正确有效利用永历这面旗帜的问题上，孙可望却犯下了大错，没能交出合格的答卷。他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光知道暂时需要利用永历朝廷，却不能安置得当，注意维护朝廷的表面尊严。

当时，原大西军管辖区内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昆明是原大西军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长期活动的中心，贵阳则是孙可望以“国主”身份发号施令的地方，在这里孙可望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的行在。永历帝迁入原大西军管辖区后，本来理应驻跸于昆明或贵阳，以原大西军建立的政权为基础逐步改造南明朝廷。但孙可望没有这样做，他从他自身利害出发，生怕把永历帝移至昆明后可能受到李定国，刘文秀的影响，使得自己不便操纵；而如果迎来贵阳，则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事务至少应该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认可。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孙可望而言都是难以容忍的。为此，他把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随从迁往自己的嫡系军队控制下的安隆，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来家。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然号称行宫，实际极其简陋。而孙可望自己在昆明建造的王府极尽豪华奢侈“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在贵阳也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是宏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国难当头，民力凋敝，孙可望的穷奢极欲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着实让人吃惊。而这同他拨给永历帝居住的安隆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拨给很少的银两和米供永历帝君臣，随从支用。永历帝说不够用，孙可望不予理睬。范应旭，张应科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一有风吹草动随时飞报孙可望。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连原大西军领导人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例如，朱由榔刚迁到安隆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恭候万安，并进献银币食物，孙可望知道后大为恼怒。又，李定国攻克桂林，到安隆行在报捷，永历帝以玺书劳慰，极其称奖。孙可望知道后，认为不对他报捷而对永历帝报捷，极为愤恨。其实李定国不仅向孙可望报告了桂林大捷，献俘也是解往贵阳交给孙可望的，只不过派使者到安隆向永历帝奏捷而已。但孙可望却认为所有军国重事必须由自己一手握定，视永历帝与大将之间文书往来为大忌，可见其心胸狭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