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定国驻军衡阳时，孙可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亲自由贵州来到湖南沅州（今芷江）。他派大将白文选统领马，步兵五万余名进攻辰州。二十一日，明军分水，陆两路进抵辰州城下，把该城四面包围。清守城总兵徐勇命令副将张鹏星领兵出战，被明军炮火轰毙。徐勇依然据城抵抗。次日，白文选以大象为前驱，突破东门，大队兵马冲入城内，徐勇于混战中被乱刀砍死，辰州知府及相关文武官员也大多被俘处斩。孙可望改沅州为黔兴府，将该府改为隶属贵州省。

孙可望攻克辰州，次日李定国又在衡阳击毙清军统帅尼堪，由当时明清双方在湖南的所处形势看，明方占据主动，孙，李会师本有一鼓作气全歼入湘满清八旗军从而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清军接连遭遇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的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能抓住有利机遇部署决战，反而妒贤嫉能，导致了明方内部的矛盾激化。

1650年到1651年，孙可望凭借在云南建立起来的精锐之师为核心，通过“会盟”形式把南明各方割据自雄的残存兵力加以改编，在实际上掌握了永历朝廷的大权，这对于消除内部腐败纷争，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军事力量和后方基地本是一个重大贡献。可是，孙可望气量狭小，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1651年二月，他自称“国主”，把军国大全集中于一身之后，自认为可能会危及到他“国主”地位和权威的人有三个，这三人分别是永历帝朱由榔和原本与他地位相仿的带兵主将李定国，刘文秀。而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手握重兵并且在原大西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国，刘文秀同仍然保有皇帝虚名的朱由榔之间建立或发生比较密切的关系。李定国攻克桂林后，尽管在献俘等事宜上充分尊重孙可望这位身居贵阳的“国主”，而对屈居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只不过送去了一份报捷奏疏，孙可望就大为不满。四川保宁战役之后，孙可望又乘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发往云南闲住。这一举措实际上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他本可以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不仅使得刘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引起了愤慨不平。

更加严重的是，在李定国接连歼灭清朝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振之时，孙可望妒忌之心益发强烈。李定国攻克桂林后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只有清廷颁给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册和人参数捆，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小人之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侵吞就是分赏给将士以示恩收买人心。到了李定国在衡阳战役中击毙尼堪的消息传来，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孙可望已经容忍不下他了。衡州战役之后，孙可望密谋定计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只待李定国到来即行拘捕，将李定国所统军队转交冯双礼指挥。如果说孙可望解除刘文秀的兵权还多少体现了赏功罚败的原则，谋害战功卓著的李定国就极为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赶往李定国军中告密，劝他绝勿前来赴会。

1653年正月，李定国行至武冈州，得知孙可望阴谋害己，悲愤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广西。

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尼堪被击毙后，入湘八旗军由贝勒屯齐统领），若能全歼清军，势必重创满洲八旗实力，然后乘势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有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当他得知孙可望置大局于不顾，竟然蓄意谋害自己的时候，伤心欲绝，不胜愤慨。1653年二月下旬，李定国帅所部四五万兵马放弃永州（今零陵），经永明（今湖南江永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义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得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约为十万。三月初六，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次日进至周家铺，当时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下雨，双方列阵相峙。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伤亡损失惨重。清军趁势占领了宝庆府。（待续）